【原文】
昔荀悅有雲︰“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浩專對之辭則書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議，微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于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日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族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于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網。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譯文】
過去荀悅說過︰“著作史書有五條宗旨︰一是符合道義，二是表明法則，三是貫通古今，四是著錄功勛，五是表彰賢能。”干寶解釋這五條宗旨是︰“是規劃治理國家的言論就記載；是用兵征伐的權謀就記載，是忠臣、烈士、孝子、貞婦的節操就記載，是朝廷文浩以及交涉應對的言論就記載，是在才能力氣技藝方面有特殊之處的就記載。”因此采用二人的論述，五條宗旨的概括，大概史書記言記事所應包含的內容，已經有了個大概了。但一定要說沒有遺漏，恐怕還有沒說到的地方吧！這里再擴充三條，以增補前面的條目。一叫敘述沿革，二叫表明罪惡，三叫宣揚怪異。是什麼呢？禮節的取舍、儀式的簡繁有變化就記載；君臣邪僻，國家動亂衰亡就記載；冥間和人世相互感應，禍福發生之前有征兆就記載。用這三條，加上五條宗旨，那麼史書所記載的，差不多就沒有缺漏了。考察史書的編撰，哪一種不是根據這些啊！
【原文】
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網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清。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菜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摧發而數，庸可盡邪！子曰︰“于予何誅時？”于此數家見之矣。
【譯文】
但是自古以來的作者，很少能沒有毛病的。假如著述不遵守法規，那麼用什麼給後人做示範？班固指責司馬遷說︰“談論大道理是黃、老地位在上，《六經》地位在下；記敘游俠是降低處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地位；敘述貨殖是崇尚權勢財利而羞于低賤貧窮，這是他的不到的地方。”傅玄又貶斥班固說︰“論迷國家的典章制度是掩蓋君主的過失而貶抑忠臣；記敘世風教化是看重曲從討好之人而輕視忠直有氣節之士；敘述時務是重視詩文而忽略事實。這是他的失誤之處。”探究班固、司馬遷二家的史書，都各有擅長，自成一家，卻各自受到攻擊，遞相揭露瘡疤。雖說自我估量比較確實，但完全發現自己是困難的，可說是笑話別人不夠精巧，忘了自己的笨拙。智力突出的人尚且如此，何況智力平庸之人呢l假如根據前代哲人的指示，校正後來人的失誤，如王沈、孫盛、魏收、令狐德菜等人，論述帝王的事業時，是偏袒悖逆之人而誣蔑忠義之士；記敘國家時，是貶抑正統的、符合道義的國家而褒揚篡奪而得的政權；記述風俗時，是崇尚夷狄而鄙薄華夏。這還僅是個大概。如果要進一步加以收集摘錄，找出其全部錯誤，那就摺發難數，哪兒能夠窮盡！孔子說︰“對于宰予，哪值得責備？”在這幾人身上可以用上了。
【原文】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于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榮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紀橋授書于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間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譯文】
又听說，怪、力、亂、神，是孔夫子所不談的；而侍奉鬼神以求福，是墨子所相信的。所以聖人對于這些事，若有若無而已。如簡狄吞燕卵而生殷契，龍涎被打開而周朝滅亡，惡鬼毀壞大門而禍害晉侯，眾鬼在社壇邊謀劃而曹國滅亡，大江的使者送還玉璧給秦始皇，老人在紀橋傳授奇書給漢相張良。這些則是關系到軍國的大事，是涉及到興亡的道理，如果有就記載下來，以表現征兆的靈驗是可以的。可是王隱、何法盛等人所編撰的晉史，卻專門采訪州縣鄉里的小事，街巷之間的瑣碎言論，聚而編之，稱為《鬼神傳》、《鬼神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言論不是正規的言論。就不同于《三史》所寫的，《五經》所載的了。
【原文】
範嘩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于《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凜君、梁瓤，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站。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酒，左持鰲而右杯；劉琶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狠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
【譯文】
範嘩廣泛采集眾書，剪裁成《後漢書》，頗有新奇精細之處。至于其《方術》一篇以及各蠻夷傳，卻采錄王喬、左慈、凜君、架抓，這樣的只是一些迂腐荒誕的言詞，違背常理的事情。可算是美玉上的瑕疵，白圭上的斑點。可惜啊，沒有這些就好了。再有，自從魏、晉以後，著述的種類多起來，《語林》、《笑林》、《世說》、《俗說》，都喜歡記載一些調笑戲謔的細事瑣語，一些為人們所譏笑鄙視的奇文異事。雖然受到有識之士的非議，卻挺受無知之人的喜歡。這樣的風氣一起，很多國史也就與其相同。如王思性格暴躁，起來驅逐蒼蠅，蒼蠅不走，就把筆仍到地上踩壞；畢卓沉緬于酒，說“左手持蟹鰲，右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劉邑鞭打吏卒，為了吃他們鞭傷上所結的瘡痴；朱齡石戲弄其舅，割了他頭上的瘤子，這一類事情蕪雜，言詞庸俗，而歷代正史，拿來作為高雅的言行。使讀到它的人開顏一笑，听到它的人鼓起掌來，當然和史書的記錄功過、揚善懲惡意義不同。
【原文】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錐，魯獲如靡。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愛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微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譯文】
大致近代史書的筆法，敘事比較繁瑣。討論起來。其中最嚴重的有四點。祥瑞，是用來闡發大德，隱微地頌揚聖明之君的。至于如成雙成對的鳳凰飛來，一睫雙穗的禾稻進獻，秦文公獲得聲如野雞的若石，魯國得到像璋子一樣的麒麟，這些在《尚書》、《春秋》中尋找，上下數千年，能夠得到記載的，大概不過那麼一兩件而已。到了近古就不是這樣了。凡是有祥瑞出現，都與治亂無關。作君主的受到迷惑，為臣下的進行欺騙，所以君主的德政愈少，為政愈劣，祥瑞倒愈多愈盛。因此桓帝、靈帝所受的賜福，比文帝、景帝要多；前漢的劉氏、後趙的石氏所應驗的符瑞，比三國魏的曹氏、東西晉的司馬氏，成倍的增加。而史官收集那些謬說邪言，加以記錄，真偽不分，是非不辨。這是第一個繁瑣之處。
【原文】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網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于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渴其君，子勤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譯文】
當春秋時代，諸侯竭力爭斗，各自爭雄稱霸，有自己的君主。《春秋經》上記載某國來使，某國君朝見天子，是為了表明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交往，天子的盛德所及。這些都是國家的大事，不可缺少。而自從《史記》、《漢書》以來，承襲經書所作，至于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肅慎朝貢這一類的，記載下來是可以的。而至于如藩王、封疆大臣等朝會京師，也要記載于《本紀》，這就和《春秋》的義法不一樣了（如《漢書》記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記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就是如此）。臣僚渴見其君主，兒子覷見其父親，這只是常情，不屬于異聞。把這些載之于史冊，是多麼浪費文辭！這是第二個繁瑣之處。
【原文】
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黯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垂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網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犢，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譯文】
至于說到百職千官的任免升降，可以在本紀中記載姓名的，大概只有三公而已。所以西漢史官編撰史書，只編入垂相、大夫之類，東漢則只列司徒、太尉之類。而近代卻從三公以下，一命以上，只要得到較厚的傣祿，無不全部寫出。而且同為一人，身兼數職，有的只是加餃而沒有實際職位，有的只是空有其名而無實位。宣唱的司儀把嘴都唱累了，題署的人把手都寫累了。把這些詳細記入史冊，有什麼值得看的？這是第三個繁瑣之處。
【原文】
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于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垂郎，聲不著于一鄉，行無聞于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譯文】
對于人物的世系傳承，只要寫出他的邑里也就可以了。若有開基建國，繼承家業，世襲的勛祿得以繼承；先輩積仁累德，子孫不改其志。如項籍的先輩，世代都為楚將；石建的後代，都以潔身謹慎相傳承。這些屬于事跡特別特出的，在傳內略作記載還是可以的。這方面的失誤則有父親官位不過令長，兒子官階僅是承郎，名聲不能著稱于鄉里，行為不能聞名于十戶，卻一一敘述他們的名位，毫無遺漏。這其實是家譜，與國史無關。這是第四個繁瑣之處。
【原文】
于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譯文】
因此考察這四個方面，用以觀察近古以來的史書，足以說明已經形成積習忘記返回，放任而不知所歸，背離了編史者的規範，違反了哲人所立的標準了。孔子說︰“我們那里的學生們志向高大得很，文彩斐然可觀，我不知道怎麼教導他們。”大概就是指這樣的了。
【原文】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網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鄭子，始聞少眸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段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機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譯文】
也有言論或許可以記錄，功績或許可以一寫，而本紀中沒有記載，列傳中也不記其事。為什麼這麼說呢？從上古開始，直到中古，其間有些文獻典籍可以說一說。以仲尼這樣的聖人，要訪間鄭子，才知道少眸氏的官名來源；以叔向這樣的賢者，要詢問子產，才能辨明黃能作祟的由來。有的如八元才子，因為季孫行父才得以流傳；有的如五投大夫，借助趙良之口而為人所知。由此可知當時的正史，民間所流行的，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所記載的，虞、夏、商、周的春秋、禱機所載錄的，缺略的東西很多啊。
【原文】
既而汲家所述，方《五經》而有殊，馬遷所書，比長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網，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筐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譯文】
以後汲家書所記載的，和《五經》相比而有所不同；司馬遷所著，與《三傳》相比而多有區別。裴松之補陳壽之所缺，謝綽拾沈約之遺，這就又是言滿五車，事過三箱了。記事這種體裁要求簡而且詳，疏而不漏。如果繁瑣處一字不拉，減省處大多拋棄，這是忘記了適中的原則，丟棄了均衡的道理。只有博雅君子，才能知道其中的利害得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