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雲︰“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琶、劉峻、徐陵、劉炫之徒扮，各自謂長于著書，達一于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嘈于朔方L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于《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椅掖蕊，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堤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風。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欽？孝標施論談理襯，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棲》一志很，直是文章殆。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範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扛，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元。磋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濡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元，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速遭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
【譯文】
具備修史才能是困難的，而且非常困難。《晉令》上說︰“修撰國史的責任，交給著作郎承擔。每一個著作郎初上任，一定要撰寫一個名臣的列傳。”這大概是考察他的寫法，假如不具備這樣的才能，就不能掛名于史官之職。歷觀古代的作者，如蔡琶、劉峻、徐陵、劉炫這些人，都自稱長于著書，精通史體。但是就像只要看侏儒的身體的一部分，其它部分也就能知道了一樣，只要看他們的著述的一小部分，其它情況也就可以清楚了。查蔡伯嘈在朔方上書，說應當增廣班固的《天文志》。《漢書》中的《天文志》，其實是最大的累贅。如果要加以指摘，只應當看作密植的禾苗，把它鋤掉，怎麼能繼續他的錯誤，更增加這種蕪雜累贅呢？這就好象已經看到黃河泛濫的危害，卻不增加堤防以阻遏它，反而想要挖開口子放開它，以加速加大洪水的危害。如此論述歷史，恐怕不是精練通達的吧？劉孝標立論談理，確實是無與倫比，可是他的《自敘》一文，過于繁瑣零碎；《山棲志》一文，簡直就是文學作品，恐怕難以與司馬遷、班固並列，與陳壽、範嘩比肩了。徐孝穆在北齊，曾有志于編撰梁史，等到回到江南，書竟然沒有完成。唉！以徐公的驕麗文體，放到史傳上來，怕也就像兒戲一樣的“霸上軍”，不是“真將軍”。幸虧他量力而行，沒有編寫，可算是有自知之明了。劉光伯作為一個博學大儒，卻困頓不遇。看他的用心致志的自敘，想要流傳後世，可是言詞都很淺俗，道理也緣有重要的。難道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能夠背誦《詩經》三百肖，雖然多，又有什麼用處”嗎？
【原文】
音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劣。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譯文】
過去孔尼父說過︰“文彩勝過質樸就是史。”大概史就是當時的文，然而質樸淳厚的風氣已經消散，時過境遷，文和史走向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以張衡的文學才能，卻不熟悉作史；以陳壽的史學才能，也不熟練作文。如果說有人既能撰著《兩都賦》，又能編纂《漢書》；有人既能作《八詠詩》，又能編纂《宋書》。可像這樣的人，又有多少呢？
【原文】
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升尤工復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撅以沈迷，庚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己，猶且乖濫躊駁，一至于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里無咎，蓋亦難矣。
【譯文】
所以大略地看一下近代，有人屬于文章之士，而又同時編修史傳。他們編修史傳的樣式是︰羅含、謝靈運宛如撰寫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接寫成銘、贊的序；溫子升特別擅長對偶的句子，盧思道尤其喜好驕儷的詞語；江總傾心于艷辭而沉迷其中，庚信流于輕薄而不知收束。這是他們的大致情況。但前面的這幾個人所撰著的，不過是不正規的偏記雜說，短篇小傳而已，尚且悖謬駁雜到了這種程度，何況要讓他們編撰一國史書，包羅一代史事，使其始末完備，從內容到形式都沒有錯誤，大概也是很難的了。
【原文】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于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銼綜之識；連章累犢，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嬌，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于流俗，見嗤于朋黨。遂乃哺糟戳酩，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譯文】
但是自從世人重視文采，詞句追求過分華麗，于是史家的筆法無人重視，詩人的文辭成為中心。每當史館職位有空缺，或是需要征集修史人才，凡是得到任命的，必定是文學之士。于是使執筆編撰之人，大多沒有考核和綜合的識見，著述連篇累犢，卻難得有寓意深刻的言論。可是舉世之人都認為他們是能人，一時無人敢于輕慢他們。假如其中有人能力如同班彪、華嬌，才學可比班固、荀悅，懷有獨到的高明見解，胸有修史大業的抱負，都要受到流俗的困辱，和心有偏私的人的譏笑。于是只有隨波逐流，放棄原則地跟隨著亂寫一氣。盡管有真知灼見，由于沒有地位，無法表明自己。這就是管仲所說的情況了︰“任用君子，卻又用小人參雜其中，這是損害霸業的方法。”
【原文】
昔傅玄有雲︰“觀孟堅《漢書》，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磋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嘆，豈獨當今者哉！
【譯文】
過去傅玄說過︰“看班孟堅的《漢書》，確實是馳名一代的奇書，等到他和陳宗、尹敏、杜撫、馬嚴編撰中興紀傳，那文辭簡直不值得一讀。或者是受時代所局限吧？要不然，為什麼那麼不一樣？這以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這些人繼續編寫，最終完成。大概也都是局限于所處的時代，因而不能完全表現自己吧？是多麼更加鄙陋啊。”唉！時代局限給編史者所帶來的危害，是由來已久了。這是自古以來人們所慨嘆的事，又哪里是今天才這樣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