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暗惑第十二

类别:史部 作者:刘知几(唐) 书名:史通

    【原文】

    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昨,诬其太子者。夫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干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今聊举一二,加以驳难。列之如左。

    【译文】

    当人对事物的认识模湖不清,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往往辨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古代有人将头发绕在烧熟了的肉上,进献给国君,使国君误以为是厨师要谋害他;又有晋国的骊姬把毒药放进太子申生进献给献公的祭祀后的酒肉中,诬陷太子要谋害献公。头发经过火烤,必然会被烧毁;毒酒过了一夜,药性散发,就不能毒死人。然而,做这些事的人把罪名栽到他人头上,君王们却信以为真。受诬陷的人当时受到惩罚,并且千百年来受人责难。史书叙事,大多也象这样。有的从情理上考察,一看就知道是欺骗人的,不真实的。然而,自古以来的学者们,没有一个察觉它们是错误的,这种事例在史书中很多。今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驳难,列之于下。

    【原文】

    《史记》本纪曰:警雯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警史与象共下土实井。警雯、象喜,以舜为已死。象乃止舜宫。

    难白: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引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差里,孔父厄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出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按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译文】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的父亲警史让舜打井,舜知道父亲与弟弟象要杀害他,便从井壁上挖一地道逃了出来。警雯与象一起往井里填土。二人以为舜被活埋掉了,非常高兴,象便占据了舜的宫室。

    驳难:有一种世俗之外的人能够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刀枪不能入,罗网罩不住,象左慈能将一小片木头变成羊,刘根倏然间进入墙壁之中。而世俗中的人,不可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也不可能避开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即使是大圣人,也是如此。象文王被拘押在羡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然而,世间一些愚蠢的人,都认为只有变幻多端的人,才能称为圣人。岂知圣人只是知识广博、对许多事物都通晓、有着多方面才能的人。与世俗中普通的人,有什么不同啊?而《史记》说舜进入井中后,又暗中穿孔,从别的井中出来。这是将舜当作左慈、刘根一类的人了。而不是当作文王与孔子一类的人。如果这样来看待圣人,就难以和这些人谈论圣人之道了。司马迁曾经说过,黄帝、尧、舜的不见于记载的事迹,常常在其它地方见到,我选择其中可信的,放在《本纪》的前面。然而前面所述的舜在井中穿孔而出的事,难道是可信的吗?

    【原文】

    又《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难曰:盖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赢隆异等,修短殊姿,皆享之自然,得诸造化。非由仿效,惮有迁革。如优孟之像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昔陈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谍从溢,六日而苏。遂使竹帛显书,今古称怪。况叔敖之没,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洁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岂有片言不,一见无疑,速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梦中行,岂人伦所为者哉?

    【译文】

    又《史记•滑稽列传》说,孙叔敖任楚国相国时,廉洁勤政,使楚王成为称霸中国的霸主。然而,在他病死数年后,他儿子竟穷困到靠砍柴度日。于是,宫中滑稽演员优孟便穿起孙叔敖的衣服,言谈举止,模仿孙叔敖的样子。经过一年多的练习,装扮和神态完全象孙叔敖,到了楚王与他的大臣认不出是优孟的程度。庄王饮宴,优孟扮作孙叔敖的样子上前祝寿。庄王大惊,以为是孙叔敖复生,想重新任命他为相国。

    驳难:古人曾说过,人的精神世界各不相同,就好象每个人的脸不相同一样。人的高矮长短、外形相貌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天生的。人不能仿照别人而改变自己的身高与相貌。优孟装扮孙叔敖,模仿他的腔调,穿着他的衣服,这或许能够做到和孙叔敖一样。但是,眉目口鼻,如何变得和孙叔敖一样呢?又怎么会使楚王与他的左右大臣居然没有一点怀疑的呢?三国时,有个名叫陈焦的人,死后多年,竟然从土中出来;春秋时,秦国的间碟被晋国吊死,六天后却又能活转过来。于是这些事被载入书中,人们至今仍感到奇怪。然而,孙叔敖死去数年后,优孟扮作的孙叔敖才出现在庄王的面前,如果庄王真的以为是孙叔敖复活,一定会非常惊讶,首先应该问问他为什么能在枯骨上重新长肉,棺材被封死了又怎样被打开的,哪里会有一句都不问,见了面后毫不怀疑,立即就加以宠爱,并恢复其职务与待遇的道理?这很象梦幻中出现的事情,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来的事?

    【原文】

    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女区乎采芭,归乎田成子。”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速呼以溢,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按《左氏传》,石猎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伙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家令说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说,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仓一丫”馆总弟卞一沙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译文】

    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田常成子用大斗借粮给人,却在别人还时用小斗。齐国人唱的一首歌谣说:‘老太婆采了芭菜,都要送给田成子。”,

    驳难:一般来说,人在死了之后,才改用溢号称呼他。为什么田常还活着时,就用溢号“成子”来称呼他呢?所记歌谣事不真实,由此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又《左传•隐公四年))i己录石错的话说:“陈桓公正受周王的宠爱。”陈桓公在鲁隐公四年时,离死日还有十三年呢,石错怎么会在和人谈话时,称他的溢号呢?《论语•述而》中有陈司败问道孔子昭公知不知礼的话,陈司败是前代人,怎么会问起后代的昭公事呢?再如《史记•高祖本纪》上说:“高祖虽然是人的儿子,但他是天下人的主人。”此话说于刘邦未死时,怎么称他为高祖呢?诸如此类,错误是一样的。不过,这些都是撰史者的失误造成的,可以将它们改正过来。但是,象《田敬仲完世家》中称“田成子”,是在民歌中以韵语的形式出现的,要把它改过来,还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单独将此例子挑出来,作为一个典型。

    【原文】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段,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进间曰:“昔夫子尝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长无子,母为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无应。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难曰:孔门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参鲁,宰言游学,师、商可方,回、赐非类。此并圣人品藻,优劣已详,门徒商榷,减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隶于四科,誉无偕聆十哲。逮尼父既段,方取为师。以不答所问,始令避坐。同称达者,何见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犹使丧明致罚,投杖谢想。何肯公然自欺,诈相策奉?此乃童儿相戏,非复长老所为,观孟柯著书,首陈此说;马迁裁史,仍习其言。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

    【译文】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死后,因有若长得很像孔子,于是,孔子的学生将有若当成老师,就象服侍孔子那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问到有若:“过去孔夫子在临出门的时候,让学生带着雨具,不久,果然下了雨。”又问他:“商瞿岁数大了,但仍然没有生出儿子,泄珍纂想为他再娶一个女子。孔子说:‘商瞿四十岁以后,应该有五个男孩。'后来,果然是这样。敢问夫子是怎么预料到的呢?”有若哑口无言,答不出来。学生们便说,“有若,你离开老师的位置吧,这不是你能坐得了的。”

    驳难:孔子的学生有七十二人,高柴、曾参愚鲁,宰我善于言谈,撷孙师与卜商两人的德行可以进行比较,但颜回与子贡就不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了。这些都是孔子给他们作的评价,谁好谁差,已经十分详细。并已经成了定论。而有若这个人,既没有和四科中的人齐名,也没有十哲那样受到人们的赞誉。但是在孔子死后,就敬立他为老师,而在他不能回答问题时,又将他赶下老师的位置。那些贤明的弟子,为什么那么迟才对人有正确的认识呢?曾参与子夏年老退居西河,西河人还怀疑子夏不恭敬孔子,以致于子夏遭受到丧子失明的惩罚,子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扔掉手杖,跪拜谢罪。由此可见,孔子的弟子哪里会随便将有若当作老师来恭奉,公然做出自欺的事情呢?这种做法是儿童游戏,而不是庄重的长者所为,孟柯在《滕文公上》里面就首次说过此事,他说当时有许多学生准备把有若当作孔子来侍奉,而曾参坚决不同意。司马迁写作史书时,仍用旧的说法。这些来自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司马迁居然一点没有察觉到它的不真实。真是可悲啊!

    【原文】

    又《史记》、《汉书》皆曰:上自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仇怨。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都”上曰:“雍齿。”督毅日、:“今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侯。

    难曰:夫公家之事,知无不为。见无礼于君,如鹰鹤之逐鸟雀。按子房之少也,倾家结客,为韩报仇。此则忠义素彰,名节甚著。其事汉也,何为属群小聚谋,将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侠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邪?且将而必诛,罪在不测。如诸将屯聚,图为祸乱,密言台上,犹惧觉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为国之道,必不如斯。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雍齿从嫌疑受爵,盖当时实有其事也。如复道之望,坐沙而语,是说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译文】

    又《史记》与《汉书》都说:汉高祖刘邦从洛阳南宫回长安,从故道_L看见许多将领儿个人一簇地坐在一起谈话。皇帝问道:“他们谈论的什么事啊?”留侯张良说:“陛下所封赏的,都是亲戚熟人或你宠爱的人;所处死的,又都是你所仇恨的。这类人怕被你处死,所以,聚在一起,谋划造反的事情。”皇帝于是忧虑地说:“那怎么办呢?”留侯张良问道:“陛下平生最恨的是谁?”皇帝回答说:“雍齿。”张良便建议说:“先封雍齿,以此做给群臣看。群臣见雍齿都有封赏,人人便充满信心,就会坚决地拥护您。于是,皇帝举行宴会,封雍齿为侯爵。

    驳难:作为臣子,对于国家的事情,只要有益干君王,都应该去做,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如果见到有人对君王无礼,就应该象鹰鹤追鸟雀一样去追杀他。按,张良年青的时候,为了给韩国报仇,倾其家产去结交侠客。忠君之心,世人皆知。高风亮节,闻名于世。然而,作为汉臣,他为什么在一群小人聚在一起谋划造反、欲凌犯君王的时候默不作声,直到皇帝询问时,他才告知?倘若高祖不问起这件事,难道他就不谈了吗?再说在春秋时•有人存有拭君亲的念头,就会处以死刑,因为罪孽深重。而许多将领聚在一起,策划叛乱,按常理来说,在密室之中策划,还怕别人知道,怎么会围坐在沙堆中进行议论,而没有一点避忌呢?在政治生活中,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当然,张良忧虑有人造反而不安,雍齿因为有嫌疑反而被封爵,这些在当时都是事实。但是,在故道上看见诸将坐在沙堆上策划叛乱的事,是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而已!

    【原文】

    又《东观汉记》日: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难曰:按盆子既亡,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柞。孔安国曰: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柞之徒钦?

    【译文】

    又《东观汉记》记载道:赤眉军投降朝廷后,所缴的兵器盔甲堆积得像熊耳山一样高。

    驳难:按,刘盆子失败投降时,所缴的兵器盔甲确实会很多。然而,说它们一定和山一祥高,则不会是事实。古代《尚书•太誓》说:前面的部队倒转戈矛向己方攻击,流血成河,漂起了春柞。孔安国说,这样的描述太过分了。而说兵器盔甲堆积得像熊耳山一样高,岂不是和说“流血成河,漂起了的臼柞”的话一样了吗?

    【原文】

    又《东观汉记》曰:郭极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樱,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极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始到,喜,故奉迎。”极辞谢之。事讫,诸儿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极使别驾计日告之。既还,先期一日。极为违信,止于野亭,须期乃入。难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汉时方伯,仪比诸侯。其行也,前驱竟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族旗填咽。彼草莱稚子,龄龄童儿,非唯羞赦不见,亦自惊惶失据。安能犯骆驾,凌澹帷。首触威严,自陈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举州振肃。至于墨级长吏,黄缓群官,率彼吏人,顺然伫候。兼复扫除逆旅,行李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如弃而不就,居止无常,必公私网拟,客主俱窘。凡为良二千石,固当知人所苦,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他方,盖亦事同大夏。访诸商贾,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其不可信三也。凡说此事,总有三科。推而论之,了无一实。异哉!

    【译文】

    又《东观汉记》说,郭极任并州牧时,一次,巡视到西河美樱,有儿童数百人,骑竹马在道路边迎拜。郭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呢?”他们回答说:“听说您来,我们很高兴,所以,前来迎接您。”郭极表达了谢意。巡视结束后,儿童们又把他送到城外,并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呢?极让手下人计算了时间,并告诉他们再来的日期。后来在郭极又来时,比原来约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郭极认为自己违了约,于是在野外亭中停了一日,第二天才进入美樱。

    驳难:这事让人不相信的地方有三点。汉时的封疆大吏,行坐的仪式如同诸侯。当行路的时候,前面开路的人马黑压压一片,后面随从的车辆则塞满了道路。鼓乐沸腾,族旗蔽空。而穷乡僻壤的七八岁儿童,见了这种场面,不是怕丑的事了,应该惊慌失措,哪里还敢挡住车驾,触犯威严,说出心中对州牧敬仰、欢迎之类的话呢?这是第一点不可信。又州牧巡行,一州震动,人们都惴惴不安。州牧所下辖的各级长官,都率领部下,肃穆伫侯。而且打扫旅舍,使者一站一站的预先通知,供应所需的各种用具,安排州牧休息的地方。如果不去下级已经准备好的地方,何时走,何时停与往什么地方,全由自己随意决定,那么,必然会使公家与个人无法作安排,到时侯客主都会非常尴尬。是凡官职做到二干石的人,一定会想到下面人的辛苦,哪里会为了赴与儿个儿童的约会,而让许多地方的人失望呢?这是第二点不可信。晋阳这个地方不长竹子,这是古今人们共知的事实。即使有一些竹子,也是由商人从别的地方贩卖过去的,而且一定不会很多。那么,儿童想得到竹子,是很困难的事。既然这样,他们每人用一根竹子作马做游戏,又怎么解释呢?这是第三点不可信。这件事总共涉及到三个方面,但是推究起来,没有一点是事实。真是怪啊!

    【原文】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淡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

    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鼻,矫号汉王。或主遴屯蒙,或朝催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淡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金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赂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旭毒不俊,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兹谤口,而言同纶绰,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当芜鄙说,间巷谰言,诸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中椅掂,辨其疑误者焉。

    【译文】

    《三国志•魏志》注引《语林》说,匈奴派遣使者来朝,拜见魏王曹操,曹操让相貌堂堂的崔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己手握大刀扮作卫士侍立在旁。拜见后,曹操派人去问来使:“曹公给你的印象如何?'’使者回答说:“曹公长相确实俊美,但旁边侍立的人不是平凡的人,有帝王之相。”于是,曹操派人追赶使者,并将他杀掉。

    驳难:春秋时,孟阳睡在齐侯的床上,诈称自己是齐侯;楚汉相争时,纪信乘着插有汉王大旗的车,假说自己是汉王,他们这样做都是在君主遭遇危险,或朝廷中有人要用刀枪杀君主的时候,以假称君王的办法来应急,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苟奴使者来拜见曹操,事情并不是在危急的时候,为何要让崔淡代替君主呢?一个人称作君王,是非常谨慎严肃的事情,何况此时的魏武帝曹操正在谋取统一天下的大业,每逢朝会,赫然面南而坐,接受群臣的朝拜。若让臣子坐上君主的位置,君主倒置于臣子的位置,那么,又怎样才能使万国使臣瞻仰,本国百官晋见呢?再说,汉代对于匈奴的政策,是频频地加以安抚,虽然不断地送给他们金银绢帛,又嫁女给他们以结成姻亲关系,但仍然担忧他们害人之心不改,不断侵扰边境。如果轻率地杀死来使,而又说不出他有什么罪名,那么,又怎样对外实行怀柔政策,使中国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呢?如果曹操后悔让崔淡代替自己的做法,怕招来外国对自己形象的不好的议论,所以追杀使者,目的是杜塞讥谤的源头,然而,君王所说的话就是法令,很快会传遍天下,想掩盖以前说的话,结果只能是被更多的人知道,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耻辱。即使是昏庸愚蠢的君主,亦不会这样做,何况是英明的君主,他难道会这样做吗?对于街谈巷语,民间传说,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驳难。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语林》中所记录的民间关于魏武帝的传说编入史书中,用虚无不实的传说,搅乱历史实录的内容。此传说产生的原因,大概为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诡计多端、做事不诚的人,民间根据他的性格,编出此传说来。所以,就有必要特别地加以指出,以辨别其中的错误。

    【原文】

    又魏世诸小书,皆云文鸯侍讲,殿瓦皆飞云云。难曰:案《汉书》云:项王叱咤,摺伏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鸯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固当屏气徐言,安能使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陨,则人必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

    【译文】

    又魏时的各种小书,都讲文鸯给皇帝讲学时,说话声音宏亮,使宫殿上的瓦块都飞离屋顶。

    驳难:按,《汉书•项籍传》说,项王大喝一声,使千余人吓得倒在地上。即使象这样大的声音,也不过使人倒在地上而已。考察文鸯的武力功夫,远不如项羽,何况侍立君主之旁,肯定是屏气慢语,声音哪里会象战国秦赵战争时敲鼓的声音那么大,使屋上的瓦块都被震飞掉呢?如果瓦块真的乱飞起来,那么人一定震惊。而魏帝与群臣怎么能神态恬静,无人受到伤害呢?

    【原文】

    又《晋阳秋》曰: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师省之,见父。十余日,告归。质赐绢一匹,为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傣禄之余。”难日:古人谓方牧为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设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职,终不患于贫馁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嫌之财,犹且发问,则千石之傣,其费安施?料以牙筹,推以食奢,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如张湛为蜀郡,乘折辕车。吴隐之为广川,货犬待客并其类也。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绿,口甘粗砺,而多藏锻帛,无所散用者。故公孙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脱粟饭。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俭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详厥理,直谓清白当然,缪矣哉。

    【译文】

    又《晋阳秋》说:胡质为荆州刺史时,他的)L子胡威从京都来看望他,停留十几天后,向父亲告辞回家,胡质送一匹绢给儿子作路粮。胡威问道:“父亲大人一直很清廉,品质高尚,不晓得是从哪里得到这一匹绢的?”胡质答道:“是我的薪水剩下来的。”驳难:古人称州的最高长官为“二千石”,是因为他的年薪是二千石。名以薪水的多少来定,但是,其富贵的程度应该说超过实际的薪水所得。假设让廉洁得象伯夷这样的人,饥饿得象黔娄这样的人,将他们放到二千石的位置上,他们也就再也不会贫困了。然而,胡威辞别他父亲时,一匹绢的财物,居然会使他问父亲绢帛从何而来,那么,二千石的薪水,是如何花销的呢?通过饮酒记数之具,可以推知吃饭用的是什么筷子,考察他们实际收入,就能知道情况并非象《晋阳秋》中所说的那样。或许有人会说,史书中关于这类节俭清廉的事情记载得很多,(如张堪与吴汉破蜀后,秋毫不取,离开蜀地时,乘的是辕木折断了的车子,带着白布撇成的一个包裹。又如吴隐之做广川太守时,嫁女没钱,让埠女去卖狗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可以举出很多的事例。这样的人和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生活中也确实有人外表上安于穿滥褛的衣衫,吃粗砺的饭食,但却在暗里积聚起许多金银财宝,舍不得花销。象汉代的公孙弘官做到三公的位置,然而,睡的却是棉布被,吃的是糙米饭。因他的老熟人揭发他这样做是伪装的,所以,汲默曾说他是狡诈的齐人。既然生活中有这种人存在,谁又能知道胡威这一类人的所谓节俭清廉不是和公孙弘一样呢?史臣不进行考察推理,就说他一定是清政廉洁的,真是谎谬啊!

    【原文】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纯,饮酒二斗。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痔骨立,殆致灭性。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惟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直续未几,悲荒速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段,阂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春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葡甸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筋。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果境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坳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灌膺矣。如甘旨在念,则灿肉内宽。醉饱自得,则肌肤外博。况乎溺情纯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坳,岂能柴毁骨立乎?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人以其志操尤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

    【译文】

    又《新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母亲咽气时,他正在与人下围棋。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却挽留他下到底,决出输赢。结束后喝了两斗酒下去,长号一声,吐出数升鲜血。等到埋葬时,他又吃了一只蒸小猪,喝了二斗酒。然后来到墓穴前,说自己命运多并,天让母亲离世。大喊一声,再次吐血数斗。形销骨立,痴痴沌沌,差点成了疯子。

    驳难:一般来说,即使是不知礼数、见识浅薄的人,当父母亲去世时,也肯定会抚尸痛哭。可能会披麻戴孝还没有几天,就迅速安葬。但是,说一直没有表现出哀戚的样子,这是从末出现过的事。况且当阮籍母亲将要去世时,悲伤笼罩着整个家庭,一家人惶惶不安,唯恐母亲死去。同居一条巷子的人家为了表示同情,悄声无息,不再喊春柞号子,邻居们则主动地尽力帮助。然而,作为快要去世的母亲的儿子,这时却与人下棋,母亲死了,还要求对方与他决出输赢,之后又大杯大杯的喝酒。在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一点作为儿子的悲痛之情?真是这样,那么他就是一个心如木石,性情凶残而不认父母的袅境,那么,他又怎么会在墓穴前悲坳欲绝呢?用人之常情来衡量,一定不会是这样。再说,孝子在丧亲时,都是早早晚晚思念父母,不吃盐,也不吃奶酪,弄得面黄肌瘦。如果没有停止吃肉喝酒,必然是悠然自得,身体肥胖,更何况阮籍吃猪喝酒,任情放诞,一如往常,虽然有两次吐血悲坳,怎么可能就会形销骨立呢?实际情况是,阮籍其人,不修名教,居丧期间,不守人子的礼法,因此,有的人以此指责他不遵守礼教。而又有人因他有卓然不同于少、的志操和高出于众人很多的才识,与丧亲时的举动,而说他有纯厚的孝亲之情。这些批评与赞誉,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原文】

    又《新晋书•王祥传》曰: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年垂耳顺,览劝之,乃应召,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亮。

    难曰:祥为徐州别驾,寇盗充斥,固是汉建安中徐州未清时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贼充斥,下至晋太始五年,当六十年已上矣。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更加六十载,至晋太始五年芫,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而史云年八十五亮者,何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则为徐州别驾,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从官已前,隐居三十余载者,但其初被檄时,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乎?求其前后,无一符会也。

    【译文】

    又《新晋书•王祥传》说:王祥在汉末天下大乱时,扶着老母亲,携着弟弟王览到庐江避难。在那里隐居了三十多年,而不接受州郡多次要他出来做官的任命。老母亲死后,徐州刺史吕虔任命他为别驾,这时他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弟弟王览劝阻他,他不听,接受了吕虔的任命。此时,贼寇蜂起,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奋勇杀贼,使得贼寇连连被剿灭。当时人歌唱道:“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太始五年去世。驳难:王祥任徐州别驾,贼寇遍地的事情,发生在汉建安中徐州还仍为魏吴竞相争夺之地的时候。魏国历时四十五年,从建安时徐州寇贼遍地到晋朝太始五年,其间当有六十多年。而王祥在建安年间就已经有六十岁,再加上六十年,那么,到晋朝太始五年去世时,他就应该活了一百二十岁,史书上却说他去世时八十五岁,这作如何解释呢?如果去世时确实为八十五岁,那么,他在任徐州别驾时,年龄只应该在二十五、六岁。然而,又说他在未做官前,在庐江隐居了三十多年。既然吕虔请他做官时仅为二十五、六岁,那么,从做官往前推,又哪里会有三十多年呢?如果一定要说王祥任徐州别驾是在建安之后,那么,徐州这时战火已熄,已成为太平世界,又怎么会说此时贼寇遍地,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连破贼寇呢?前后时间,相矛盾而不一致。

    【原文】

    凡所驳难,具列如右,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微诸子之异闻。加以探啧索隐,然后辨其纸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抵悟,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诊择,或传诸谬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盖语日:君子可欺不可周。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语日:尽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译文】

    所有的驳难,具列于上。一般来说,精研五经的人,都要了解各位儒学大师关于经义的不同的解释;探索三史的人,也同样要掌握众多学者的不同的说法。窥探幽深,求索隐微,然后加以甄别,谁是对的,准是错的。然而,上面所举的各种史书对史实的记录则不是这祥,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们在叙事时,只记一种说法,只引一家观点。结果,内容自相矛盾,前后不相统一。不仅仅内容自相抵触,而且成了让人迷惑的一笔糊诊账。寻找此过失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作者对事实没有精审,识别能力也比较差,或者是采录民间的传说,而不加以选择;或者传说本身就是谬误的,却就将它们编入到史书中,以致于真伪混淆,是非错杂。《孟子》说,君子可欺骗但不会被迷惑。谬论代替真理,虚假掩盖真实,一般的人会信以为真,君子则是无法被蒙骗的,他们知道哪些是谬论,哪些是虚假的。《孟子》又说:如果对书十分迷信,是凡书中说的,都认为是正确的,那么,还不如不读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作文著书,不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是凡撰写国史的人,能不慎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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