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之地，以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為匹夫。自秦而下以強力奸計而的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為無不仁而的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敢屏夾輔之勢，而奸雄往往以強力智謀相角，又不遇聖王之與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堯舜生朱均，瞽鯀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皋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為。上者如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樂毅，高祖之于子房，先祖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𣈲j啾＃ 兆用韉瀾 Ｎ耐醯錳 閽刂 蟪擔 竅嘀 嗥跎睿 示粗 粒 裰 亍 br />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以誰為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為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以而伐之。蓋君者所以為天子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菲惟失君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材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為治者不過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心同此理。”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個道理原頭，以為此心此理無不同，菲真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是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漢高祖只勝得一個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著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項羽當初從範增之計，以立羲帝。當時亦是時勢當如此。君臣之羲既定，豈可更行弒逆。光武之于更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為君。光武汗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之變者也。
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為，惜乎淚於功利。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為瑣碎不足為。而欲逕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固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固已不勞而教化行。
汗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為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為太子。讓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後涕泣不食，必至傷身。固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篡弒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黨也。稍知羲理者不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弒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行道乎。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弒逆之罪，聲大羲以討之。此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某取天下，惜乎無學。未當窮理正心，去私窒欲，以當然之理，處當為之事，伸大羲救民命，故用許多智計。甚為鄙陋，其立心殆與寶建德等無。但才智勇略，非建德�F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聖王之學，必仁義奮發誠心誓眾。聲楊廣弒逆之罪，毒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膠州郡播告天下，宣論兩京。以為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杰，功與羲兵，以行天討，則羲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祥，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理，乃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責，太宗與高祖謀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當時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屬將佐，勢固相軋。若使太宗無利心，兄弟骨肉之間，一以天理相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焉。如建成元吉見疑，解辭全委，退讓處貧。如終不容，寧死而已不可殺兄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微處置不去也。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則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腦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綱目書周世宗發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不易之定律，謂之額可也。禁周世宗既發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共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亦。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絕，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天迎新天子，今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弒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此。亦氣運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汗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右財力困窮。而言治才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為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眾，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宋徽宗書最妙。世傳為至寶。徽宗為君，玩物喪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與張延詳論擔待以下，有漢高祖天資樸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真儒者出，舉先王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難有張子房，乃離老智謀有余，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蕭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概然欲大有為。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寶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復天理。故漢武難以有為之姿，終為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為。當時有程子等真聖賢之佐，惜乎為王安石所間。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雄，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為相，安石為參佐，亦可有為。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濟時，復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延祥以為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蕘夫以皇帝王霸並數，便不相倫。蓋帝王無論道，是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從窺測得天理來用。只是假，豈可與帝王同年而語哉。
永樂間，道羲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
春秋之時，霸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悼。然桓公 之才大，問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為之何如？”曰︰”使聖人為之，必率諸侯以循軌度。”鋪屏王室，朝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僭王之吳楚譚弦江虞，必不見滅。信義既孚，盟插必不屢用，仁恩既洽，陳鄭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荊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己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權，以濟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雖有功于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言與己無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涂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己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個道理︰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為王，假者為霸竊者為奸，未有舍此而能濟者。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游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為君者必兢業修身，任賢去奸，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衙為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為諸侯，豈不自在？
王介父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脫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真偽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𤪺媌ㄐ@ 鰨 墓 腔剩 胰慫梗 囁鬃詠 Ｓ衷唬汗 鎪斗舫嗯b幾幾，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奸，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弊，飾為節儉假為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于中者如此，其發于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 文飾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過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于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科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而用尚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馭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曰︰光武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共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為不過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為心，只以救生民為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內，皆引領向風。感于仁，勇于義，況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為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高帝既欲為帝，韓信豈不欲為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為漢高惜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為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曷嘗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聖人體具于中，用之發于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愛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皆涕泣思親，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況桀紂暴惡已極，天命已絕，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武天命絕？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養斯民者。今乃逆天為暴，則自失君道，自絕其命，不可為君矣。況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則天命之絕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為義，何也？曰︰春秋之時，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觀黍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難以齊桓晉文之盛。猶曰︰咫尺天顏，踐土猶三觀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號今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興禮樂、明教化，若攘外安內之功，乃其餘事耳。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訴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于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為汪秦沮撓于內也。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興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況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為耕，因其民以為眾，推恩立信，以鎮撫之。吾氣既壯，則賊氣自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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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深護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伯溫智謀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難得當堯之時，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後獨周為盛，周末孔顏之生，人才亦可謂盛，此後惟宋也。
人為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入之國，罪大矣。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尚清雅曠達，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為事，都不做。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偏，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盡其才，豈公不以格君心為先務乎？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相，是相率為偽更做得甚事。
為宰相不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為治朱子言呂夷簡為相，有範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文天祥當宋末賈似道當國專權，事已不可為矣。後間率兵勤王，又與陳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時候，況天祥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 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為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揚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忌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亂者， 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況人以類從，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奸邪進，虐政多，安有不亂。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奸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為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人小人之黨，與小人為黨，終必敗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為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是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
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食之，食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小人敗天下，契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則國家之亂本于此。不自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心好諂諛，則讒諂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于此。
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既用，奸邪自息，如春陽既長，險凍自消。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眾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陡，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獄，此有司之體也。
天生丞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為暴，便失君道。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宰相之職，在于進賢退不肖，在于能知人，知人在于修身，修身莫先于窮理，窮理者在于讀書論事，推究到極處。
朱子說科舉難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與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為難，士以不自失為貴。
世間人才盡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祿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為學，傅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名利祿文人詩人，盡歸于道德，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于異流，倡優技術，亦皆變于正人矣。
或問如何得盡知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個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台諫，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過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只一個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才，區區計謀不足道。
賢才國之楨干，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 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剝其盧，其後宦官悉為袁紹所誅，無少長書被殺，至二千余人，有非宦官，因無發而誤殺者。
篡弒之君不能致治者， 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為之臣，智力勝者，僅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個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為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為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聖人有夏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聖賢生于治世，有治世事業，生于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難殊，其道則一。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今人為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事，凡處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
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于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富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