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自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佔，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听，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托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征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于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
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于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
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于伏羲，《連山》作于夏後，而夫子乃謂《易》興于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征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于處憂患之道而要于無咎，非創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于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于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于歷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調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于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 譯文】
六經都是史書。古人不寫作著書，古人從來不離開具體的事物而空言道理，六經都是古君王的政治典章。有人說︰《 詩》 、《 書》 、《 年七》 、《 樂》 、《 春秋》 這五經，就像你所說的那樣是史書吧。《 易》 是用來通達陰陽之說的，希望听听它是政治典章而和史書是同一類這主張的依據。回答說︰我從孔夫子的言論里听說的︰ “《 易》 揭示事理，成就事業，包括天下的道理。”“預知未來的事物，聚匯過去的知識，無論吉凶都與盯姓同憂慮。”可見它的道理包容了政治教化典章沒有涉及的東西。它模仿高天，效法大地，“它發現神奇的事理，用來引導百姓使用”。可見它的教導在政治教化典章實行前就發出氏《 周禮》 說太卜主管三種《 易》 的佔卜方法，夏代的名《 連山》 ，殷代的名《 歸藏》 ，周代的名《 周易》 。這三種《 易》 各有它的象和數，各有不同的變化和佔卜方法，不是互相沿襲。不過，三種《 易》 各有來源，《 周易大傳》 所說的伏羲、神農和黃帝、堯、舜，就是它們的來源。《 歸藏》 源出伏羲，《 連山》 源出神農，《 周易》 源出黃帝。根據它們的來源來觀察，不僅三王不互相沿襲，三皇、五帝也不互相沿襲。大概各代的聖人開始統治天下時，移易風俗，依據神妙的道理設立教化，用來統攝禮制、樂教、刑法、政事沒有涉及的範圍，完全按照天的自然的法則，不像後代帝王依靠怪異的吉凶預兆、遣緯術數，用來欺騙天下百姓。
孔夫子說︰“我想考察夏代的治道，而在夏代後人所建的祀國沒有可以驗證的，我得到的是夏代的時令書。我想考察殷代的治道，而在殷代後人所建的宋國沒有可以驗證的，得到的是殷代的陰陽書。”夏代的時令書，指的是《 夏小正》 一類。殷代的陰陽書，屬于哀易》 類。孔夫子對夏代、商代的文獻無從驗證感到遺憾，而陰陽書竟與《 夏小正》 一類書同是考察夏代、商代治道時所得到的、那麼，《 易》 一類書是用來使百姓生活富足和便利百姓應用的，與制定歷法、說明時令的書同樣是一個朝代的法度典章，而不是聖人憑著自己個人的思想，離開具體事物來特地寫出一本書，說是闡明道理。《 易》 高掛圖象設立教化，與制定歷法頒行時令，都屬于天道。《 禮》 、《 樂》 、《 詩》 、《 書》 ，與刑法、政事、教化、政令，都屬于人事。天道和人事互相配合，是聖王治理國家的重大策略。韓宣子出使魯國，在太史那里觀看書籍，得以見到《 易》 的卦象、魯《 春秋》 ，認為周代的禮制在魯國得到保存。魯《 春秋》 是周公時的典籍，由此說周代禮制在魯國得到保存是可以的，而《 易》 的卦象也被稱作周代禮制，那麼，它是政治教化典章，適合于百姓應用而不是單獨一∼個人的空泛言論，本身流傳于光明的本朝代而不是沿襲淚時的制作，就又是很清楚的了。孔夫子說︰“《 易》 的產生，也許在中古時代吧？作《 易》 的人，也許有憂患吧？”顧炎武曾經說《 連山妙、《 歸藏》 並不叫作《 易》 ，《 周禮分所說的太卜主管三《 易》 ，是因為和《 周易》 有聯系而得到《 易》 的名稱。現在我們看八卦在伏羲時產生，《 連山》 由夏王創作，而孔夫子卻說《 易》 在中古時代出現，關于《 易》 的創作者只點明是周文王，那麼，《 連山》 、《 歸藏》 本來並不叫作《 易》 ，這又是一個證據了。
有人問︰周文王被商封王關押，從來沒有得到統治權來推行治道，怎麼能說他創作《 易》 而流傳下政治典章呢？回答是︰八卦是三《 易》 所同樣有的，文王獨自依據八卦而加上解說詞，當商代治道衰微的時候，文王和百姓共處憂患，所以一再談論身處憂患之中的準則，而重點在消除過失，並不是想建立新制度。周武工平定天以後，就稱它作《 周易》 ，于是建立為一代王朝的典章教規，這不是文王當初所能想到的。孔夫子在世沒有權位，不能創新制度建立法規，用來引導百姓使用，因為覺得《 周易》 在道理、法則方面，既美又善，已經到達頂點，擔憂它時間久遠會失傳，所以作了《 象》 、《 象》 、《 文言》 等解經的傳文，用來說明公周易》 的義理奧秘，這就是孔子自己說的傳述而不創作口並不是孔子沒有能力創作，而是事理的趨勢本來就有不可能之處。
後代的儒者模仿《 易》 ，那就非常荒謬而不認真思考了！他們說的“理”和“數”，有什麼超出《 周易》 範圍以外的呢？沒有什麼東西能超出，卻只是改變象、數的法式，用來表示自己不沿襲古人；這本是帝王治理天下，為移易風俗而作的事，大約像漢代制度的奈尚黃色和五這數月、事和改變歲首、重定車馬顏色是同類的。揚雄不知道這種情況而模擬《 易經》 作《 太玄》 ，就用九九八十一家來變換八八六十四卦。後代的大儒大多稱贊《 太玄》 ，認為它使用的數與制定歷法相通，佔卜的方法與吉凶的結果相符。數是古人和今人共同使用的，凡是通曉歷法的人都可以推算，難道一定只有《 太玄》 才’相符合嗎？佔卜與吉凶的結果相符，又是陰陽本身自然包含的規律。只要誠心到了，無論是抽簽還是鑽瓦片，都可以預知吉凶，義何必把語句弄得散亂無序，把文字弄得艱深難懂，這樣做後才能預知吉凶嗎？ 《元包》荒謬地依托《 歸藏》 ，不值得一談。司馬光的《 潛虛》 又用五五二十五改變《 太玄》 的九九八十一，不免賢者的多事啊！因此六經是不能模仿的。先世儒者論說時只是說敬畏先聖應當知道尊敬和畏懼，這用來指揚雄的《 法言》 、王通的《 中說》 ，確實是說中了它們的害處。至于六經，都是上古君王掌握權力推行治道、治理天下的遺業的記載，並不依據空泛的言論。因此，憑孔夫子的大德大智，尚且只傳述而不創作口如果不知道這點而荒謬地創作，不僅有比擬聖人的嫌疑，而且又犯了超越本分竊取帝王典章制度的罪過，這能不慎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