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于《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
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
惟托于聲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于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于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于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于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于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于戰國，而《詩》教于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雲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于《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壇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于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于《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于戰國。是故明于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浚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系》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于《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于《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于《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為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于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嘆，取義近于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偕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詠嘆之一變，麗無韻之文可通于詩者，亦于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于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丘故都，而大啟疆宇于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于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于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若于列傳，自劉知兒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來之實跡，以視範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于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余風，此其所以異于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于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于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範、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雲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雲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征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征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間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于詩，騷別于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雲“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爾。今于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為後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
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于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譯文】
有人問︰像上面所說，夏商周三代以後，六經里只有《 詩》 教是最廣大的。冒昧地問一下，文章的作用，沒有比《 詩》 更大的嗎？解答是︰難道僅僅三代以後是這樣嗎？三代以前，《 詩》 教未嘗不廣大。孔子說︰“不學《 詩》 ，無法說話。”古代沒有個人的著述，未嘗沒有表達內心的言語。因為憑借著聲音，而不用文字表達，所以秦朝時禁絕《 詩》 、《 尚書》 ，《 尚書》 缺失有間斷，而《 詩》 的篇章沒有散失。後世文字的功效，勝過口耳相傳；而古人口耳相傳的功效，勝過文字。這就是古今時代不同，事理的趨勢也不一樣。自古聖王用禮、樂治理天下，三代時文與質的關系，是一致的。在興盛的時代，典章在官府保存，是禮的實質；思想感情與配樂詩和諧，是樂的文章。等到衰落的時代，典章散失，而諸子用學術爭鳴，因此專門的治理方法，都是官府禮法的演變；思想感情放縱，而處士任意發議論，因此百家張揚學說，都是配樂詩的演變。名、法、兵、農、陰陽家之類，是主張實際用處的，叫作專門的治理方法。他們起先各有掌管，因此歸屬于官，就形成禮的演變。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是主張抽象道理的，叫作百家張揚學說。他們的言論沒有超出表達思想感情的範圍，因此歸屬于詩，就形成樂的演變。戰國時的文章，是上古帝王禮、樂的演變。六經是官府禮法的遺留，這說法也詳見外篇《 校伴略》 中《 著錄先明大道論》 ．但是特地說《 詩》 教在戰國廣大，是因為戰國時專門的學術少，而用縱橫術馳騁學說的言論多。後世專門的子書斷絕，偽體的子書，不值得談論。而文集繁多，雖然有純粹駁雜高低優劣的不同，終究不超出自我抒發思想感情的範圍。所以說︰後世的文體都在戰國完備，而《 詩》 教在那時可以說是極廣大的。求學的人果真能博覽後世的文集，而想見上古帝王禮、樂的初始，也許能夠有所樹立而能談論，學問有主張就是有所樹立，不完全像朱子所說的禮是肌膚筋骨的約束而已。可以讓他听學《 詩》 學《 禮》 的教誨了。
學者只是拘泥于有聲韻的是詩，卻不知道抒發感情表達志向、鋪陳諷喻、高下起伏、耐人尋昧的文章，都源出《 詩》 教。因此後世文集繁盛，而雜多的因襲的文章，互相沿用那文體形式，而無從知道文體的綱要。至于有聲韻的文，古人不完全與《 詩》 相通，而後世因襲的詩賦一類，也不完全出自《 詩》 教。這原因也在戰國完備地形成。因此明了戰國時盛衰變化的趨勢，然後禮、樂的區分可以明了；六經的教化可以區別；一七略九流諸子百家的言論，可以開導源頭疏浚河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的文，可以像劃分田野一樣分別得清清楚楚，官學和私家學術，配樂詩和說詞，從口耳相傳到用文字記錄的變遷，可以輕易地論定了。
《 洪範》 推演九疇的大中之道，是《 尚書》 訓浩類有韻之文，用來便于誦讀，記住而不遺忘。六艾的象辭輔助卦辭，是《 易傳》 有韻之文，用來連通卜、笙，闡發幽隱玄妙的事。六經不是都可以與詩相通，而韻語並不廢棄，那麼，調諧音律不能被《 詩》 教獨有。歷史著作如《 左傳》 、《 國語》 ，學術著述如《 老子》 、《 莊子》 ，文字追隨聲律于是和諧，語言應和節奏就協調，難道必定符合《 詩》 教的比興嗎？焦贛的《 易林》 ，史游的《 急就章》 ，是經部的韻文而一與詩無關二《 黃庭經》 的七言句，《 參同契》 的句末字，是子部術數書的韻文而與詩無關。後世各種雜技藝的派別，誦習名目，大多用五言或七言的句子，鋪展成歌訣，都因為取其便于記誦，都不符合《 詩經》 詩人的準則。而文章主旨在一詠嘆，內容接近比興，多的或是滔滔萬言，少的或是寥寥數語，不必調諧聲韻，而有見識的人贊賞它們是《 風》 、《 騷》 的遺留規範。因此善于論文的人，貴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傳》說︰“不歌唱而誦讀叫作賦。”班圍說︰“娥，是從貶詩鄉發展出來的支派。汁劉粼說︰“《詩》 六義之一的附庸擴展成人國。”這大概是長聲詠嘆的詩歌的一個變化，而無韻之文可以和詩相通的地方，也從這里就更加廣闊了。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劉歆、班固著錄，稱作《屈原賦》 。《 漁父》 的文辭，未曾諧韻，而列入賦體，那麼，對文體因襲的流派，不可以不知道它們的變化過程。文章中鋪張揚厲的，都是賦的變體，不僅是附庸成為大國，也像陳完的後代，離開故都宛邱，而在東海邊大規模開拓疆土。後世各種雜技藝的派別，也采用賦體供習誦，竇衷《述書斌》，吳淑《事奏賦》，振家的《藥．賦》，佔星、佔卜、算命、相面的方術賦之類。大概和歌訣一同出了六經範圍之外了。然而賦家一流，仍然有諸子的遺意，明明白白地自稱是一家之言，其中又各有自己的宗旨。完全不像後世的詩賦一流，拘泥于文辭而沒有實質，茫然不能辨別它們的流派。因此劉欲、班固的《 詩賦略》 劃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被確定為三家之學。說詳見外篇《 校攤略》 中《 漢志詩賦論》 。司馬遷、班固的兩部史書，對于司馬相如、揚雄諸家的賦作，都詳盡地登載在他們的傳里，自從劉知婁以來，跟著排斥譏笑的，多得不能承受，總之都不是有見識的言論。司馬遷、班固的作法，大概是後世史書《 文苑傳》 的開端，而《 文苑傳》 必然搜羅文采的實在蹤跡，以此看待範嘩《 後漢書》 以下標明《 文苑》 卻只是敘述文人事略的作法，是遠遠勝過的。然而漢代的賦，實在不是隨便作出的，把長篇賦作收錄進全傳，能夠看出那人的盡力思索，大概與賈誼的疏、董仲舒的策用途不同，而同樣主張憑借文章使人名傳後世。那麼，賦家一流，屬于縱橫家的派別，義兼有戰國諸子的余風，這是他們和後世致力于辭章的文人不同的原因。因此論戰國以後的文章，貴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論文拘泥于形式的弊病，到後世的文集而到達極點。大概編輯的人缺乏見識，也由于不知道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不得不拘泥于形式而論文。編輯文集雖然從建安時期開始，魏文帝編纂徐千、陳琳、應場、劉柏丈成為一集，這是文集的開始。華奧的《流別集》 ，還在他的後面，而實際在齊、梁之際盛行。古代學術不可能恢復，大概封齊、粱以後完全喪失了。摯虞的《流別集》是後人編輯前人的文集，一人單獨成一集，從齊朝的《王文憲集》開始，而昭明《文選》又形成總集的興盛。範燁《 後漢書》 、陳壽《 三國志》、《晉書》、《宋書》諸史，所記載的文人列傳，總括那人的著作，必定說詩、賦、碑，箴、頌、課若干篇，而未曾說文集若干卷。那麼，古人的文宇零散記述篇章，而不勉強按類區分，可以知道了︰孫武的著作，大概有八十二篇，說詳見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而吳王闔閭說“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經看過了”，這是從《計》 篇以下的十三篇當時單獨流行，而後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顯證據。韓非的著作，現在存五十五篇，而秦王見到他的《五蠹》 、《 孤憤》，遺憾不能和他生活在同時代，這是《 五蠹》 、《 孤憤》當時單獨流行，而後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顯證據。《呂氏春秋》 自序，說良人問十二紀，這是八覽，六論沒有排列在書中。董仲舒的《清明》 ，《 玉杯》、《竹林》 等篇，班固與《 繁露》一起記下篇名，這是當時諸篇沒有列入《 春秋繁露》書中。諸子、專家的書，意旨不涉及其它方面，而篇章編排尚且不可以勉強用類別去衡量，何況文集里所聚集的，體裁不止一種，命意各不相同，不去深求它的意旨如何產生，卻想勉強用篇題的外形來拘束嗎？
賦排列在詩前面，騷和賦相區別，賦有問答語作為發端，誤認作賦序，前人議論《 文選》 ，這些還是明顯的錯誤口至于《 封禪文》 、《 劇秦美新》 、《 典引》 ，都是頌類，稱述符命用來歌頌功德，《 文選》 卻另外把這種文章作為一類稱作符命，那麼，王子淵用《 聖主得賢臣》 來歌頌英才畢集，也應當另外把這種文章作為一類稱作“主臣”了。班固用韻語寫作，是《 漢書》 的自序，他說的“述《 高帝紀》 第一”、“述《 陳項傳》 第一”，是用來自我說明撰書的本意。司馬遷有創作在前，因此自己謙退用“述”。現在在史論之外，另外設立一類叫作史述贊，那麼，司馬遷《 史記》 自序所說的“作《 五帝紀》 第一”、“作《 伯夷傳》 第一”，也應當另外設立一類叫作“史作贊”了。漢武帝詔令策間賢良，就是策問，現在因為出自皇帝的命令，就在策問之外，另外稱呼為詔，那麼，制策的對答，應當從策類分離出來而另外稱呼為表了。賈誼《 過秦》 ，大概是公賈子》 中的篇名，今傳賈誼斌新書》 ，開端列《 過秦》 上下兩篇，這是後人編定的，不能當作憑據。《 漢書• 藝文志》 ︰弓賈誼》 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沒有別的論著，那麼，《 過秦》 是《 賈子》 的篇名就清楚了。因為陸機《 辨亡淪》 效法《 過秦》 ，就援引左思“著論準《 過秦妙”的說法，標明它的體裁是論。左恩“著論”的說法，必須靈活看待，不可拘泥。魏文帝《 典論》 ，大概就像桓譚的《 新論》 、王充的《 論衡》 用“論”作書名。《 論文》 ，是它的篇名，現在和《 六代論》 、《 辨亡論》 等篇一同排列在論類，那麼，昭明太子自序所說“老子、莊子的著作，管子、孟子一類人，以立意為宗旨，不以擅長文辭為根本”，是他的體例不收諸子的文章，難道因為要采用這篇文章，就可以截取篇章題上“論”名，而改子部為集部嗎？七林的文章，都是假設疑問，現在因為枚乘文發問有七次，就標明為“七”類，那麼，《 九歌》 、《 九章》 、《 九辨》 也可以標明為“九”類嗎？《 難蜀父老》 ，也假設疑問，現在因為篇題有“難”字，就另外立“難”體，那麼，《 答客難》 應當和它編在一類，而《 解嘲》 應當另外立“嘲”體，《 答賓戲》 應當另外立“戲”體了。《 文選》 ，文學的標準，集部的準繩，卻混亂蕪雜，不可以一一責問。那麼，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瀏覽各種文集，有哪個是深入觀察而有收獲的呢？編輯別人的文章，還沒有求得他們的意旨，而聚起自己著作編文集的，為什麼接二連三呢？至于總集、別集的體例，編輯、著述的得失，今、古詳細與簡略的適宜處，錄、選、評、鈔的適當與否，另外有專篇討論，這里不一一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