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于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藝，人不知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詩》教，人愈不知也。
知文體備于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于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于《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于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甦、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于六藝。又謂多出于《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
是則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于六典，雖或原于《書》、《易》、《春秋》，其質多本于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于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尤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余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于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征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甦、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
《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鈞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征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質矣。
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刨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于梁王，江淹陳辭于建平，甦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于西京，徐、陳、應、劉，征逐于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
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匯于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于《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
詳見外篇《較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于戰國初年而《論語》成于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蠰子》、《晏子》，後人所托。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緝，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面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于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備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托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術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于前。實非有所偽托也。然則著述始專于戰國，蓋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戰國也。
【譯文】
周代衰落，文化破敗，六經的道止息不通，而諸子爭鳴，大概到戰國時文章的變化窮盡，到戰國時著述的事專門化，到戰國時後世的文體完備。因此，討論戰國時的文章，可以知道文章升降盛衰的原因。戰國的文章，奇異不正的東西錯雜出現。分裂了道，人們是知道的。它們的源頭都出自六經，人們不知道，後世的文章，體裁都在戰國完備。 人們不知道，它們的源頭大多出自《 詩》 教，人們更不知道了︰知道文體在戰國完備，才可以和他談論後世的文章．知道諸子根源于六經，然後可以和他談論戰國的文章；知道戰國文章大多出自《 詩》教，然後可以和他談論六經的文章。可以和他談論六經的文章，然後可以和他分析文章而見到道。可以和他分析文章而見到道，然後可以和他尊奉道而評判諸子的文章。
戰國的文章，它們的源頭都出自六經，是什麼意思呢？解答是︰道的本體沒有什麼不具備的，六經完全可以包括道的本體。諸子的著書，他們主張有根據、言論有道理的，必定是在道體的一個方面有所得，然後才能夠放縱自己的學說，用來成為一家之言。所謂一個方面，沒有不是六經所具備的，因此，推究它就都能求得它的根本，不是說諸子果真能信服六經的教化，出言辭必定與六經適合。老子學說根據陰陽說，莊子、列子寄托言論假借形象，是《 易》 教，鄒衍夸張地談天說地，關尹子推衍五行的說法，是《 書》 教。管仲、商鞍的法制，意思存留在治國典章里，是《 禮》 教。申不害、韓非的邢名說，意旨歸向賞罰，是《 春秋》 教。其他楊朱、墨子、尹文的言論，甦秦、張儀、孫武、吳起的策略，辨別他們的源流，吸取他們的意旨，是九流所區分類別的，《 七錄》 所排列評述的，他們對于六典所述自然界物的效用和人世官的才能，都有相同的趨向，卻不自知是六典的遺留。
戰國的文章，既說源頭出自六經，又說大多出自《 詩》 教，是什麼意思呢？解答是︰戰國，是縱橫術的時代。縱橫學說，源出佔代行人之官。看春秋時期的應對言辭，各國大夫訪問別的諸侯國，出使獨立應對，大概要文飾自己的言辭來表達意思罷了。到戰國時就有擊掌揣摩的事情，馳騁說詞來取得富貴，他們的說詞鋪張揚厲，改變原來的樣子而更加奇特，不可以說不是行人應對言辭的極致。孔子說︰“誦讀《 詩》 三百篇，授予政事，卻不通曉；出使四方，卻不能獨立應對；即使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那麼，比興的含意，諷諭的意義，本來就是行人所練習的。縱橫家一類，推究而加以發展，所以能曲折回旋而打動人情，精微委婉而善于諷諭。九流的學說，繼承了六典關于人世官和自然界物的敘述，雖然有的源出《 尚書》 、《 易》 、《 春秋》 ，而它們的實質大多根據《 禮》 教，因為《 禮》 的本體有所包括。等到它們出來運用于世，必定要兼有縱橫術，用來文飾它們的實質。古時文采和實質是統一的，到戰國時卻各自存在。實質當運用的時候，必定要兼有縱橫家的文辭來文飾，這是周代衰落文化破敗的結果。所以說︰戰國，是縱橫術的時代。
後世的文章，體裁都在戰國完備，是什麼意思呢？解答是︰子書、史書衰落而文集的形式興盛，學術著作衰落而文學興起。文集這種形式，文學不是專門家，而匯聚起文章，作為龍蛇生活的大澤。詳見《 文集》 篇。後世賢能繼承而不廢止，就像江河暢通而那勢頭不容許再阻攔住。經學不是專門家，而文集里有說經之文；史學不是專門家，而文集里有傳記；立言不是專門家，就是諸子書。而文集里有論辯文。後世的文集，去掉說經之文、傳記和論辨文三種體裁，其余沒有不是文學一類的。而文學實在是在戰國時完備，後世接續那源流而世代改變它的形式。學者不知道這些，卻上溯摯虞編集的《 流別》 ，摯皮有《 文章流別傳》 。甚至把南朝梁時編的《 文選》 推舉作文學之祖，他們只是不知道古今文章流派的意思呀。
現在就《 文選》 各種體裁，用來驗證戰國時文體的完備。摯虞《 流別》 ，孔追《 文苑》 ，都沒有流傳下來，因此根據《 文選》 。京都諸賦，是甦秦、張儀在六國間合縱連橫、夸張地談論地形的遺留。《 上林賦》 、《 羽獵賦》 ，類似安陵君隨行田獵，龍陽君陪同釣魚。《 答客難》 、《 解嘲》 ，類似屈原的《 漁父》 、《 卜居》 ，莊周所寫的惠施話問。韓非的《 儲說》 ，排比故事，尋求對偶，是連珠體的開端，前人已經有說到這．點的。而有的人認為是從傅毅等人開始，傅玄的話。這就不符合實際了。孟子問齊王的大欲望，一一列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是七林的開始，而有的人認為是由枚乘創始，這就數典忘祖了。鄒陽向梁王申辯所受的毀謗，江淹向建平王上書陳辭，類似甦秦的自我辯解忠信反而得罪。《 過秦》 、《 王命》 、《 六代》 、《 辨亡》 等論，抑揚往復，有《 詩經》 作者諷諭的意旨，而《 詩經》 是孟子、荀子用來述說先王功業、告誡當代君主的。屁原上稱帝譽，中述商湯、周武，下道齊擔，也是這樣。淮南王招致賓客，梁孝王聚集文人，類似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的盛舉。東方朔、司馬相如，在西京侍從漢武帝，徐干、陳琳、應場、劉禎，在鄴城相聚游樂宴飲，類似鄒衍• 鄒爽談天雕龍的奇觀• 際遇亨升有沉，時機有得有失，奇特的人才匯聚在沒落的時代，利祿填滿了人的心靈，朝廷和山林，江湖和魏朔，年代久遠而引發感觸，不知道悲傷或喜悅從哪里來。文人對《 詩經》 、《 離騷》 有深沉的情感，從古到今是一樣的。
到戰國時文章的變化窮盡，到戰國時後世的文體完備，這話真實而有驗證了。到戰國時著述的事專門化，是什麼意思呢？解答是︰古時未曾有著述的事，官師掌管自己的典章，史臣錄寫自己的職務記載。文字的規律，百官用它治理，百姓用它觀察，它的用處已經完備了。因此聖王統一文字來平定天下，沒有不是用在政教典章上，卻用文字進行個人著述的。詳見外篇《 校缽略• 著述先明大道論》 。道不能實行而儒家建立了教化，這是我們的孔夫子功績勝過堯舜的原因。然而孔子說“我想不說話”, “我所作沒有不和各位共同的’, ，六經保存了周公遺留的典章，孔夫子未曾著述。《 論語》 記錄孔子的精微言論，而曾子、子思都有著作以流傳教誨，到孟子，他的文章就恢宏悠肆了。這是著述到戰國開始專門化的明顯證據。《 論語》 記載曾子的去世，吳起曾經師從曾子，那麼，曾子卒于戰國初期，《 論語》 成書在戰國時期就明顯了。春秋時期，管子曾有著述，《 常子》 、《 聖子》 ，是後人偽托。但記載的是當時的典章制度、政治教化，就像周公的有《 周禮》 ，記載管子的言行，就是研習管子學說的人所編輯的，而不是管仲本人所著述的。有人說管仲的書不應當稱呼齊桓公的謐號，閻若娘又說是後人增加的，不是《 管子》 的原文，都不知道古人並沒有個人著書的事．他們的書都是後人所編輯的。詳見《 諸子》 篇。兵家有《 太公陰符》 ，醫家有《 黃帝素問》 ，農家有《 神農》 、、《 野老》 ，前代儒者認為是後人偽作而假托古人。這話似乎正確，而推究他們的意思，則也有沒有說盡的地方。大概不重要的技藝方術，創立頭緒都從聖人開始，如果沒有精微言論重要意旨的傳授和接收，就不能用它們數千年發揮效能。夏商周三代興盛的時候，官員各自守住有關人間官和自然界事物的世襲官職，所以知識用白耳相傳，在孔子、孟子以前，未曾見到他們的書。到戰國時，官。師傳授知識的辦法廢止，通曉那學說的人，記述過去所听到的而寫成文字。其中也許不可能沒有疏誤，總括它的來源，不容許倉促弄迷亂。以戰國時的人來記述黃帝、神農的言論，因此前代儒者辨別爸們的文辭，判斷它們是偽托的，不知道古代本來沒有著述這回事，到戰國才用文字代替了口耳相傳，《 周禮》 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書，及各國史書，與孔子所記述的六經舊典籍，都不是著述一類。這說法已見前面。實在不是有偽托的地方。那麼著述在戰國開始專門化，大概也是由于趨勢不得不這樣了。著述不能不發展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產生對它的愛好。後人沒有前人那樣的不得己，卻只是憑著愛好在文辭方面競爭，但是還自稱是著述。所以戰國是文章興盛的時期，而衰落的開端也已經在戰國有了預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