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
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警誥，自出史職，至于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于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韋》、《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
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于圓而神，班則近于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于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余》，因此可以見彼耳。《盂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復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于《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盲。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
《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余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哉，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于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易可不恩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于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于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于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恩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于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于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于《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語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于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又省而事益加朋，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于人名事類，合于本末之中，難于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眼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于此。
至于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雲︰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藝為支子，于史學為大宗；于前史為中流砥柱，于後學為蠶叢開山。
【 譯文】
《 易》 說︰“著的性質是圓形而變化莫測的，卦的性質是方形而有智慧的。”閑暇時曾經私下采取這個意思，用來概括從古到今的史書，撰述要它圓通而變化莫測，記注要它方正而有智慧。智慧用來集聚過去的知識，神妙用來預知未來的事物，記注想使過去的事情不被遺忘．撰述想使未來的事物出現。因此，記注集聚過去的知識好像有智慧，著述預知未來的事物好像變化莫測。集聚過去的知識要它完備沒有遺漏，因此體制有確定的規則，它的性質是方形的固定；預知未來的事物要它選擇取舍，因此體例不受常規的拘束，它的性質是圓形的變化。《 周禮》 二百六十個官職，人世官的才能和自然界物的效用之事可以說沒有不具備的了。但是各史官都掌管記注，卻未曾有掌管撰述的官。祝、史作的命、告，未嘗不是撰述，但是沒有撰史的人。例如《 尚書》 的誓語，自然出手史官所作，至于《 帝典》 等篇，並沒有奉命撰寫的官。那麼，流傳後世通行久遠的事業不可以拘泥于職守是聖哲高明深知堯舜二帝，非得等到適合的人出現後進行，不夏商周三工精深微妙就頂點， 不能夠參預這事。這就是《 尚書》 沒有固定方法的原因。
《 尚書》 、《 春秋》 都是聖人的典籍。《 尚書》 沒有固定的方法，而《 春秋》 有既定的體例。因此代尚書》 的支派轉人《 春秋牙二《 尚書》 卻沒有繼承者口有既定體例的容易遵循。而沒有周足方法的難以繼承，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但是圓通而交化莫測與方正而有智慧，自從有書籍以來，一二者是不偏廢的．；入斌火能探究六經的深奧罷了，沒有得不到六經遺留的意黔的。史學家繼承《 春秋》 而有著作，沒有比得上司馬遷、班固的，司馬遷就近丁圓通而變化莫測，班固就近于方正而有智慧。
《 尚書》 一變而出現了左丘明的《 春秋》 ，《 尚書》 沒有既成的方法，而《 左傳》 有確定的凡例，以便輔助經書。《 左傳》 一變而出現了司馬遷的紀傳體，《 左傳》 按照年月順序記事，而司馬遷的《 史記》 分類別，以便搜集逸事。司馬遷的《 史記》 一變而出現了班固的斷代史，司馬遷的書通變化，而班固守規矩，以表示總括。就形狀面貌來說，《 史記》 和《 左傳》 遠遠不同，而《 漢書》 同《 史記》 相近。大概《 左傳》 體制直截，自成編年體之祖，而《 史記》 、《 漢書》 曲折完備，都是紀傳體之祖。推究精探微妙處來說，《 史記》 離《 左傳》 近，而《 漢書》 離《 史記》 遠。大概《 史記》 本體圓通作用神妙，多得《 尚書》 的遺留；《 漢書》 本體方正作用明智、多得《 周禮》 的意旨。
司馬遷《 史記》 紀、表、書、傳等體，源出《 左傳》 而大致表示區分，不很拘泥于題目。《 伯夷列傳》 其實是七十篇列傳的序例，不是專門為伯夷作傳。《 屈賈列傳》 是用來表示厭惡絳侯、灌嬰進讒言，它敘述屈原的文字，不是為屈原表白忠心，實在是悼念賈誼的賦作。《 倉公列傳》 記錄他的醫案，《 貨殖列傳》 同時記載各地物產，《 龜策列傳》 只記卜盆事，也有根據事情寫成篇章的意思，本來不拘泥于為某一個人具備生平經過。《 張耳陳徐列傳》 ，由一人的事跡可以看到另一人的事跡。《 孟子荀卿列傳》 ，總括游士的著書。《 史記》 用姓名標明篇目，往往不受體例的限制，只是用來起個篇名，譬如《 詩經》 的《 關雎》 、《 鹿鳴》 ，內容所指是在嘉賓淑女。而有的人卻指責它所排列的不是一類，如孟子與三位鄒子。有的人又指摘它重復而失于檢查，如子貢已列在《 仲尼弟子列傳》 ，又見于《 貨殖列傳》 。不知道古人著書的用意，卻反倒用後世人所固執遵守的既成方法，責備古人的變通，他們也知道《 史記》 本體圓通作用神妙，仍然有《 尚書》 的遺留嗎！
司馬遷《 史記》 的作法不可以當作固定的方法，班固《 漢書》 依照司馬遷的體制，制定了確定的體例，于是成為後世尊奉的創始者。夏商周三代以後，史學人才不是世代都出現的，就小心遵守規矩，等待合適的人出現後再實行，情勢不得不這樣。但是班固《 漢書》 本來是撰述而不是記注，那麼在近似方正明智之中，仍然有圓通而神妙的性質用來為《 漢書分安排布置，因此能成一家而可以流傳後世通行久遠。後世的史書丟失了班固公漢書》 的意旨，卻把紀、表、志、傳看作和科舉的程式、官府的文書相同，就在記注、撰述兩方面都沒有相似之處，而古人著書的宗旨不可以再提起了。史學方面不能自成一家，而所記的事和文章都不顯著，卻還固執地遵守既定的方法，認為自己的書本來是尊奉司馬遷和班固的，那麼史學失去傳承很長久了！
歷法使用時間久就必然有誤差，推算到後世就更加周密，因此前人論觀察天文。史學也類似這樣。《 尚書》 一變而出現《 春秋》 ，于是根據事情寫成篇章不立常規的作法，得以由排比史事寫成著作因而漸漸周密了。《 左傳》 、《 國語》 一變而出現紀傳體，于是用年月為經用事為緯不能連通其它的作法，得以由按類劃分因而更加周密了。紀傳體實行了一千多年，仿效的人接連不斷，大概像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裘皮衣，渴了飲水，餓了吃飯，不能改變了。但是沒有獨特見識、內心籌劃，可以用來流傳後世通行久遠的才能，灑拘謹得好像遵守科舉的程式，不敢略微改變，又好像小吏辦理的文書，繁多而不能刪除。憑這個說方正明智，就多余重復、粗疏錯亂，難以當作準則和根據；憑這個說圓通神妙，就雜亂無度、繁多不盡，不能記誦。大概眾史書只知道在紀、表、志、傳的已有規則內尋求完善，而書被體例限制，只想追求完備的方法，不知道紀傳體原來根據《 春秋》 ，《 春秋》 原來符合髻尚書》 的起初意旨。《 易》 說︰“事物窮盡時就發生變化，變化就能通達，通達就能長久發展。”紀傳體確實是夏商周三代以後的好方法，而被當作程式學習的時間長久後，上古帝王的根本原則，反轉來被末世固執遵守的紀傳體所遮蓋，怎麼能不思考用來變通的方法呢？
《 左傳》 是編年體，不能曲折周到地區分類別。《 史記》 、《 漢書》 采用紀、表、傳、志的體裁，用來補救類別的缺失。眾史書反轉來被類別限制，以致書內容繁多向事情小顯者，也挑家訓怕注疏，是用來解釋經文的，平庸的經師反而沉迷在訓沽注疏當中而模糊了經文的意旨。經文被解釋弄得模糊，應當尋求未被解釋前的初旨；史書被凡例限制，應當尋求沒有凡例前的初旨。幾．例從《 春秋左氏傳》 開始有，為什麼不尋求《 尚書》 沒有轉人《 春秋》前的初旨呢？
神奇變化為臭腐，臭腐又變化為神奇，解釋《 莊子》 一書的人，認為天地自有變化，人就跟著有神奇和臭腐的感覺。事物一再變化而回到當初，文飾到了盡頭而返回質樸，是天下自然而然的道理。《 尚書》 圓通神妙，它在史書里，可以說是天然的極點。沒有適合的人不能實行，因此轉人《 左傳》 ，又和司馬遷、班固相融合。大概從劉知斐以來，沒有人不認為《 書》 教中斷，史官不能擴展它的事業了。另外，自從《 隋書，經籍志》 記載書籍，把紀傳體當作正史，編年體當作古史，歷代依照它，于是分成正的和附屬的，沒有人不把紀傳體放在首位而編年體放在其次的。這樣，司馬遷、班固的史書‘，以庶子的身份而繼承《 春秋》 ，荀悅、袁宏的書，卻以左丘明的長房的身份而降成旁支庶子了。司馬光的《 資治通鑒》 不滿紀傳體的分，用編年體來合。袁樞的《 通鑒紀事本末》 又不滿《 資治通鑒》 的合，用按類紀事來分。考察紀事本末的體制，它根據事情寫成篇章，不立固定的格式，不是深知從古到今的重要道理，天下的治理謀劃，不能廣泛搜集加以剪裁，沒有遺失沒有過多。文字比紀傳體簡省，敘事比編年體通達，決定對材料的取舍、本體圓通作用神妙，這真是仗尚書》 的遺留。對袁氏來說，本來沒有那樣的意思，況且他的學識也不足以參預這事，書也不完全合乎所贊揚的。因此歷代書目著錄各家，把這書排列在雜史類，自然歸屬纂錄之家，便于觀看閱覽罷了。但是如果就著它既成的方法，深沉地思索，再加上奇妙的變化，那麼，古史的本原，隱藏的可以發現。書有寫的人用意很淺，而看的人覺得用意很深，這一類就是。所以說︰神奇變化為臭腐，臭腐又變化為神奇 ，本來是一個道理。
史書是記事的書。事物萬般變化而不一致，史書文字曲折周到而恰好和所記的事相似，就必定根據事情寫成篇章，不被常規限制，然後能夠從開端到終止都自如，沒有一句話或遺失或多出的。這就是《 尚書》 神妙變化不可以想象的原因。往下的《 左傳》 ，已經不免于以文字屈從凡例，事理的趨勢不得不這樣。拿上古時期聖人的創作．來要求近代的史官．難道不懸殊嗎J 不知道經是不可以通過學習而能作出的，那精神本來是可以學習偽效的．況且言尚書落本來有不可能全部學到的，就像嘆紀事本末》 ．不過是篆錄的小書，也不完全取來柞為史學方法．只是因為道理有相近的地方，不應當因為訓句的表達而妨礙對意思的理解。斟酌從古到今的史書，確定文飾和實質兩者關系的適中點．那麼學習《 尚書夸的精神，而以司馬遷《 史記多的體例．溝通《 左傳鄉的剪裁安排．這是用米補救紀傳體的大弊病．不是喜歡改變方法。
紀傳體雖然由司馬遷創始，但是他也有所接受。看《 太古年紀》 、《 夏殷春秋》 、《 竹書紀年》 ，就知道本紀編年的體裁，自從文字產生以來，就有了。《 尚書》 是歷史著作的獨特存在，如果采用《 左傳》 的凡例結合編年，就成為傳。用《 尚書》 的精神作《 春秋》 的傳文，那麼，《 左傳》 不致以文詞屈從凡例，而空泛的文字刪去的就多了。用《 尚書》 的精神作司馬遷《 史記》 的傳，那麼，八篇書、三十篇世家沒有必要分類，都可以仿照《 左傳》 而總稱為傳呂有的考察典章制度，有的敘述人事的經過，有的探求一個人的事跡，即列傳的根本體式。有的合起來說一類人的事跡，有的記錄一時的言語，例如訓語之類。有的記載一個朝代的文章，根據事情寫成篇章，用來配合本紀。那麼，比起《 左傳》 的輔助經文，可以沒有局限在年月先後方面的牽累；比起《 史記》 的分開排列，可以沒有多處出現、互相參見的麻煩。文字省略而事情更加清楚，體例簡單而內容更加精要，難道不是文飾和實質之間的適宜作法，古和今之間的合適道路嗎？至于人名和事跡，融合在紀事本末當中，不容易查考檢索，就另外編成表，用來使它們有條理。天象、地形、車服、禮儀器物等，這些不能用紀事本末體包括，況且也難用文字表現的方面，另外繪成圖，用來表示清楚。大概貫通《 尚書》 、《 春秋》 的根本，而補救司馬遷《 史記》 、班固《 漢書》 的流弊，辦法沒有勝過這個的。至于創立新的樣式，分別條目，比較從古到今的著述，確定一部書的格局，另外具備在《 圓通》 一篇，這里不詳盡談論。
邵晉涵說︰紀傳體的體裁，參照和仿效袁樞所創始的紀事本末體，這是外貌相同內心不同。用它上接《 尚書》 家的文字，這是外貌不同內心相同。本篇所推究的，對于六經來說是庶子，對于史學來說是長房，對于以往史學來說是中流砒柱，對于後學來說是蠶叢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