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内篇一 书教中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托之者众。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托于神农,兵法、医经托于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于《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

    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

    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于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于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于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人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哉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人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职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又各著于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于《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征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

    【 译文】

    《 尚书》 没有固定的体制,因此容易失传;也正因为《 尚书》 没有固定的体制,所以假托的人众多。周末文辞胜过实质,王家礼制失去掌管的官员,诸子百家的学说大多争相假托三皇五帝的书籍。农艺假托神农,兵法、医书假托黄帝,喜欢多事的人传布《 三坟》 的逸书和《 五典》 的别传。人们不知道,这些书固然出于假托,意旨却不都是没有师承,王家礼制的政事实行而贤人在位,这是世袭官职相传的制度故实。因为《 三坟》 、《 五典》 所遗留的,大多保存在《 周礼》 的官吏掌管范围,那么,的三皇五帝的书籍,一定是《 三坟》 、《 周礼》 中外史掌管《 五典》 的另外存置,也像六典各自存有副本的制度。《 左传》 所说的《 三坟》 、《 五典》 ,也许是概括地定名,也许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不可能知道了。一定想要明确地指定什么是三皇的《 坟》 ,什么是五帝的《 典》 ,就牵强了。

    《 逸周书》七十一篇大多是《 周礼》的别记和《 春秋》的外篇,也许是研究《 尚书》的人四处采取用来预备为经书的旁证材料而已。刘向、班固认为是孔子所论定的《 尚书》 百篇的剩余,这就好像《 逸周书》 中的篇章原来和《 尚书》 中典、漠、训、浩等篇同是一书,而孔子删除那些保留这些而已。不必说亥逸周书》 文风不相似,纯粹和驳杂同时存在,就像篇,明显使用《 周礼》 、《 礼记》 的文字春秋时期的事,《 逸周书》 是外篇别记,《 职方解》 、《 时训解》 等,《 太子晋解》 ,明显采取不用等待长篇大论就可以判定了。而其中确实有典范言论、帝王训令,可以识别出是仁古帝王誓浩等的遗留,也未必不是《 尚书》 百篇的佚文,不可以仓促地说是删除后的剩余。孔子说:“相信并且爱好古代文化。”上古帝王的典浩等,到周朝衰落的时候还有保存下来的,如果孔夫子删除它们,难道能说是爱好古代文化吗?正因为《 尚书》 没有固定的体制,所以《 春秋》 、《 周礼劳的别记外篇,都可以随着依附它,这也可以明了《 尚书》 教化的源流了。

    《 尚书》 没有固定的体例,所以依附的人杂多。后世人荒谬地模仿《 尚书》 来确定体例,因此遵守它而受拘束。古人没有空泛的言论,哪里有专门记言语的书呢?汉代儒者错误地信从《 玉藻》 的记载,把《 尚书》 履,反转来拿过记事与记当作专门记言语的书。于是后人削足适言语相配合的作品,而辑录它的言语,王通《 续书》 用来作《 尚书》 的续书,删掉它的记事部分例如孔衍《 汉魏尚书》一类就是。没有那实质,却只是描摹古人的形式,追求外表相似,譬如画饼不能充饥。何况《 尚书》 本来不只是记言语,那么,孔衍、王通所模仿的,连与古人的外表相似都做不到。刘知怨曾经担心史书的记事当中忽然夹人长篇文章,打算取君主的诏浩、臣下的奏章,另外作一类,编排在纪传体史书中,大致像书、志那样各自成篇。这样,刘知攒也知道《 尚书》 转人《 春秋》 了。但是,事和言语一定要分成两类,就有事和言语互相贯穿、实质和文辞互相疏通的时候,如果另外各自成篇,就不便阅览,如果仍然合载,就是体例不纯。因此,刘氏虽然有这种说法,后人一直没有实行过。至于像论事的奏章,本来和日头进言相同,辩驳的书信,不异于当面讨论,编在纪传当中,事和言语没有可以分离的地方,后代著史恭敬地遵守既成的方法是可以的。至于像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本来不是论政事的文字,严安、徐乐的上书,也和献进颂文相同,邹阳、枚乘的纵横家文风、杜钦、谷永的附会论事,本来和法度没有关系,司马迁、班固采用来显示国家的文才,删掉它们就没有了文采,保存它们就使纪传文字杂多无度,这也就不用惊诧刘知擞想主张变更方法了。

    杜佑《通典》 有三百卷,《 礼典》 是八门之一,却已经占了一百卷,大约这书本来是《 周礼》 的承述,在礼仪制度方面更详细是应当的。不过,它叙述典章制度,和各代史书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礼仪文字似是而非,有时情况变化很不一致,于是博士经生详尽议论,寻求适中的方案,有的加以取舍而径直实行,有的合乎格式而没有被采用,这些议论放进正文,就显得繁多重复难以承受,删除舍弃它们,就显得道理不周全。杜氏把这些文字一起采集编录,附在礼门后面,共有二十几卷,可以说是探究天地间事物的关系而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的了。司马迁的书,大概在《 秦始皇本纪》 的后面存录秦国史书的原文。可惜这种体例没有能推广,后人也不再效法。这都是记言语记事的方法穷尽后,另外有变通的方法,后世君子所应当参酌吸取的。

    源泉汇流成江河,事情起初简.单而最终巨大。东汉以来,文采兴盛,篇章众多,史臣不能一律在纪传里记载,就汇编作《 文苑传》 。文人事迹不多,只是记下官阶、籍贯、世系,大致像《 文选》 人名的注释,考试榜履历的名单,这样,本来是华丽文辞的篇名,反倒令人感到风华衰落,这就知道一代文章的兴盛,史书的文字不可能全部包括。萧统《 文选》 以来,编选文集的人众多。现在特别显著的是,姚兹的《 唐文粹》 、吕祖谦的《 宋文鉴》 、苏天爵的《 元文类》 ,都想要包括整个朝代,和史书互相配合。这就反倒好像言语和事分开来记载,其实这些选集是春天的花朵,正史是秋天的果实而已。史书和诗文选集,各有言语和事,阂此只可以分作花朵和果实,不可以分作言语和事。

    书籍的四部划分以后,集部极兴盛。文人掌管起草皇帝文告,于是,内制、外制的集子就自己编定了。宰相对国事的议论思考,谏官、监察官的弹劫奏章,官署官员对各自职守的谈论,武将判断敌情的精妙谋略,陆蛰的奏议,苏轼进呈的策,又各自收进文集里了口汇聚起来的便有《 名臣经济》 、《 策府议林》 ,连篇累犊,能数得清吗?大抵前人目录书里的记载,不外别集、总集两种,大概根据是否一个人的文字来看待。这些其实应该属于史部,追溯源流应当归属《 尚书》 。不过,训诰是《 尚书》 的一个方面,不可以像汉代人那样径直用记言之史书来看待《 尚书》 罢了。

    名臣的奏章,归属于《 尚书》 ,用来比照《 尚书》 的训浩,是人们容易知晓的。编辑奏章的人,应当知道《 尚书》 训浩的记言语必定叙述那事情,以使所言的事情经过完备,因此《 尚书》 没有一处空泛的言语,有言语必定安置在事情中。后世的编辑奏章的人,只取议论明白流畅,感情和话语激动恳切,认为是奏章里的佳篇。不使事情的经过完备,即使有佳篇,要用到什么地方呢了文人崇尚文采的习惯看法,不可以谈论经史。班固的董仲舒、贾谊两篇传,就用《 春秋》 之学作《 尚书》 体。这就是《 尚书》 转入《 春秋》 的例证。他叙述贾、董生平事迹,无意求详细,前后很少几句话,不过是为贾《 论政事疏》 等、董天人三策具备事情经过罢了。贾、董未必没有事迹可以叙述,班氏重点在疏、策,不妨省略所有事迹,只收录他们的言论,前后略微写上几句,使事情经过具备罢了,不像后人作传记,必定写出全部生平,用琐碎的记载追求完备。啊!观看史书体制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意思,才可以和他们谈论《 尚书》 、《 春秋》 之学各有它们的极恰当处,不像后人用分类抄录的方法来采集事迹,只知道寻求完备的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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