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于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運，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縴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書。觀于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憚繁復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曲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
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于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儀守于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縴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于《周官》，其書不傳于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 譯文】
《 周禮》 載外史主管三皇五帝的典籍。現在存留在《 尚書》 里的只有虞舜、夏、商、周的簡冊而已，五帝的典籍只剩下兩代的，而三皇的典籍沒有傳聞。《 左傳》 所說的《 三墳》 、《 五典》 ，現在已不能知道是什麼樣的書，不知道是否就是外史所主管的書。以夏、商、周三代諸王的誓、浩、貢、範等篇，來推測三皇五帝典籍的體例，便可知上古時代簡約質樸，距離用繩子打結以記事的時代不遠，文字剛剛產生，典籍采用足夠表達隱約的意思、傳達事物的形狀和名稱的簡單方式罷了。根據事情而寫成篇章，本來沒有既定的方法，不可能像後代作史書那樣追求完備的法則，被確定的形式所限制。孔夫子編排而陳述《 尚書》 ，是采取它通達博古的性質，足夠傳布教化。一般的儒者不通曉《 尚書》 的寫法，認為歷史著作的開端確實是《 尚書》 ，于是拿後代固定不變的著史方法來紛紛比照《 尚書》 ，這都是荒謬的，
夏商周三代以上著史書，與三代以下著史書，它們不相同的緣故可以探知。三代以上，記注有既定的方法，而撰述沒有確定的名稱；三代以下，撰述有確定的名稱，而記注沒有既定的方法。記注沒有既定的方法，采擷材料就困難；撰述有確定的名稱，完成一書就容易。完成一書容易，文辭就勝過實質了；采擷材料困難，假的就攪亂真的了。假的攪亂真的，文辭勝過實質，史學表面上沒有消亡，實際上卻消亡了。優秀史家的人才，隔世才會出現一個，卻為補救偏差糾正弊端，弄得疲乏不堪。不是後人的學識不如前人，是因為《 周禮》 的制度消亡，《 尚書》 的教化斷絕其情勢不得不這樣。
《 周禮》 載三百六十個官職，具備了天下的詳細事務，但是法度完備地存在官府，由官員掌管那典籍。看六卿聯合辦公的記載，便知道古人對于國家文獻，不懼怕紛繁復雜、周到詳細，用來作為記注的預備資料。就拿六典的文字來說，那樣繁多瑣碎，太宰主管，小宰輔助，司會、司書、太史又各自為長官掌管副本，那麼，六典的文字，大概是副本的五倍，在掌故那里保存。對于其它的文獻，也應當類似。這樣，如果有一官疏忽自己的職守，有一典遭到意外的水火災害，其它官署都可以在副本中求取材料。這不是記注的既定方法比後世詳細周密嗎？漢代到元帝、成帝的時候，典籍可以說是完備的了。但是，劉氏父子的《 七略》 雖然上溯六典的類別，也已經不能使典籍完備地存在官府，而法令收藏在司法機關，制度存放在舊府庫，朝廷禮儀由太常主管，沒有听說藏書的石渠閣、天祿閣另外儲存副本，用來準備校勘機關的探究，可以說是沒有既定的方法了。漢代政治最接近古代，卻這樣混亂簡略，又怎能詫異後代的文章與朝廷制度雜亂沒有秩序呢？
孟子說︰“聖王的功業斷絕後，《 詩》 消亡．《 詩》 消亡，然後《 春秋》 產生。”大概說聖王的教化不能推行，是探究《 春秋》 的作用二他不知道是《 周禮》 的制度廢棄後，《 尚書》 消亡；《 尚書》 消亡，然後《 春秋》 產生。這是說聖王典章制度不再實行，可以認識《 春秋》 的本體。什麼是《 周禮》 的制度廢棄而《 尚書》 消亡呢？大概周代禮制規章慎密，然後記注有既定的方法，記注有既定的方法，然後撰述可以沒有確定的名稱。當時人認為詳細的資料搜集完備，官署完整地保存已修成的典籍，我只是提取那重大的資料，記錄下來進行著述，以顯示帝王治理國家的遠大謀略。而典、漠、訓、浩、貢、範、官、刑等類，文字或詳細或簡略，對資料或舍棄或采取，只按照心意給予名稱，不必編成確定的凡例。這就是《 尚書》 能夠治理國家的原因。到周代禮制被廢棄，記注不能夠準備齊全的資料。《 春秋》 排比史事而寫成著作，而左丘明不得不取分存在各官署的故實與各國的史書，用來完備史事的詳細過程，是形勢造成這樣的。司馬遷、班固以下，推廣左丘明的方法而使那支流更加暢通。這就是所說的記注沒有既定的方法，而撰述不得不有確定的名稱。所以說︰聖王的功業斷絕後，《 詩》 消亡，可見《 春秋》 的作用；《 周禮》 的法度廢棄後，《 尚書》 消亡，可見《 春秋》 的本體。
《 禮記》 說︰“左史記言語，右史記行動。”左史、右史的官職在《 周禮》 中沒有見到，他們記載的書沒有流傳後世，也許是《 禮》 家的誤文吧？後世儒者不考察，把《 尚書》 分屬記言語之書，《 春秋》 分屬記事之書，就錯得太厲害了。《 春秋》 不可能拋開傳文而空洞地保留它事情的條目，于是《 左傳》 記述的言語不止成千上萬字了。《 尚書》 典、漠等篇，記事而言語也被陳述，訓、浩等篇，記言語而事也得到體現。古人記事在言語中表現，記言語也是記事，從來沒有把事和言語分成兩個東西。劉知攢根據《 堯典》 、《 舜典》 、《 禹貢》 、《 洪範》 等篇的錯雜，反轉來指責《 尚書》 的體例不純，這不是由于後世人的空泛言語而懷疑古人的實在事情嗎？《 禮記》 說︰“通達博古，是《 尚書》 的教化。”難道說的只是記言語嗎?
六經並列，《樂》消亡而並入《詩》、《 禮》，《尚書》消亡而並入《春秋》，都是由于時勢世事變化，不知為什麼就那樣了。《 春秋》 的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等的事跡，而宰孔對齊桓公傳周王命，王子虎對晉文公傳周王命，都屬于訓誥的文體，而左丘明把它們附在《 左傳》 里用來輔助《 春秋》 經文，孔夫子不把它們和《文蛋之命》同載在《尚書》 里，這就是《 尚書》 並入《春秋》的明顯證據。司馬遷效法《春秋》，截取潤色《 尚書》的文辭，寫進《 史記》的紀傳，班固繼承司馬遷作《 漢書》 、取《 禹貢》 文放在《地理志》篇首、取《 洪範》 文特地作《 五行志》，《尚書》和《 春秋》不得不合為一體了。後世儒者不考察，又說紀傳體史書效法《 尚書》 ，編年體史書效法《 春秋》 ，這和左史記言語、右史記事之說的強分類別，又有什麼不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