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萬世，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征不信也。教之為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于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則肄業存于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于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于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為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後，不復涉于人世哉？學《易》原于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為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而不知六經皆器也。
《易》之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于《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于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
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雲︰“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雲“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耳。至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于庸愚，而隱于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于範圍，則一陰一陽，入千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雲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為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為六家，劉向區之為九流，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備于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為虛位”也。夫“道與德為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譯文】
韓退之說︰“從周公以上，都是在上做君主的，所以措施能夠實行；從周公以下，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長久流傳。”學說長久流傳，道從此得到闡明，而學說長久流傳，也就是道從此隱晦的原因。孔夫子闡明教化影響萬代，孔夫子未曾自己創立學說。宣揚六經，保存周公時的典籍，所以說︰“傳述而不創作，相信並喜愛古代文化。”又說︰“大概有不知道情況而創作的人，我沒有這樣。”“孔子用通行語言，讀《 詩經》 、《 尚書》 ，施行禮儀。”這就是所說的闡明上古君王之道來引導後人。不是孔子推崇．上古君王，有謙遜修養的心意而不自己創作，是孔夫子本來沒有什麼可創作的。有德行沒權位，就沒有創立制度的權力。空泛的言論不能用來教導人，這就是所謂“沒有證驗就不確實”口教化作為一項事業，自從伏羲、軒轅以來，大概已經有了。看《 易大傳》 所說的，就知道聖人就著人身指明法則，依據事物建立教化，並沒有在實施政治管理之外，另外有所謂的教化法則。舜時的教化，就有專職官員了。司徒的恭謹傳布，主管音樂者的受命，直到學校的設立，貫穿虞、夏、商、周四代，司成、師保的官職，詳細地載在《 周禮》 。如此教官既列在官員中，那麼修習的書籍就保存在掌故那里，學生所學習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師從的，是身在官位掌管法度的人。治理和教化沒有分別，官員和教師合為一體，哪里有空泛的言論用來寄托私家的學說呢？儒家一流，尊奉孔子，似乎想要只認作儒者，，• 家的宗師，則也是不了解孔子啊。孔子樹立人世間道的標準，難道會有心意只樹立儒家道的標準嗎？對儒者來說，賢士沒有遇到君明臣良的興盛時代，得不到權位來施行大事，于是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後代的學者，是出于時勢的無可奈何罷了。人世間道所應當做的，範圍廣啊，事情大啊！難道會每人都不受信用，而一定要走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後代學者的路，不再進人社會嗎？學習《 易》 ，《 易》 起源于伏羲畫卦，不必像他那樣穿草編的衣服住在野外。看《 尚書》 ，《 尚書》 從《 虞書》 開始，不必像舜那樣呼喊天哭泣。因為人們認為所處的環境各有不同。那麼，學孔子的人，難道能說拋開事業和功績，預先想到道不能施行而使教導流傳嗎？
《 易》說︰“設有形體的東西叫作道，有形體的東西叫作器。”道不離開器，就像影子不離開形體。後世信從孔子教導的人從六經中學習。認為六經是載道的書，卻不知道六經都是器。《 易》 作為一種書，是用來揭示事理、成就事業的，由春官太卜掌管，那就本來有官員掌管而由掌故保存了。《 尚書》 由外史掌管，《詩》有大師負責，禮儀由宗伯主持，音樂有司成主管，《 春秋》 各有諸侯國史宮記載。夏、商、周三代以前．《 詩》 、《 書》 等六經未嘗不用來教人，卻不像後世那樣尊奉六經．另外成立儒學一門，而專門稱六經是載道的書。大概因為人們所學習的，不出官府所掌管、國家的政治教化，而對六經的運用，也不出人際關系、日常應用的常規，所以只看出那是不得不這樣的事而已，未曾另外看出所載的道來。孔子傳述六經用來教導後世，也認為上古聖人上古君王的道不可能看到，六經就是可以看到的他們的器，後人見不到上古君王，應當依據可遵守的器來思考不能看見的道。因此，孔子宣揚上古君王的政治教化和官府所掌管的典籍，用來給人們看，而不自己著作立說，以致離開器而談論道。孔夫子自己敘述作《 春秋》 的原因就說︰“我認為把自己的觀點用議淪來表達，不如用事實來表現更深切明顯。”那麼，在政治教化、典章制度、人際關系、日常應用之外，再也沒有另外由著述來表達的道了，這也已經清楚了。秦朝禁止人們相對私下談論《 詩》、《書》，而宣布“要想學法令的，以吏為老師”。秦朝違背古代政治的地方，在于禁絕《 詩》、《 書》 而已，至于宣布學法令的以吏為老師，也就是道和器合為一體，而官員和老師、治理和教化未曾分離為二的正確道理。以後治理和教化分離，不能再合在一起，是自然規律。官府主管一個時代的典章制度，經師傳布互相講授和學習的注解，也是出于事情的不得不這樣。然而歷代相傳，不廢棄儒學，因為儒學遵守的是上佔君王的道。而儒家一流，守住六經，認為這只是載道的書。天下哪里有離井器談論道、離開形體留下影子的呢？那些人拋開天下事物、人際關系和日常應用，守住六經來談論道，就自然不能和他們談論道了。
《 易》 說︰“對于道，仁者見它說道是仁，智者見它說道是智，老百姓天天利用它卻不認識它是道。”然而不認識道，道卻存在；見到道並作判斷，道卻消失。廣大的道的隱沒，不是因為平庸愚昧的人而隱沒，而是因為賢者智者一類人眾說紛紜而隱沒。大概官員和老師、治理和教化結合，天下的聰明被限定在一起，因此就著器保存道，而人心沒有逾越的念頭。官員和老師、治理和教化分離，而聰明才智不再納入規範，那麼，陰陽變化的道接近人們不同的天性，而各自把所見到的當作本來情況，這也是事物的趨勢。主持禮儀的機構、掌管音樂的官員，各自履行專門的官職，即使有離婁那樣的敏銳視力，師曠那樣的靈敏听力，也不能不受黝約束服從規矩口現在說官員職守失去傳承，而我用道德闡明那教化，就人人都自認宣揚道德了。因此孔夫子傳述而不創作，宣揚六經，以保存周公時的典籍，不敢離開器而談論道。而諸子雜多，便已經談論道了。莊子把各家比作耳目口鼻，不能互相通用，司馬談把諸子分作六家，劉向把諸子分作九流。諸子都自認為到達頂．點，而想用自家的道改變天下。由君子觀察這種現象，都是以仁者或智者的見解來稱呼道，而不是對道的認識果真像這樣容易。道，憑借器而明顯，不憑借人而得名。自從人當中有了稱呼道的，道方才根據不同的人而有了不同的名稱了。仁者見了，說它是仁，智者見了，說它是智，就是這樣。人自然是遵循道而行動的，道不是人所能夠據為己有的。自從人們各自談論自己的道，而各自實行自己所談論的，道方才可能被人佔有了。墨家的道，許行的道，這一類都屬于這樣。道，自從在三人居住的房屋里顯露，到周公、孔子時非常完備，一個個的聖人未曾另外用道來稱呼的原因，大概就像一個家族內部，不自己標明姓氏。等到諸子百家紛雜出現而談論道，而儒者不得不自我尊崇自己的來源，一則說堯、舜之道，再則說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韓退之說“道和德是空的名號”。“道和德是空的名號”這種現象，正是道和德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