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内篇二 原道中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学《易》原于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千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译文】

    韩退之说:“从周公以上,都是在上做君主的,所以措施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长久流传。”学说长久流传,道从此得到阐明,而学说长久流传,也就是道从此隐晦的原因。孔夫子阐明教化影响万代,孔夫子未曾自己创立学说。宣扬六经,保存周公时的典籍,所以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又说:“大概有不知道情况而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孔子用通行语言,读《 诗经》 、《 尚书》 ,施行礼仪。”这就是所说的阐明上古君王之道来引导后人。不是孔子推崇.上古君王,有谦逊修养的心意而不自己创作,是孔夫子本来没有什么可创作的。有德行没权位,就没有创立制度的权力。空泛的言论不能用来教导人,这就是所谓“没有证验就不确实”口教化作为一项事业,自从伏羲、轩辕以来,大概已经有了。看《 易大传》 所说的,就知道圣人就着人身指明法则,依据事物建立教化,并没有在实施政治管理之外,另外有所谓的教化法则。舜时的教化,就有专职官员了。司徒的恭谨传布,主管音乐者的受命,直到学校的设立,贯穿虞、夏、商、周四代,司成、师保的官职,详细地载在《 周礼》 。如此教官既列在官员中,那么修习的书籍就保存在掌故那里,学生所学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师从的,是身在官位掌管法度的人。治理和教化没有分别,官员和教师合为一体,哪里有空泛的言论用来寄托私家的学说呢?儒家一流,尊奉孔子,似乎想要只认作儒者,,• 家的宗师,则也是不了解孔子啊。孔子树立人世间道的标准,难道会有心意只树立儒家道的标准吗?对儒者来说,贤士没有遇到君明臣良的兴盛时代,得不到权位来施行大事,于是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后代的学者,是出于时势的无可奈何罢了。人世间道所应当做的,范围广啊,事情大啊!难道会每人都不受信用,而一定要走遵守上古君王之道以等待后代学者的路,不再进人社会吗?学习《 易》 ,《 易》 起源于伏羲画卦,不必像他那样穿草编的衣服住在野外。看《 尚书》 ,《 尚书》 从《 虞书》 开始,不必像舜那样呼喊天哭泣。因为人们认为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那么,学孔子的人,难道能说抛开事业和功绩,预先想到道不能施行而使教导流传吗?

    《 易》说:“设有形体的东西叫作道,有形体的东西叫作器。”道不离开器,就像影子不离开形体。后世信从孔子教导的人从六经中学习。认为六经是载道的书,却不知道六经都是器。《 易》 作为一种书,是用来揭示事理、成就事业的,由春官太卜掌管,那就本来有官员掌管而由掌故保存了。《 尚书》 由外史掌管,《诗》有大师负责,礼仪由宗伯主持,音乐有司成主管,《 春秋》 各有诸侯国史宫记载。夏、商、周三代以前.《 诗》 、《 书》 等六经未尝不用来教人,却不像后世那样尊奉六经.另外成立儒学一门,而专门称六经是载道的书。大概因为人们所学习的,不出官府所掌管、国家的政治教化,而对六经的运用,也不出人际关系、日常应用的常规,所以只看出那是不得不这样的事而已,未曾另外看出所载的道来。孔子传述六经用来教导后世,也认为上古圣人上古君王的道不可能看到,六经就是可以看到的他们的器,后人见不到上古君王,应当依据可遵守的器来思考不能看见的道。因此,孔子宣扬上古君王的政治教化和官府所掌管的典籍,用来给人们看,而不自己著作立说,以致离开器而谈论道。孔夫子自己叙述作《 春秋》 的原因就说:“我认为把自己的观点用议沦来表达,不如用事实来表现更深切明显。”那么,在政治教化、典章制度、人际关系、日常应用之外,再也没有另外由著述来表达的道了,这也已经清楚了。秦朝禁止人们相对私下谈论《 诗》、《书》,而宣布“要想学法令的,以吏为老师”。秦朝违背古代政治的地方,在于禁绝《 诗》、《 书》 而已,至于宣布学法令的以吏为老师,也就是道和器合为一体,而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未曾分离为二的正确道理。以后治理和教化分离,不能再合在一起,是自然规律。官府主管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经师传布互相讲授和学习的注解,也是出于事情的不得不这样。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弃儒学,因为儒学遵守的是上占君王的道。而儒家一流,守住六经,认为这只是载道的书。天下哪里有离井器谈论道、离开形体留下影子的呢?那些人抛开天下事物、人际关系和日常应用,守住六经来谈论道,就自然不能和他们谈论道了。

    《 易》 说:“对于道,仁者见它说道是仁,智者见它说道是智,老百姓天天利用它却不认识它是道。”然而不认识道,道却存在;见到道并作判断,道却消失。广大的道的隐没,不是因为平庸愚昧的人而隐没,而是因为贤者智者一类人众说纷纭而隐没。大概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结合,天下的聪明被限定在一起,因此就着器保存道,而人心没有逾越的念头。官员和老师、治理和教化分离,而聪明才智不再纳入规范,那么,阴阳变化的道接近人们不同的天性,而各自把所见到的当作本来情况,这也是事物的趋势。主持礼仪的机构、掌管音乐的官员,各自履行专门的官职,即使有离娄那样的敏锐视力,师旷那样的灵敏听力,也不能不受黝约束服从规矩口现在说官员职守失去传承,而我用道德阐明那教化,就人人都自认宣扬道德了。因此孔夫子传述而不创作,宣扬六经,以保存周公时的典籍,不敢离开器而谈论道。而诸子杂多,便已经谈论道了。庄子把各家比作耳目口鼻,不能互相通用,司马谈把诸子分作六家,刘向把诸子分作九流。诸子都自认为到达顶.点,而想用自家的道改变天下。由君子观察这种现象,都是以仁者或智者的见解来称呼道,而不是对道的认识果真像这样容易。道,凭借器而明显,不凭借人而得名。自从人当中有了称呼道的,道方才根据不同的人而有了不同的名称了。仁者见了,说它是仁,智者见了,说它是智,就是这样。人自然是遵循道而行动的,道不是人所能够据为己有的。自从人们各自谈论自己的道,而各自实行自己所谈论的,道方才可能被人占有了。墨家的道,许行的道,这一类都属于这样。道,自从在三人居住的房屋里显露,到周公、孔子时非常完备,一个个的圣人未曾另外用道来称呼的原因,大概就像一个家族内部,不自己标明姓氏。等到诸子百家纷杂出现而谈论道,而儒者不得不自我尊崇自己的来源,一则说尧、舜之道,再则说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韩退之说“道和德是空的名号”。“道和德是空的名号”这种现象,正是道和德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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