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礙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于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于千百，則人眾而賴于干濟，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勢紛而須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
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主，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培■積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于禹、湯也。
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為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于聖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為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
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為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于聖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君子；學于眾人，斯為聖人。
非眾可學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閱于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于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為周公，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為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于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于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于周公也，時會使然也。
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于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于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于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為一定之名也，于是援天與神，以為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于黨人乎？
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群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I合，如出于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大與神，而為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盂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氣數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聖，而立教之為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于堯、舜”，子貢以謂“主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于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為粗。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玄之又玄。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
【譯文】
“道的本原是從天而出的。”天本來就反復叮吟地發布命令碼？回答是︰在只有天地存在的時候，我不能夠知道情況。夭地間產生了人類，這就有了道，卻還沒有顯露出來。三個人居住在一間房屋里，道就顯露出來了，卻還不明顯。人有一伍一什直到成百成千，一向房屋不能容納，按類別琶分開來，道就明顯了。仁、義、忠，孝的名稱，刑法，板事、禮制二樂教的制度，都是不得已才－產生的。
人類產生就有了道，人自己沒有覺察。三個人居住在一間房屋里，就必然早晚開門關門，打柴汲水供給炊事，既然不是一個人，就必然有分別擔負的人了。有的各自掌管事情，有的輪流交換班次，這就是所謂不得不這樣的情勢，而均平、秩序的原則產生了。這時，又擔心互相推卸互相爭奪，就必然推舉年齡大的人主持公平，這也是不得不這樣的情勢，而長幼尊卑的區別顯現了。至于一伍一什成百成千的人，按類別區分開來，也必然有人掌管每伍每什，而積累到成百成千，人員眾多就需要辦事干練，必然要推舉才能突出的人整理繁雜之事，形勢混亂就需要人們相隨服從，必然要推舉德行崇高的人主持教化，這也是不得不這樣的情勢；而作君主作老師，劃定地界劃分州境，井田、封建、學校的內容明顯了。因此，道不是聖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夠創造的，都是事物的情勢自然發展，逐漸顯露逐漸明顯，不得已而表現出來，所以說是從天而出。
《 易》 說︰“一陰一陽叫作道。”這說明沒有人類的時候道己經具備了。“承襲道的規律而產生的萬物是美好的，萬物生成後各有屬性。”這說明天道附在人身，事理附在氣上。因此，可以表現出形狀給予名稱的，都是道借以顯現的事物，而不是道的本體。道，是萬事萬物的原因，不是萬事萬物的具體規律。人能夠見到的，是萬事萬物的具體規律而己。從人類的產生，到一伍一什成百成千人的管理，以及作君主，作老師，劃分州境劃定地界，大概必定有需要然後隨著供給，有郁積然後隨著疏通，有弊病然後隨著補救。伏羲、神農、軒轅、擷項的發明創造，本意不過像這樣罷了。制度積累優點完備，到唐堯、虞舜時就極度完善了；殷沿襲，夏借鑒，到周代就沒有缺憾了。譬如源頭積水而慢慢流成江河，小丘積土而成為山岳，也是事理情勢的自然發展，而不是堯、舜的大德大智超過伏羲、軒轅，周文王、武王的神妙勝過禹、湯。後世聖人效法前世聖人，實際不是效法前世聖人，而是效法道的逐漸顯露逐漸明顯。三皇無為而治，風俗自然變化，五帝揭示事理，成就事業，三王建立制度傳下法則，後人見到進行治理教化有這樣的不同。當日聖人創立制度，就像夏天必須穿葛布衣，冬天必須穿裘皮衣，而不是心里先有了什麼念頭，認為我一定要這樣然後可以和聖人不同，我一定要那樣然後可以和前世聖人齊名。這都是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定到達的，而不可以就此當作一陰一陽的道。一陰一陽往復循環，就像車輪。聖人創立制度，好比夏天的葛布衣、冬天的裘皮衣，就像軌道。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這樣，二者的事相同嗎？回答是︰不同。道無所作為就自然，聖人有所見就不得不這樣。聖人有所見，因此不得不這樣；眾人無所見，就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而這樣。哪一個與道接近？回答是︰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而這樣，就是道。不是沒有看見什麼，而是不可能看見。不得不這樣，聖人因此符合道，不能就認為是道。聖人探求道，道不可能見到，就著眾人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而這樣，是聖人所憑借來見到道的。因此，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而這樣，是一陰一陽的跡象。向聖人學習，這就是賢人。向賢人學習，這就是君子。向眾人學習，這就是聖人。不是眾人可以學習，是因為必須從一陰一陽的跡象探求道。自從天地產生以來，到唐堯、虞舜、夏、商，道的跡象既多，窮盡而變化、變化而通達、通達而長久的規律也很完備了。周公以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聖人，正好處在古代文化積累留傳、治理法則很完備的時候；因此規劃國事創立制度，集千古之大成，就也是時勢造成這樣，不是周公的德行才智能夠造成這樣。大概自古以來的聖人，都從眾人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而這樣學到東西，而周公又察看遍了古來聖人的不得不這樣，就知道了應當這樣。周公固然是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聖人，但這不是周公的才智與力量所能做到的，是時勢造成這樣的。譬如春夏秋冬，各自掌管一個季節，而冬季宣告一年的成功，也是時勢造成這樣，而不是冬季勝過其它蘭個季節。因此，創立制度顯示功績的聖人，幾千年來是一樣的；集大成者，是周公獨有的。時勢恰巧應當這樣就這樣，周公自己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孟子說︰“孔子稱得上集大成者。”現在說集大成的人是周公，不是違背孟子的意旨嗎？回答是︰“集”的解釋是，聚匯各方面所有的在一起。自從天地產生以來，到唐堯、虞舜、夏、商，都是由聖人取得天子的位置，規劃國事，治理教化，都出自道本體的必然。周公助成文王、武王的品德，正好處在五帝三王法度完備、殷因襲、夏借鑒，已到達頂點的時候，因此能夠憑借來創立典章制度，而用周的法則集古代聖人之成，這就是所說的集大成。孔子有德行而沒有權位，就不可能得到創立制度的權力，不能夠排列在一成當中，哪里有大成可集呢？不是孔子的德智不如周公，是時勢造成這樣的。孟子所說的集大成，是針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說的，擔心學者錯以為孔子的大德大智和伯夷等三人相同，沒有什麼可采用來比喻。就拿奏音樂的大成來作比喻，因此孔子集大成的說法，可以對伯夷等三人來說，卻不可以概括孔子。用這來概括孔子，反而是小看孔子了。為什麼呢？周公集伏羲、軒轅、堯、舜以來之成，周公本來是向歷代聖人學習而集大成的，沒有歷代聖人的治理法則，就本來沒有什麼可造就周公。孔子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孔子本來未曾向伯夷、伊尹、柳下惠學習，況且沒有伯夷、伊尹、柳下惠的行為，難道會沒有什麼可造就孔子嗎？至于孟子說的話，各人的話都有適當的地方罷了，難道因為文辭妨礙對意思的理解嗎？
達巷的人說︰“偉大啊，孔子！學問廣博而不在某一方面成名。”現在的人都嘲笑達巷人不了解孔子，可是他們了解孔子到底成什麼名嗎？他們認為，天所任使、生而知之的聖人，不可以被談論考慮而確定某一方面的名聲，因此援用天和神，認為聖人不可能被了解罷了。他們的見識有什麼和達巷人不同的呢？天地的廣大，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孔子雖然偉大，大不過天地，就不能用一句話概括嗎？有人間為什麼能用一句話概括，回答是︰學周公罷了。除了周公，另外沒有學的了嗎？回答是︰沒有孔子未學到的學問。周公己經集前代聖人之大成，那麼除了周公，再也沒有什麼學問了。周公集前代聖人之大成，孔子學周公而完全學到周公之道，這一句話，完全能夠概括孔子的整個人了。“遵循堯、舜之道”，是周公的志向。“效法文王、武王”，是周公的事業。一是說︰“文王已經去世，文化傳統不是在我這里嗎？”二是說︰“我衰朽得太厲害了，我不再夢見周公了。”行它。”又說︰“文化興盛啊！”又說︰“我學的是周代禮制，現在實我贊同周代。”魯哀公詢問政事，便說︰“文．王、武王的政治措施，在典籍上公布。”有人問︰“仲尼是從哪里學成的？”子貢認為，“文工• 武王之道，沒有墜落在地上”。“傳述而不創作”，是對一于周公時的典章說的。“喜好古代文化，努力探求”，是對于周公傳下的書籍說的。達巷人與孔子生活在同時而不了解孔子，便說孔子不在某一方面成名，也不是完全沒有見地的。後世人觀看書籍，而不了解孔子學習的是什麼，這不如達巷人的見地了，卻還譏笑達巷人不了解孔子，這何止逃走一百步的士兵嘲笑逃走五十步的士兵呢？因此，自古以來的聖人，他們的大德大智雖然相同，而他們的做聖人的方法不一定完全相同，是時勢造成這樣的。只有孔子和周公都生在制度積累治道完備而達到頂點以後，周公集大成以實行道，孔子發揮道以闡明教化，互相吻合，好像出自同一人，不再有毫毛般微細的不同。那麼，想尊祟孔子的人，哪里在于援用天和神，而得出模糊不清難以依據的說法呢？
有人說︰既然孔子和周公同道，周公集大成，而孔子難道不是集大成嗎？回答是︰孔子集大成，也不是孟子所說的意思口孔子是和周公一樣集伏羲、神農、軒轅、額項、唐堯、虞舜、夏商周三代之成，而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成。大概君主和教師的職責分離後，治理與教化不能結合在一起，這是命運從天而出。周公集治理系統之成，而孔子闡明建立教化的標準，都是事理的不得不這樣，而不是聖人要和前人不同，這是法則從天而出。因此，隋、唐以前，學校同時祭祀周公、孔子，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蕪師，‘大概是說制定禮樂制度是聖，建立教化是師。因此孟子說︰“思公、孔子之道是一致的。”那麼，周公、孔子依據時勢而建立治理、教化系統的標準，聖人本來是憑借時勢麼？宰我認為“孔夫子勝過堯、舜”，子貢認為“有人類以來沒有像孔夫子一樣的”，有若用孔夫子比較古代的聖人，便說“出類拔萃”，三人都丟開周公，單獨尊祟孔子。朱子認為聖人事業功績有不同的地方，是說得對的。然而治理從實際事務中表現出來，教化則流于空泛的言論。後人根據宰我三人的言論，而極力推祟孔子超過堯、舜，因此尊崇性命學說而輕視事業功績，于是眾多聖人的治理業績，不值得和儒生的高談闊論相當了。伊川先生論禹、後視、顏子，說禹、筱比顏子粗疏。朱子又用二程和顏子、孟子深刻地比較長短。大概門戶之見，賢者也免不了，是從古到今的通病．尊祟孔夫子，沒有比貼近世情更重要的了。不知道實際情況，卻只是致力于推崇，那麼，’玄妙上又加玄妙，聖人成了一個神與天的通稱而已，對社會教化有什麼幫助呢？因此，對周公、孔子不能評判優劣。神人的塵埃糟粕，造就堯、舜，莊子還說是寓言，儒者竟沿用他的說法嗎？因此，想要了解道的人，必須先了解周公、孔子成為周公、孔子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