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為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于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雲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雲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于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庖》，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于主人，王氏六經，服勞于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哲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
馬融誠有志于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征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鳳》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托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典，而先自托于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
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
靴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
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雲“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于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
不知遷、固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于《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于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矣。
【 譯文】
異學稱經用來匹敵六經，是愚蠢的；儒者冒用經名用來模擬六經，是荒謬的。六經起初並不是尊稱，取“經綸”的意思作為世間的法則而已。六經都是周公的政治典章二因此立為經。孔夫子的大德大智，不遜于周公，而《 論語》 諸篇不稱作經，因為它不是政治典章。後世儒者由于它所尊崇的而尊崇它，劃分類別歸屬經部，認為“傳”本來就是輔助經的。佛教、道家的書，本來是一家之言，不涉及法度政事。教徒想尊崇他們的宗教，自己把一家之言尊崇得超過六經，沒有什麼不可以的，硬是加上經的名稱來相比擬，同優伶仿效楚相有什麼兩樣呢？不過說‘明他們愚蠢罷了。揚雄、劉欲，是儒者中通曉經典的人。揚雄《 法言》 ，說當時人有疑問，用合乎法則的話回答，還是可以的。舊咱四合，處是川以的，卻說效法《 論語》 ，又多麼荒謬呀J 雖然如此，這還是一家之言，弊病是小的。非常值得驚異的是，他作《 太玄》 用來比照《 易》 ，人們只知道說冒用經名罷了，不知道《 易》 是仁古帝王的政治典章而不是空泛的言論，揚雄大概是犯了超越本分竊取帝王典章制度的罪過，太不慎重考慮了。詳見《 易教》 篇。衛元篙的《 元包》 ，司馬光的《 潛虛》 ，還要模仿《 太玄》 而撰寫，不知道《 太玄》 模仿《 易》 已經錯了。劉散為王莽作《 大浩》 ，他的行為得罪禮教，本來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即使模仿《 尚書》 ，又為什麼到這種地步呢？講學河汾的王通仿作六經，有人說是喜好多事的人的文飾之詞，王通未必就像這樣荒謬。假使果真有那事，那麼，“六經奴脾”的責備，還沒有道出那真實情況。奴碑未嘗不為主人效勞，王通的六經，為了l 二不漢r 片鄉66 翎f 討口健亡妞閨幾泉。
束臂的長補笙詩》，皮日休的《 補九夏》 ，白居易的《 補湯征》 ，把這當作文人開玩笑而不是惡作劇，稱為擬作，還是可以的。把題目標作“補”，又為什麼要采取文學家的語言來補《 詩》 、仗尚書》 的亡佚呢？
至于《 孝經》 ，雖然稱作經，實質是傳。儒者重視孔夫子的遺言，就附在經部里了。馬融如果確實有志向勉勵忠誠，自己用自己的言論，援用經征引傳，縱橫反復地串說，說盡想要說的，是可以的。一定要標明《 忠經》 ，也已經夠奇特了。竟至于分成十八章，引用《 風》 、《 雅》 來點綴，一一仿效，和張載模擬《 四愁》 ，七林仿照《 七發》 ，有什麼不同呢？確實不是馬融的著作啊，是平庸儒者所依托的。宋氏的《 女孝經》 ，鄭氏的《 女論語》 ，如果認為女子有才能，嘉獎勉勵她們的志向，是可以的。不過，她們如果想闡明女子教育，用自己的意思立說就可以了，假設班昭和眾女子互相問答，便是將要把這書當作言行的法則，卻先自己托名子虛、亡是公一類，使人怎麼辦才好呢？她們的意思是采用方法使書和經傳相似。經難道可以和它相似嗎？對于經，尋求和它相似，那麼，渾、騙有卦，見《 輟耕錄》 。革隻開始停止響聲，有《 月令》 了。都是諧謔的事。
至于屈原抒發怨憤，有辭二十五篇，劉向、班固著錄，把它們總稱作《 屈原賦》 。而王逸作注，《 離騷》 篇已有了“經”的名稱。王氏用“徑”解釋“經”，也不知道題名作“經”是從什麼人開始的。到宋代人注屈原作品，于是說“有一種版本亥九歌》 以下有‘傳’字”。雖然不知道叫這個名稱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總之，也是依據“經”名而立“傳”名，不應當從宋代才開始。屈原的辭賦，本來以《 離騷》 為重要，司馬遷以下．竟至取《 騷》 來稱呼他的全部作品，現在還是這樣。但各篇的意旨本來沒有區別，只是因為第一篇受到重視，而勉強區分經傳，想和《 詩經》 “正雅”為經、“變雅”為傳的體例相同，照這樣，《 孟子》 七篇應當分成《 梁惠王》 經和《 公孫丑》 、《 滕文公》 諸傳了。
孔夫子作《 春秋》 ，莊子認為是“評議而不判斷”，大概《 春秋》 的意旨寄托在記事和文辭中，自己不作賞罰。漢魏以‘一下，模仿《 春秋》 的，大概也很多了。這當中或有得或有失，多得換很多人來說也說不盡。以後的評論者，以至于把司馬遷、班固以下的紀傳體史書比作《 尚書》 ，把各家編年體史書比作《 春秋》 。他們不知道，《 史記》 、《 漢書》 的本紀，本來是《 春秋》 家的學問，書、志、表、傳，大約像《 左傳》 、《 國語》 作為《 春秋》 的內傳、外傳結合對《 春秋》 自始至終作闡釋口諸家《 春秋》 體史書，先後間雜出現，有的用《 春秋》 的名稱來改變它的體制，《 十六國春秋》 之類。有的避開《 春秋》 的名稱而模仿它的實質，《 通鑒綱月》 之類。總之，都不知道司馬遷、班固的著作本來接續《 春秋》 的學問，並不是效法《 尚書》 。因此，明了《 春秋》 的意旨的人，只應當查對司馬遷、班周以下的史書的文辭和記事當中，它們的意旨本來是什麼樣的。如果要匯集史事，按年分別編排，那麼，荀悅、袁宏的例子都在，未嘗不可以效法。一定要在紀傳體、編年體之外，另外作出《 春秋》 ，就不過是王通《 元經》 的續書罷了。異端與經典匹敵，是不值得提起的。儒者研習六經，卻不知道經不可以模擬，這種儒者就太淺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