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縴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于文字，猶太宰司會之于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于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問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于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于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 �襃舅妒情A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百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苟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 �𧇍坐憛A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學術，不盡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于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猶有合于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
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
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 譯文】
有人問︰《 周禮》 中府史的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的史，有不同的含義嗎？回答說︰沒有不同的意思。府史的史，是在官府中擔任文書之類差事的平民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謂的書吏。內史等五史，則由卿、大夫、士擔任，掌管圖書、記錄、命令、法律制度等事，就如同現在的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類的官職。所管事務的不同，官位高低的相隔，品類等級的區分，都有天壤之別。但是卻說它們沒有不同的意義，那是因為它們都主管典章制度，而憑借法令制度保存先王的治國大道。
史負責典章制度而不知道取舍，就像府吏管理錢財貨物而不知道計算一樣。先王認為太宰制定國家預算，司會評斷全年的統計文書，都有調節盈虛，整理秩序的用意，若非有道德有賢才的人，不能擔任此職，所以任用卿士、大夫這種有貴族身份的人擔任此官。至于管理錢財貨物的府吏，支出收人是不敢擅自作主的，但平民百姓在官府中，足以供給差遣而不使人感到缺少什麼。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民生之大事，從遠大之處著眼；若要問庫藏貨物方面的詳細情況，一定說去找府吏。
五史與文字的關系，就像太宰、司會與錢財貨物的關系。典、漠、訓、浩，曾鞏認為是唐堯、虞舜與夏、商、周三代興盛之世的文章，攜帶筆墨記載王事的史官，也都是聖賢一類的人。他的見解可謂是很高超的。五史選用卿士、大夫來擔任，推求、探討精深、隱微的東西；史則主管文告、圖書、規程條例、典章制度而不敢擅自作主。然而若問及隱微曲折的掌故，必定說去找史。
孔子說︰“對老百姓可以使他們按照聖賢規定的去做，但不可讓他們知道那是為什麼。”先王的道統法度，並非有不同，卿士、大夫能論述先王之道，而府史只能墨守先王之法，人的識辨能力有可以使他們論道與不可以使他們論道的差異，而不是府史之外，另有一種先王之道。孔子說︰“姐豆這類禮儀小事，我曾經听到過。”曾參卻說︰“君子為人處世的行為有三方面應該注重，至于禮儀方面的細節，自有主管人員。”不是曾子的話與孔子的話有什麼不同，孔子是在推求先王之道，曾子則恐怕後人拘泥于這些具體之法而忽略了大道。子貢說︰“文王、武王之道，並沒有失傳，而是散在人間。孔夫子在什麼地方不學習呢，又為什麼要有固定的老師呢？' ' “孔子到了太廟，每件事都要向別人請教。”那麼主管的官吏、卑賤的差役、巫祝及各種工匠，都是孔子所求教的人。向老腆問禮、向郊子學習官制，難道不是在學習典章制度嗎？所以說道不可以憑空闡明，文章不可以憑空撰述。夏、商、周三代以前，先王之道並沒有用“道”來命名，但道卻無所不在，這是因為道不是空洞的道理；三代以前，未曾有意把文章當作著作，但文章卻為後代所不及，這是因為文章沒有空洞的言論。自從官員與老師、政事與教化分離之後，文字開始有了私家的著述，于是文章學問，便與官府的典章制度分道揚鐮，進行教化的人也可以離開具體的法而談論道的主旨了。《 周易》 說︰“如果沒有賢明之士探究闡發，《 周易》 的道理就難以憑空推行。”學者祟奉六經，認為這是聖人通過創立學說來垂訓後世，不知道三代興盛之時，各自都有專門的官員負責掌故，而並非聖人有意為後世撰寫文章。
《 禮記》 說；“制定禮法，以符合時事為最高原則。”又說︰“書寫使用形體統一的文字。”意思是重視當代君王制定的制度。學者只誦讀先王留下的著作，而不通曉當代的制度，這是把文章當作佩巾彩繡一類的玩物，把學問當作斗奇爭異與玩游戲的材料，不再考慮它的實用了。所以大道隱微而難知，士大夫的學間文章，未必能供朝廷使用；法令顯見而容易掌握，書吏所保存的掌故，實際上國家制度就保存在其中，也就是堯舜以來歷代沿革損益的實際歷程。所以若無心學習則罷，君子若有志學習，則一定要探求當代的典章制度以便切合于社會日常生活，一定要探求官府的掌故以便通曉經學所蘊涵的精微之義，那麼學問便成了實在的事情，而文章也不是空洞的說教，這就是所說的有本體一定有實用。不了解當代而說好古，不熟習掌故而談論經學，那麼視如佩巾的文章，當作游戲玩的學問，即使極盡精深之能事，它不切合于實用也是確實無疑的。
孟子說︰“有個人的替力能夠舉起三千斤，卻舉不起一根羽毛；目力能夠明察秋毫，卻看不見一車柴火擺在眼前。”容易的事情被弄得很艱難，困難的事情卻又做得很容易，他們這是沒有掌握好權衡事物輕重的準則。學者不了解當代而博通古代，荒于掌故而通曉經學，這是能夠勝任《 周禮》 中卿士所擔任的難事，而不知道尋求府史所擔任的易事。所以舍棄具體的事物而探求高深抽象的道理，舍棄當代而探求古代，舍棄社會日常生活而探求精細隱微的學問，這都是不知道府史的史與五史的史本義相通的緣故。
以官吏為老師，這是夏、商、周三代的舊法。秦朝人有悖于古人的地方，就是禁止《 詩》 、《 書》 的流傳而僅僅以法律為老師。三代興盛之時，天下人的學習，無一不是以官吏為老師的。《 周禮》 有三百六十個官職，關于天道人事的學問已非常完備了。那些格守官職盡心盡責而不敗壞上天職能的人，都是天下人學習的老師。東周以後，君主與老師、政事與教化不再合為一體，于是世間的學術，有了私相傳授而不完全出自主管的官吏。秦朝以官吏為老師，才開始恢復古代的制度，但人們囿于傳統的偏見，反以為秦人不對。秦朝違背古人的地方很多，但仍然有與古代相合之處，那就是以官吏為老師。
孔子說︰“生活在當今之世，卻要何到古代的治國之道上去，災禍就會降臨到他身上。”李斯請求禁止《 詩》 、《 書》 ，認為儒生稱贊古代而非難當代，他的言論與孔子的話似乎相近，但他的用意卻大相違背，後代的君子不可不看清楚。三王各不襲用前代的禮制，五帝各不沿用前代的樂名，不知道禮制以合乎時宜為最高原則而動輒稱贊古代，一定不是真正通曉古代典制的人。這是不守法的亂民，所以孔子憎惡這種人，至于殷代沿襲夏代的禮儀制度，就是百代之後也可知道。對古制的廢除與增加雖說要隨時宜而定，但沒听說有鄙薄堯、舜，毀謗指責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可以達到大治的人。李斯請求禁止《 詩》 、《 書》 ，君子認為這是最愚蠢的。後世離陶唐氏、有虞氏及夏、商、周三代，則更遠了。總之，二朝的典章制度，可以流傳後世而達到一時的政治太平，都得到了古代先王治國大道的一個梗概。所以當代的法令制度，官府的掌故，與《 詩》 、《 書》 六經所流傳下來的東西沒有什麼不相通的。學者們對當代一竅不通，動輒夸耀自己通曉古代，就好比考辨螺祖養蠶治絲，講述神農種植莊稼，認為這可以抵御饑寒而不需要衣服糧食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