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于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著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于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木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于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主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于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于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主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于陽矣。夫文非情不深，而情貴于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于陰矣，陰陽伏𣀳之患，乘于血氣而入于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于私，似無而實蔽于人，發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于夫而參于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于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
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于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雲“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于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于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于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于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于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謗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
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 譯文】
才、學、識這三者，能具備其中一種已屬不易，而要兼備三者就尤為困難。千古以來文人眾多而良史少見，主要就是這個緣故。過去，劉知婁認為他提出的史家三長之說已經很完備了。這是有道理的，史書最講究的是史義，它所記載的是史事，而所賴以傳世的是文辭。孟子說︰“《 春秋》 所記載的事情不過如齊桓公、晉文公之類，所用的筆法不過是一般史書的筆法，而書中所寄寓的褒善懲惡的大義則出自孔子自己的裁斷。”沒有史識便無法評判是非曲直，沒有史才便無法鑄寫優美的文辭，沒有史學便無法熟悉豐富的史事。這三者固然各自都有與之相近似的東西，其中自然也有貌似而實非者。把記誦當作史學，把文采當作史才，把專斷當作史識，這不是良史所具備的才學識。即便是劉知攢所說的才學識，也還不能說已經窮盡其理了。劉知斐認為有史學而無史識，就如愚蠢的商人手持黃金而不懂如何經營生利。用此說來推論劉氏之意，不過是想在記誦之間，知道如何選擇判斷而成條理罷了。因此劉知矍說︰古人修史自成一家，有的降低隱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作用，有的貶低忠臣而掩飾君主的過錯，也說這是一家之言的緣故。這仍然是一般文人的見識，而稱不上史識。能具備史識的人，必定知道史德。什麼是史德？史德就是著書者的心術。編撰穢史的人實際上是自污其身，撰寫謗書的人實際上是自取其辱，平素的品行為人所恥，他們的文章又哪里值得人們重視呢！魏收喜好欺詐誣謗，沈約有隱秘的惡行，讀他們的書先已不相信他們的為人，那麼這類書造成的危害尚不至很嚴重。我對心術的憂懼，指的是有君子之心，但他的修養尚未達到純粹的境界。有君子之心而修養未到純粹的境界，這是大德大賢以下的人所不能避免的。我在此仍為心術而擔憂，如果不是孔子的《 春秋》 ，誰能達到那種境界呢。用這種標準來要求人，不是太難了嗎？其實這也未必。若想成為良史，就應當審慎地區辨天道與人道，盡量尊重客觀史實而不要摻雜個人的主觀成份。只要能盡力反映客觀真實而不感情用事，即使未能完全達到所期望的效果，但如果確實知道這麼去做，那也足以稱作著書者的心術了。但一般的文人學士爭相稱道才學識，而不知道區辨心術來評論史德，那怎麼可以呢？
稱贊堯、舜而非難桀、紂，這話人人會說；尊崇王道而貶斥霸功，又是儒生所諳熟的事典。至于頌揚善良而憎惡丑惡，褒贊正義而痛恨邪惡，凡是想借著書立說以求永垂不朽的人，人人都有這種願望。然而心術不能不慎重考慮的緣故，是因為天道與人道互相摻合，其端緒細微難察，不是靠小小的明辨能力所能做到的。史書所記載的是史事，史事必須依托文辭而流傳，所以良史無不擅長文辭，但卻不知文辭容易受到史事的制約。因為事情不可能沒有是非得失，‘而一有是非得失，那麼取舍定奪之間便會產生很大的摩擦。不停地奮力摩擦，胸中的“氣”便積蓄起來了。事情也不可能沒有盛衰消長，而一有盛衰消長，那麼來回憑吊感慨便會產生流連之意。流連不已，對它的感情也就加深了。大凡文章本身並不足以打動人，能打動人的，是作者的“氣”；文章本身也並不足以感染人，能感染人的，是作者的情感。“氣”滿則文辭繁茂，情深則文辭真摯；“氣”旺盛而情又真摯，那就是天下最美的文章了。然而其中有天道有人道，不可不作分辨。“氣”得自陽剛而情與陰柔相合，人處于陰陽之間，不能與之分離。“氣”符合理性，這是天道；“氣”也能違背理性而為己所用，這是人為的。情出于人性，這是天道；情也能泊亂人性而隨心所欲，這是出于人為。史書的史義出于天道，而史書的文辭卻不能不借人力來完成。如果人有了陰陽兩方面的憂患，那麼史文就會違逆天道的公正，它所起到的感召作用就很微弱了。文章沒有文氣便站立不起來，而文氣貴在平和。人的“氣”，閑居時沒有不平和的。一遇事便生出感慨，“氣”失去平和則動搖不定，“氣”失去平和則易于激動，“氣”失去平和則驕悠放縱，陽氣便受到了損傷。文章沒有情感便不能深人，而情感貴在平正。人的情感，安閑時沒有不平正的。一遇事便生出感慨，而情感失去平正則轉移不定，情感失去平正則易于沉迷，情感失去平正則會產生偏頗，那麼陰氣便受到了損傷。這種潛藏的陰陽不和的災害，順著血氣進人人的內心，在心中潛移默化，貌似公允而實際包含了私心，似乎符合天道自然而實際上受到人的主觀感情的蒙蔽，表現為文字，以至于損害文義、違背儒家大道，而他本人還未覺察。所以說對心術不可不慎重。
“氣”之過盛與情感偏頗，尚且說這破壞了客觀自然而夾雜著主觀因素。搞文學創作的人，卻又沉溺于文辭之中，把作品當做觀賞華美的工具，卻不知道這是不行的。史書依賴于文采辭藻，就如同衣服需要色彩，飲食需要味道。色彩不能沒有華麗、質樸之分，口味不能沒有濃重、清淡之別。華麗與質樸相爭便不能不出現怪異的色彩，濃重與清淡相爭便不能不產生奇特的味道。怪異的色彩傷害眼楮，奇特的味道敗壞味覺，這都是華麗與質樸、濃重與清淡互相爭斗而引發的。文辭有工巧與拙樸，而眾多的史官正以此為追逐的目標，這是在舍本逐末呀。這樣作文章，沒有看見出現過至善至美的文章；這樣來修史，怎麼能得知古人修史的原則要點呢？
韓愈說︰“仁愛正義的人，他們說的話也和藹可親。”仁是愛的情感的擴充，義是“氣”暢達的渠道。程穎曾經說過︰“有了《 關雛》 、《 麟趾》 詩中所說的賢良之心，然後才能夠施行《 周禮》 記載的周王朝的法規制度。”我則以為通曉了“六義”中比興的旨意之後，才可以談論史書。意思是說心術貴在修養。司馬遷有《 史記協一百三十篇，《 報任安書》 所說的“推求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系，通曉古今變化的規律，著成一家之說”，《 太史公自序》 認為的“繼承清明之世，訂正《 易傳》 ，不失《 詩》 、《 書》 、《 禮》 、《 樂》 之本”，這是《 史記》 的宗旨。他所說的發泄憤慈而著書，不過是敘述窮困憂愁的托辭。後人拘泥于“發憤”之說，于是認為一百三十篇都是怨恨毀謗所激發的，王允也指責它為“謗書”。一于是後世人評論文章，認為司馬遷的《 史記》 極盡譏謗之能事，把隱約譏諷當作史官的一大職權，有的還從羨慕進而到仿效，這簡直是用亂臣賊子之心妄自比附《 春秋》 筆削的手法，不是太荒謬了嗎！現在看看司馬遷所寫的《 史記》 ，如《 封禪書》 所載武帝對鬼神的迷惑，《 平準書》 所載武帝為賦稅算計商販，這是漢武帝政治腐敗的一面。後人看司馬相如的文章，桓寬的《 鹽鐵論》 可得到證明，何曾要等到《 史記》 之後才彰顯于世呢？《 游狹列傳》 、《 貨殖列傳》 等篇，不能不有些感慨，賢者出于好奇之心，這也確實是有的。其余的都是縱橫古今，折中于六經，何曾敢于譏謗皇上呢？朱熹曾說《 離騷》 對楚國國君不是很怨恨的，後人附會得太過分了。我則認為司馬遷也不敢誹謗君主，那是讀者自己心中不平的緣故。因為一生的坎坷遭遇，便怨恨誹謗到了君主身上，而且還想用它獲取千佔功名，這真是愚蠢而又不安本分，是名教中的罪人，天理不容，又有什麼著作可以流傳後世的呢？《 離騷》 與《 史記》 ，都是千古以來最完美的文章。他們的文章之所以能達到最高的境界，因為他們都是情懷高尚而以夏、商、周三代幾位精英自相期許，又以推究“天人之際”為己任的人。但他們的遭遇都很困窘，固然不能沒有感慨。而不學無術、沒有見識的一些人，還說譏刺君主毀謗皇上並不妨礙尊奉他為文章之宗師，果真如此，大義怎麼能夠顯明，心術怎麼能夠端正呢？孔子說︰“《 詩經》 可以感發人的情志。”解說《 詩經》 的人認為是感發人們愛好善良憎恨邪惡的心志。好善惡惡之心，害怕它貌似而實非，所以重視平常要有所修養。《 離騷》 與塔史記》 ，都深得《 詩經》 的精髓，言辭委婉而多含諷喻，都不違背名教，而拘泥于文辭的人卻分辨不清。所以說一定要通曉“六義”中的“比”、“興”之意，然後才可以談論史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