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恩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甦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
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仁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于先，而司馬再誤于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于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于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于西晉，司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于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
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夫識生于心也，才出于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于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譯文】
大凡論述儒家的經義道理，有前人粗疏而後人變得精密的地方，不可不多加注意。古人論述文章，只談論文辭而已。自從劉姆出現，他依據陸機之說而首先提倡“文心”；甦轍出現後，又依據韓愈之說而首先提倡“文氣”，可說是越推求越精密了。但是未見有人論述“文德”，這是學者們所應該深思的。孔子曾說“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好言辭”，又說“修飾言辭應出于誠摯的感情”；孟子曾經論述過“知言”、“養氣”，認為都產生于道義的積累；韓愈也曾說過“仁義的道路”, “《 詩》 、《 書》 的源泉”，他們都談到了道德。現在說沒看見有人論述文德，是因為古人所說的，都兼括本末，包含內外，仍是把道德與文章合而為一；而從來沒有人在文辭之中論述它有才、學、識，又有為文之德。凡是對待古代的文章，必須抱著“敬”和“怒”的態度。下筆行文必須持之以“敬”，並不是指品德修養；評論古人必須心懷“，恕”道，並不是要寬容的意思。“敬”不是指品德修養，是指“氣”被收束而不放縱，放縱則必定不能合乎禮義法度；“恕”不是說要寬容待人，是指能為古人設身處地地考慮。哎，懂得道德的人太少了！ 知道下筆行文不可沒有“敬恕”，那就知道文德了。
從前，陳壽《 三國志》 對魏帝采用本紀而對吳、蜀二主則采用列傳，習鑿齒撰寫《 漢晉春秋》 ，則糾正了《 三國志》 以魏為正統的作法；司馬光《 資治通鑒》 沿襲陳氏之說，朱子的《 通鑒綱目》 又起來糾正《 通鑒》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該陳氏已經錯在前面，司馬光在後又出此錯，而認為習氏與朱子的見識特別高明。古今譏諷《 三國志》 與《 通鑒》 的人，簡直是在肆意漫罵，卻不知道如果讓古人從墳墓中站起來，是否會心服我們呢？陳氏生于西晉，司馬光生于北宋，如果貶黝曹魏的禪讓，那將把晉、宋兩朝皇帝受禪置于什麼地位呢？習氏與朱子，則固然都因是江東南渡之人，唯恐中原之國要與他們爭奪正統的地位。此說前人已有論述。諸位賢者變換一下位子都會如此的，未必他們的學識就比今天那些迂腐的儒生差。這樣說來不了解古人所處的時代，便不可妄自評論古人的文章。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卻不了解古人所處的境況，也不可以倉促評論他們的文章。古人所處的境況，固然有榮耀與屈辱、隱晦與顯達、委屈與舒暢、憂慮與歡樂的不同，而言辭是有所為而發的，即使是有子也不知道孔子說話所針對的是什麼，何況千古之後的人呢！孔門論述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它蘊含的道理真大呀。今天但說文人評論古人必須先為他們設身處地，只是把這當作文德之“恕”而己。
韓愈論述古文說︰“迎面拒絕它，平心靜氣考察它”，把“氣”比喻為水，把言辭比作漂浮的物體。柳宗元論述古文說︰“不敢以輕視之心擺弄它”, “以懈怠之心輕慢它”, “以驕矜卒氣對待它”, “以昏饋之氣發表它”。諸位賢人論心論氣，沒有切中孔、孟的宗旨，涉及到精微的天人性命之學。但是，文辭雖然繁復卻不可減省，語言變化不同卻各有所宜。總括它的大意，那麼下筆行文時注重恭敬的態度，用這一句話便作了概括。注重恭敬則心中平靜而氣有所約束，自然能從容變化合乎法度。史家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和史識。如果認為古代的文章不是從史學中產生，那就如同說飲食不是從莊稼中來的一樣。見識從心里產生，才情從氣中培育，學，就是集中心思來培養氣，磨練見識來使其成才• 心虛便難以依賴，氣浮則容易松懈。注重恭敬，是為了隨時在心氣之間有一種檢束，謹防心氣一放而不可收的通病。心地光明而又恭謹，這就是聖人之所以能善始善終的原因，它的含義是非常深廣的。現在認為下筆行文要約束作者的心氣，只是把這當作文德之“敬”，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