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于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
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于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雲︰“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 ，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于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于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秦、漢偽體，至並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礙，則亦不可強索。
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杰矣。但歸氏之于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于《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于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于《史記》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霃霃，如錦工繡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樂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于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于文章，亦為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主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于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𥿢妙{，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
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 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于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今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于文辭思過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于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听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听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
至于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于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千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
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于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秘爾。據為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于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
毋乃冤歟？
【 譯文】
我偶然在左良宇的書桌上見到一種《 史記》 的手抄本，取來一看，竟是用五色圈點的，各自分為段落。反復審察，也沒明白它的意思。向良宇請教，他也不禁嘿嘿發笑，說自己對它也看厭煩了。此書說是出自明朝的歸震川，用五色作標志，各為義例，互不混亂。哪種表示全篇結構，哪種表示逐段精彩，哪種表示意境風格與跌宕起伏，哪種表示精神氣魄，按例分類，以便讀者揣摩體會，誠懇信奉，號稱為古文秘傳。前輩講古文的人，所謂慎重傳授，而不輕易拿給人看的就是這部書。又說︰“這就像禪宗五祖傳法，道家靈素授予符篆，由他們這里傳授出去的，就是正宗，不是從這里傳授的，即使有非同凡響的著作，也要被佛門弟子譏諷為‘野狐禪’。我幼時學習此書，到游學京師之後，見聞逐漸廣博，才知道文章這門學問，並非從這兒人手。但猜想其中或許會有一兩點可取之處，所以沒有馬上拋棄它，並不是我珍視它。”
我說︰文章這門學問，自元代以前，已經開始衰敗並且得了重病，但尚未消亡。明朝人開始時繼承了宋、元遺留下來的傳統，還大致保存了一些規矩；到了嘉靖、隆慶之間，昏暗不明，閉塞不通，文章便幾乎滅絕了。歸震川生活在這個時侯，力量上不能與王世貞、李攀龍之流抗衡而心中知道他們的錯誤，故斥責王世貞為平庸虛妄白說他們創作的是秦、探偽體，以至于官名、地名都改用古代的名稱，使人分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話，所以徑直斥責他們文理不通，這並不是狂妄之言。但歸氏的文章，風格清朗，而要考察他文中的心得，那也不可勉強尋求。所以我曾經在其文集之後寫過一篇書跋，認為歸先生之所以能成為中流砒柱，只因為他的文章文從字順，沒有淹沒在流俗之中，但對于古人所說的蓄積宏富、用筆豪放，言辭是傳達心靈的聲音這方面的心得，則沒有听說過。盡管如此也不得不稱其為當時的豪杰。但是歸氏對于八股文，就像漢代的司馬遷，唐代的韓愈，都是百世不桃之祖。所以近代時文家講古文，多尊崇歸氏。唐、宋八大家的文選‘，人們幾乎把它與四書五經等同起來，確是有來由的。只不過歸有光、唐順之的文集，在討論文章方面，都以《 史記》 為宗旨；而對它們所得力于《 史記》 的地方，竟又很奇怪它們與《 史記》 的不同。大概是《 史記》 的風格本來就雄健質樸，而司馬遷才力雄大，所以能輕靈地駕御它。現在歸、唐二人所說的疏放頓挫，其中沒有什麼東西，于是不免流于浮滑，而開了後人描摹的淺陋習氣。所以我疑心歸、唐諸人得力于《 史記》 的地方，只是得到了《 史記》 的一些皮毛，而對于古人深層的東西，卻沒有看見。現在看到諸君所傳的五色評點本，然後才明白歸氏之所以追不上古人，正是由于這個緣故。
著書立說的根本，在于言之有物。古人撰寫文章，都出于自己內心的見解，原本不喜歡追求絢麗的文采，如同織錦的工匠、繡花的女工炫耀彩色一般。富貴公子，即使在醉夢中，也說不出寒酸乞求的話；疾病纏身、遭遇災難的人，即使置身于歌舞宴會的場所中，也無法改變他的痛苦呻吟而發出歡聲笑語。這就是聲音之所以表達心靈，文章之所以不能彼此對換，而各自成家的道理。現在舍棄自己的追求而從外表的相像上來描摹古人，這就像祀梁之妻善于為夫痛哭，而西邊鄰居白頭偕老的婦人也來學她那樣悲傷地號叫；屈原自沉于淚羅江，而在同心同德的朝代，他的臣子也應該發出《 楚辭》 那樣的哀怨，不也太荒謬了嗎？至于文字，古人未嘗不想追求它的工巧。孟子說︰“要堅定自己的思想，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感情。”學問是著書立說的根本，如同孟子所說的“志，' ；文章為闡明思想的工具，猶如孟子所說的“氣”。對學問追求自己的心得，固然是作文章的根本；對文章講求無病無疵，這也是治學的一種發揮。所以宋代的理學家尊崇道德而鄙視文辭，伊川先生認為追求文字工巧則會損害儒家之道，明道先生說博聞強記是在玩物喪志，雖然此話是針對舍本逐末者而說的，但推求二位先生的用意，那麼“持其志”者不一定非得“無暴其氣”，而曾子說講話的時侯多考慮言辭和聲調，這樣就可以遠離粗野和錯誤；孔子說言辭要追求達意，孔子、曾子也都成了沒有領會這，一道理的人了。但是文字的精彩優美，正貴在讀者自己的心得，如飲食的甘美，衣服的輕暖，穿衣、吃飯人的體驗各自心里知道，卻難以告訴別人。如果想要告訴他人衣食之法，應當指著膾魚烤肉讓他自己去品嘗，便可以嘗到美味；指著狐裘讓他自己去穿，便可以感覺到它的輕便暖和，這種方法是有的。一定要把自己嘗過的東西吐出來喂人以便給他甜味，把別人的身子摟進自已懷里以便給他溫暖，這種道理是沒有的。
韓愈說︰“記事的著作一定要能抓住它的要點，匯纂言論的著作一定要探取其中的精微。”他所說的“鉤玄提要”的書，不只後世人沒有听到過，即使是當時的張籍、皇甫堤之流也沒听說他們看見過這類書，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大概也不過是些尋章摘句之類的書，以便作為撰寫文章的參考幫助罷了。這類標記摘抄的東西，古人是一定有的。如左思用十年寫成《 三都賦》 ，庭院廁所，都安放了紙筆，一有所得便書寫下來。現在考察一下他的賦，並無什麼奇思妙想，也不令人心動神搖，當是憑借著十年苦思努力搜索而成。他所說的一有心得便書寫下來，也必定是指從前人的著作中尋求妙處作好標記，先摘取古人的精華，然後任憑作者驅使罷了。但是看書有無心得，在于各人本身，互不相關。所以古人談論文章，大多說到讀書養氣的功夫，通曉古代諳熟經書的重要，與師友交往的益處，取材求助的方法，這就是學作文章的方法。至于論及文辭的工巧與拙劣，則舉一反三，根據文情依類排比，如陸機的《 文賦》 ，劉船的《 文心雕龍》 ，鐘嶸的《 詩品》 ，有時偶爾舉出精字嘉句，有時品評全篇得失，使讀者從文中得悉作者的本意，同時又能會心言外，這類書對于文辭的認識大體上就比較正確了。至于不得已而摘抄為書，標志分類，這也是一時心中有所感悟，未必是由于這類書本來如此。比如想念親友的人看見月亮而產生懷念之情，月亮難道一定關系著遠方的懷念？久在他鄉的客人听到雨聲而產生悲傷之意，雨中難道一定含有愁苦的情形？然而月下的懷念，雨中的感觸，難道不是天地間最美的文字嗎？如果想把這種感觸和情懷作為秘密珍藏起來，或想把它當作恩惠施予後來的學子，認為凡是遙對明月與耳听霖雨，必須以這種悲傷的情懷才可領略，那麼正當好友突然相逢以及宴爾新婚之人，必定不會相信的。因此學習文章這種事情，可以傳授和接受的是規矩法度，無法傳授和接受的是作者的匠心獨運。至于按類編纂、摘抄排比的書籍，圈圈點點的冊子，本是學習文章的細枝末節，不可揭示出來告訴他人，只可自己用來幫助記憶，父親不可把它傳給兒子，老師不能把它傳給弟子。這是害怕把古人無窮無盡的書籍，局限在某人一時有限的領會之中。
講律詩應當知道平仄，講古詩應該知道音節。但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晦難察，如果能熟悉古詩，應當自然能從中體會到，根據古詩來向人規定音節，那麼音節變化多端，完全不是幾篇不變的古詩所能框限住的。趙伸符根據古人的詩歌撰成《 聲調譜》 ，學識淵博者譏諷他，我不能為趙氏作什麼辯解。佩潺對不知道音節的人來說，未嘗不可讓他得到一些啟發，只是不應該把它奉為天下的法式而已。講八股文應當知道法度，古文也應當知道有法度。八股文的法度顯而易言，古文的法度則隱晦難以說清，能熟悉古文，應當自然能從中體會到。用古文來向他人揭示法度，那麼文章變化多端，不是幾篇固定不變的範文所能框限得了的。歸震川根據《 史記》 的文字，進行五色圈點，以便揭示義例法度，今天的博學者如果听到此事，一定會私下取笑他，我也不能為歸氏作什麼辯解。但是對不知法度的人來說，未嘗不可以幫助他深人領會，只是不值得把它作為傳授的秘訣罷了。把它當作傳授的秘訣，那就如同楚國人把燕地的石頭當作寶石來珍藏一樣。書籍是難以從一個方面窮盡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歌的音節，文章的法度，君子認為可以不學就會，如同啼叫歡笑有收有放，歌吟哭泣有抑有揚，如果一定要揭示出來告訴別人，別人反會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歌哭啼笑的最真實的情感。但是如果個人的見識，不穿鑿附會強為解人，而是偶然瀏覽，有心領神會之處，則用筆記下它，以便自己記憶，未嘗不可作為修飾言辭的幫助。如果根據個人之所見，而認為天下之人，都應該限制在我的見識範圍內，後人也有的要追隨我，但把古人從九泉之下叫起來一問，竟回答說︰“我的立意，不在這里呀！”不是很冤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