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雲雲。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闋之評也。
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後于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于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後》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
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于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
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後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並《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余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余卷耳。
至于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亦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巨冊以載也。以紙冊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于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刪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孤行于世。蓋方策休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于離合之外，又無關于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于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
必欲計卷，听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簽署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 譯文】
《 易經》 說︰“控制你的口舌不要妄言，說話要有條理。”《 詩經》 說︰“言辭應對要有章法文理。”古人對于言辭，只追求有章法有條理而已。寫到書上，就有了簡冊；標明它的起始與終止，這就叫篇章。孟子說︰“我對于《 武成》 一篇，所取信采用的不過兩三串簡冊罷了。”這是簡冊編連起來成為篇的證據。《 周易• 系辭》 說︰“《 易經》 上、下兩篇六十四卦佔盆所得的普草數，共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根。”這是首尾俱全才成其為篇的證據。左氏引用《 詩經》 ，舉出它的篇名然後依次引用，則稱某章怎麼怎麼說，這是篇為完備的單位而章為分段的證據。關鍵在于用文采來修飾語言，積辭成篇而具有條理，所追求的不過是能使它流傳久遠、足以表達思想感情而已，篇章簡冊，不是古人所計較的。後世文字繁多，于是有了校像學，劉向、劉散著錄古書，多用篇卷作為著錄單位。大約篇是從竹簡得來的，卷是從絹帛得來的，依據物體而確定名稱，沒有別的什麼含義。絹帛用來書寫文字，晚于竹簡，所以周朝與秦朝著錄文章稱篇，到漢代才開始有卷的名稱。只是那時竹簡與絹帛同時使用，稱篇必定有起止首尾，而卷不是表示起止的名稱，往往根據篇來確定卷，故《 漢書• 藝文志》 所著錄的為幾篇，也就是後世的幾卷，這是大概的情況。但《 詩經》 為三百篇，而卷數才不過二十八；《 尚書》 、《 儀禮》 ，也都是卷少篇多，據此則又可知當時書寫在絹帛上，也可稱為篇。篇作為一個名稱，專門注重文義的起始與結束，而卷則關系到聯結絹帛的長短，此外沒有別的含義，大概采用篇來稱呼文章，時代比卷更早。所以不同的篇目可以同在一卷，而分卷沒听說可用來標志起始與結束。到班固《 漢書》 中的《 五行志》 、《 元後傳》 ，篇長卷短，便分子卷，這麼說來是篇不可改變而卷可以分合。繼此之後，直到隋、唐，對書用卷計算的多，用篇計算的少。著作家們所說的一卷，往往就是古人所說的一∼篇，這是事情隨著時代而變化了，作者自己也出于不知不覺。只有司馬彪《 續後漢志》 的八篇志，分為三十卷，割裂篇目而曲從卷的需要，大大改變了班固《 漢書》 中采用子卷的作法，為唐、宋正史列傳首先開了惡例，失掉了古人的用意。《 史記》 、《 漢書》 這兩種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只舉篇數，全書自然就明白了。《 漢書• 五行志》 分為五個于卷，《 王莽傳》 分為三個子卷，但篇目卻仍合為一個，總卷數仍與篇數相符，這是以篇的起止為主，並不因為卷性浩繁而隨便剎裂開來。自從司馬彪將八志分為三十卷，便開了割裂篇目來曲從分卷的先例，篇卷混淆，那名實也不相桿了。歐陽修編撰的《 新唐書》 有“志”五十卷．其實只有十三志．年表十五卷，其實只有四個表．《 宋史》 列傳二百五十五卷，《 後妃列傳》 把一篇分為二卷，《 宗室列傳》 把一篇分為四卷，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把《 道學列傳》 、《 儒林列傳》 以及《 外國列傳》 、《 蠻夷列傳》 等一傳分為多卷的合並起來，共五十余卷，那麼《 宋史》 其實也不過一百九十余卷罷了。
至于這當中出現的名稱小異而實質並沒有什麼差別的情況，如道家典籍中所稱的“馬”，就是卷的別名，元代人編纂的《 說邪》 使用了它；蒯通撰寫的《 雋永》 稱“首”，則是章的別名，梁朝人編的《 文選》 使用了它。這不過是為了標新立異，名實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唐、宋以來，卷軸形式的書籍，又演變成了冊頁形式的紙書，那麼成書之容易，與古人相比，大概不只是強幾倍的問題了。古人所說的簡冊部頭繁重，不可合為一篇的，如分上、中、下之類的。現今就是再多出一倍也不難把它載人同一冊之中了。所以自唐代以前，分卷很短，六朝及唐朝人的文集分成十卷的，今人才不過分為三、四卷。從宋代以來，分卷便拉長了。因為古人稱卷來源于卷軸，據此情勢自然不能過長；後人用冊頁形式來裝訂書籍，不過只保存了一個卷的名稱，那麼便可隨人的意願而確定分量的多少，是不難用巨冊來裝載的。以冊頁形式的紙書而保存帛書稱卷的名稱，也就像漢代人用帛書而保存竹簡稱篇的名稱，道理原本是相同的。但篇既然是用來表示文章的起始與終止的，這是從古至今都沒有改變的，即使說篇的意義不來源于竹簡也是可以的。卷則限于卷軸的長短，而並沒有固定的表示起止的體例。現在既然不用絹帛而采用冊頁形式，自然應當根據紙書的冊頁所能勝任的容量而為它確定分合界限。人們好古而用“卷”字標名，根據實質則標用“冊”字為名，自然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只是不該又把卷數與冊本故意弄得錯綜不齊，使人根據卷次來尋找篇目,又再使人憑借冊本來尋求卷次，憑空增加了這些煩擾。文章繁簡起止的古義，既不能堅持下來，而繁重的簡犢，現在又不再使用，古人沉寂無名的短篇，也可以自成一書，單獨流傳于世。大概是簡犢繁重，不像後借的幾張紙片難以自成一書。那麼篇自然不能孤立使用，必須依據卷來聯結成編，這是大勢所趨；卷並不是固定而不可改變的，既想包舉篇來合並它，又想突破冊而分開它，使人在篇卷的離合之外多增加了一次檢索，又與義例無關，這不也是徒增紛亂自找麻煩麼？所以著書只應當論篇，不應當算卷；卷與文章本來的數目無關，篇則是根據文章來計算數量的。故用篇為計算單位，自然不用擔憂書有缺卷；以卷為計算單位，便不能保證它沒有缺篇。如果一定要采用卷來標計，任他們根據冊的長短而進行統籌按排是可以的。不考慮冊的分量而進行細微的分卷，把它作為題簽著錄的一種美觀的形式，那都是拘泥古制而忘了實質的人。《 祟文總目》 、《 宋史• 藝文志》 ，間或有著錄冊數而不注明卷數的；明代的《 文淵閣書目》 ，則只著錄冊數而不載卷數。這雖然是由于著錄典籍缺少準則可依，但如果卷、冊沒有這種參差不齊的情況，又哪里至于有這種弊端呢！古人已有的書，自然不宜強作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