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于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注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為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于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為言，排列諸人為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
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為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為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余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雲爾。必從而為之辭，則害于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為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你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于駢麗華詞，漸于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于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縴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為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托而逃焉者也。 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雲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王妃之類。僧伽賜號。
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于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于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于謚法，未死者同于頭餃，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仿于郡望，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于題名，此劉子玄之所以反見笑于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為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吊詭，名隨其意，自為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征為郡望之變，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為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此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復而可厭矣，乃又有出于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于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為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為號。夫盜賊自為號者，將以惑眾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為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于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校讎，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為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為吊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校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為吊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為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元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敕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剛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為專部。書名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余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為《孫子》之類是也。此皆校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校讎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為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吊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別，東京訖于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毗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 逗擦旨 貳Ｓ逃興 Ｖ劣譖緞吵芭 乓獗昝 紜督蹌搖貳 釧傘！鍛 塴貳 罨秤瘛！杜 場貳 釹逃謾！鍛懶 沸馨琑C《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
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于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為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為際題，固已侈矣。至于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游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徽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于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發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甦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剛無理取鬧矣。
【 譯文】
過去讀《 春秋左傳》 ，苦于《 左傳》 稱人的名字沒有一定的規律。年幼時稱名，二十歲行過冠禮以後便稱字，五十歲以後則以伯仲排行相稱，人死了則稱溢號，這是周朝的制度。這是用于禮節文字中的稱呼，而不是史書敘事的體例。左氏卻隨意錯雜稱舉，沒有義例，況且在名、字、溢號、排行之外，又涉及官職、爵位與封邑，一篇之中錯雜互見，如果不是有注釋相傳，有師承受授至今，便再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了。所以後世的史書沒有不景仰效法《 左傳》 的，而惟獨對此事不再學習它的做法。
司馬遷創立列傳的體裁，列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排列眾人為始末，用來表示與編年傳記的不同。但是排列人的名目也有不整齊的，或稱爵位，如淮陰侯之類。或稱宮職，如李將軍之類。或者直書其名，雖然不像左氏那樣錯綜復雜，終究還是義例不統一。有人說︰“司馬遷這樣做隱含著深意。”根據事實忠實地記載下來，善惡自然會表現出來，這是《 春秋》 的用意。一定要通過所標傳目來顯示褒貶，難怪沈約、魏收等人所撰的史書，簡直把標題當做兒戲了。況且《 史記》 一七十列傳，稱官職、爵位的只是偶然一見，其余的都是直書姓名，而且按照義例又不是所應當貶斥的，那麼司馬遷創始之初，也不是沒有疏漏的。」、一定要曲從此事而為他辯解，便會損害大道。
唐朝末年及五代風氣詭異，稱呼人不用名不用姓，多為一些詼諧的隱語寓言，讀者乍看其文，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如姓李的稱“隴西”，姓王的標“瑯珊”，雖然很怪僻不合情理，還可說是標明郡望；姓莊的稱作“漆園”，姓牛的稱作“太牢”，則滑稽可笑，不再成文理了。凡此之類，開始興起于華美的驕體文中，逐漸用于書信與筆記小說，而沒有見識的文人，竟用這類稱呼來記事。難怪科舉試卷上的文章會演變成“茁軋”之類怪異的語言，而作文之道便陷入一種混亂無序之中。
自從歐陽修、曾鞏諸君澄清了唐末五代詭異怪僻的文風之後，宋、元三百多年間，文章雖然有高下憶分，但文章的氣勢風格都祟尚清新自然，這也足以為後人尊崇效法的。不過宋人自己又另開了一條縴細奇異的路徑，就是每個人都有號，一個號不夠，而且有的人三四個號都不罷休。上古時期風氣淳樸，人只有名而已。周朝祟尚文教，年幼時稱名，二十成年後稱字，所以身份卑賤的人稱呼身份尊貴的，多避開他的名而稱他的字，因此說字是用來族表德行的。稱字表德感到不足便給他加上號，這又有什麼說法呢？流傳到近代，風俗一天天頹靡下去。起初則撇開人名而稱字，逐漸地又除去字而稱號，于是身份卑賤的對待身份尊貴的，不但不能稱他的名，而且還不能稱他的字，認為稱名稱字則觸犯了尊長，這難道不是對尊長的奉承與襲讀嗎？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大概這是最不正不順的事吧。
號的起源不始于宋代，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發端。陶朱公、鷗夷子皮，這是有所寄托和躲避的外號；鵑冠子、鬼谷子等，自己把姓名隱藏起來，人們便根據他們的穿戴和居處而加給他們一個號。都不是無緣無故而起的號。唐朝開元時期，朝廷尊奉祟尚道教，于是賜有真人的稱號，如南華真人、沖虛真人之類。賜有法師的稱號，如葉靖法師之類。賜給女道士的稱號，伽太真玉妃之類。賜給佛教徒的稱號，如三藏法師之類。三藏法師在唐大宗時，不始于開元，現在因為按類舉例而連在一起。這都是道教、佛教之徒所炫耀標榜的。後來才用到隱逸之士身上，知陳拎、林通之類。不久便在文人之中流傳開來。然而這些都出于朝廷所賜，雖然不合法度，但還不是本人所取的稱號。揣度當日之所以要賞賜嘉號的意思，對已死的人如同溢法，未死的則與頭餃相同，都只是用空言加以獎賞罷了。
自號的繁雜，起源于郡望，發展到後世末流標榜郡望便出現了自號。大概從六朝開始門第爭相標明郡望，凡是稱呼人名，不用那人所居住的原籍，而只將世家大族顯著的郡望冠于名字前，這就是劉知攫之所以反被史官譏笑的緣故。沿襲久了，便把郡望當成當時賣弄才學的詞語了。既然把它當做賣弄才學的語言而互相以新鮮為尚，那麼就會爭奇斗怪，名稱隨意而起，自我標榜。所以開始的別號，多數是從山、泉、林、數而得名的，這足以證明是從郡望演變來的，而依據所居之地起名的緣故。漸漸地又改為堂、軒、亭、苑，卻又是沿著依據所居之地得名的變化軌跡，反過來依托于所居之室的緣故口起初則是依據所居之地，而後卻不必真有此地，僅憑個人想象編造山川之名；起初或許還有那個居室名，而後卻不必真有那麼個居室，僅憑個人想象構築一些空中樓閣口有識之士只知道人心崇尚詭詐，卻不知其源頭始于郡望，所以君子憎恨始作俑者。
以峰、泉、溪、橋，樓、亭、軒、館等為別號，也已經夠復雜而討厭的了，竟然又有一類出于諧聲、隱語的稱號，這是宋、元人所沒來得及開闢的一條路，這種風氣實從明代到近日才開始盛行的。有的取同音字為號，有的拆合宇形為號。盜賊自己立號，是為了用它來蠱惑民眾；如稱赤眉、黃巾，這一類的很多。娟妓歌女自己立號，是為了用它來討好客人；如稱燕、鶯、娟、素之類的很多。而士大夫竟然不習慣于本人的名字卻紛紛稱號，這也是出于不加思考的緣故。
逃亡的囚徒大多要改名，因為害怕人知道；放出去的蟀女必定要改名，因為換了新的主人。所以屢次逃跑的囚犯，輾轉販賣的脾女，他們的名字一定很多，這是出一于無可奈何。文人既然己經在名字之上又疊床架屋而立號，如果要寄托什麼意思，不得不如此，一個也己經足夠了。但他們用一個號還不夠，以至于有三個、五個之多。唉，真可謂不怕麻煩呀！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進行整理的時候，便以篇首的字句作為篇名；不標書名，後世進行整理的時候，便用那個人的名字作為書名，據此可見古人無意于進行標榜。那些有篇名書名的，都明白易曉，未曾有意弄些怪僻奇特的名稱。如此說來，一書兩名，前後書名的文彩、質樸，不能劃一固定，那都是校像家們改變書名而著錄的結果。歷代相沿而沒有察覺，于是書名出現歧異，這原本不是著書的人自己崇尚新奇而有意弄出的怪名。
有的書名本來很質樸而著錄時改得很華麗，有的本來很有文采而著錄時改成了質樸的，有的書名本來是全稱而被人改用偏稱，有的書名本來用的是偏稱而被人改為全稱，學者不可不知道。本來書名很質樸而著錄時改得很華麗的︰如《 老子》 本來沒有經的名稱，而目錄書上尊為《 道德經》 ；《 莊子》 本來是用人的名字來稱呼的，而書上著錄為《 南華真經》 之類的，這就是例證。漢代稱《 莊子》 ，唐代則下詔羊為《 南華真浪》 ，在開元時期。必隋書• 經籍志》 已有《 南華》 的名稱。本來書名有文采的而著錄時改成質樸的︰如劉安的書本來名叫《 鴻烈解》 ，而《 漢書• 藝文志》 只著錄為《 淮南》 內外篇；蒯通的書本來名叫《 雋永》 ，而《 漢書• 藝文志》 只著錄為《 蒯通》 本名之類的，這就是例證。《 雋永》 八十一首，見蒯通本傳，與《 漢書• 藝文志》 所載篇數不一致。書名本來是全稱而被人改用偏稱的︰如《 呂氏春秋》 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一而後人有的稱作亥呂覽》 ；屈原賦共二十五篇，《 離騷》 僅是它的首篇，而後代竟然稱作《 騷賦》 之類的，這就是例證。劉向取名為優楚辭》 ，後世便成為一個專門的門類。書名本來用的是偏稱而被人改為全稱的︰如《 史記》 本來是書籍記載的總稱，而後人用來專門稱呼《 太史公書》 ；孫武本來共八十余篇，有圖有書，而後人把十三篇就稱作《 孫子》 之類的，這就是例證。這些都是校撤學家、目錄學家們所應當留意的。已詳見《 校攤通義》 。雖然這一也是尚質尚文的盛衰變化，時代的必然趨勢所造成的，但目錄學家不進行辨別說明，那麼它的流弊，便與用別號來稱名的怪僻奇特沒有什麼不同了。
子書與史書，名稱與實質的差異，誠然有流傳過程中所不能避免出現的情況。集部的興起，則全都出于後人的編纂，所以根據人來命名文集，以示區別。從東漢到唐初，沒有不一致的情況。唐代中期的文人，自己編定文集，往往標明集名，如《 會昌一品》 、元白《 長慶集》 之類，恐怕也是一個支派吧。但稱舉年代，還是可以的。有的用地名，如杜牧《 樊川集》 、獨孤及《 毗陵集》 之類。有的用官名，知韓握《 翰林集》 。仍然有可取之處。至于詼諧嘲弄，隨意標名，如《 錦囊》 、李松撰。《 忘簽》 、楊懷玉撰。《 披沙》 、李咸用撰。《 屠龍》 、熊峨撰。《 警書》 、沈顏撰。《 漫編》 ，元結撰。標名紛紜雜亂，而文雅大方的風氣便無法再重現了。
子書與史書，根據它的實質而確立書名，是有不得已的地方。文集收錄的則是作者分開撰寫的傳世文章。分篇撰寫的文章，都是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原本並沒有不辨宗旨的憂慮。所以匯集詩作匯集文章，根據散篇而歸類為一人之言，那麼根據此人的名字來命名他的文集，也足以識別了。上等的，文章雖然分散但宗旨卻出于一個，這固然是諸子、史家遺留下來的自成一家之說的傳統。次等的，文字好的薈萃在∼起，那也是撰寫文章技藝的一種心得。其文與詩，既然各自已有標題，那麼固然無須把會集起來的詩文再取一個別的名稱。人心好異而爭相另標名稱，自然已經過分了。至于一個名稱還不夠，而分纂為前、後集，把原有著作再拆分開來，有的取任官的資格，有的取游歷的路線，富貴人則夸耀榮華顯達，卑微者則包含著寒酸，巧立名目，強拆字號。于是使得一個人的詩文，而有無數個文集的名稱，標題的著錄，比文辭更華美，篇卷的記載無法一致，著錄也不可能簡要；但詢問它們的宗旨，查核它們的文筆，如黃色的茅草白色的蘆葦，清清楚楚，絲毫不差。這麼說此類文集都應該付之一炬，怎麼可以把它們隨便列入四部之中呢？歐陽修、甦軾等人的文集，已經缺乏碗要，但采集的仍然是足以流傳的文章。近代的文集，追隨前人更加狂亂，簡直是無理取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