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于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于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于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為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
《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于古人而有慕，則亦為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為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
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于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為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慕《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為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于《易》序，而歉于《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為穿鑿無取。
夫書為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為八十一，《潛虛》五五為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搞文，故其篇章，同于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為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為作《今上本紀》，明欲分佔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于跡，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白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
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
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並于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
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為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為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雲萬章之徒所記，或雲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
《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于義為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為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為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于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
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為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為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于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為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于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為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于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為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為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于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為于祿之資，蓋亦始于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為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于，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偽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于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于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為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托于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甦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征也。然則貧賤而托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為伍，策士夸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于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于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谷》傳經，設為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詞劤O澹 識喙鍆校 琳咧 荒嗉Ｒ病？賈室贍眩 刂 婷 徊壞悶淙耍 砸饌浦 虺隻蛭剩 制湟孕楣怪 裕 蠛筧艘病＝ 樂 鮒 椋 嗖荒 笠印＠碇 準 擼 謊鑰梢玻槐賾 災 北視謔椋 湟囁梢病Ｗ髡弒賾 櫛剩 蛞延匾櫻槐賾 櫛剩 蟯屑滓遙 殖隻蛭剩 鑰晌 病１刂 艘允抵 蠔嗡狄玻殼宜 姓擼 直厝⊥ 畢嚶脛芐 儆猩 咭玻 裨蠆蛔鬩員臧褚玻恢寥Σ淥 冠滴手 淙順醪恢 玻 灰轡芎 殼椅蝕鷸 澹 收弒厙常 鷲弒厴睿晃收哂蟹牽 鷲弒厥恰＝裎蓖杏諼蝕穡 淺Ｒ隕釙沂欽咦雜瑁 鄖城曳欽哂樅艘玻 灰啾『 烤 又 謚 觶 蹲閬雲湟澹 窞欠侵 校 涔 釁淙耍 探 湫彰 嬤液瘢 霰疚奘撬刀 孔 諶撕 課莧艘勻： ⺶ 艘鄖罄 室砸旌 殼椅撓釁鴟 儆諞逵形蝕穡 竊蛟謨諼氖圃蛉唬 醪還賾諞逵蟹 湟玻惶扔詿碩 絛胛恃桑 潛賾薅 諒 咭病＝衲俗 擻蘼 怨┬鹽鬧 鴟 桑 蚴羌僂乒僖砸對弦病Ｎ粲芯酉鋁哦 魘 瞎僬擼 瞎僬僦 視 懲乒僬咄 br />
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雲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為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餃以葉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固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
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為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為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
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為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為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推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為不斥儒，則文不雋乎？
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
今王充之斥懦，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 譯文】
書有序文，是用來說明著書宗旨的，不是為著美觀用的。為一篇而作的序，是為了說明一篇的宗旨。至于篇目相承，先後次序，古人有的是依據義例而定的，也有與義例無關的，概括其書的要旨而安排次第，沒有什麼勉強的。《 周易• 序卦》 二篇，說明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意義，《 乾》 、《 坤》 、《 屯》 、《 蒙》 四卦以下，每卦前後相承都有說明。《 易經》 的意義雖然不完全在這里，但這也是《 易經》 本身所具備的意義，而不是勉強加上去的。我看後人為書作序，卻未得其解。著作本來的旨意，並沒有篇目次序士前後相承的義例，看到古人而心生羨慕，便也為每篇作序。隨便填上一些空泛的言辭，勉強聯結幾句韻語，便成為“故作某篇第一”, “故述某篇第二”，自認為是仿效淮南王劉安、太史公司馬遷、班固、揚雄，多麼糊涂呀！創作某文傳述某文，誠然我是听說過的，故為第一故為第二，這個道理又在哪里呢？就像《 序卦》 ，《 屯》 卦次于《 乾》 、《 坤分二卦之下，一定有它的含義。充滿天地之間的是萬物，這就是《 屯》 卦次于《 乾》 、《 坤》 二卦之下的意義。《 序卦》 言“所以承接《 屯》 卦”的意思，是說不可以嘗需》 、《 訟》 諸卦相接，而一定要承接《 屯》 卦的緣故。《 蒙》 、《 需》 以下，也不過像這樣而已。這就是《 序卦》 為什麼要說明各卦次第的原因。後人為篇作序，不過說此篇不可不作罷了。一定要在某篇前某篇後的次序上，勉強連接成文，哪有不可互換的道理，就像《 屯》 、《 蒙》 那樣前後相次嗎？那麼模仿《 周易》 的序，還不如《 詩經》 、《 尚書》 的序那般得體。《 詩經》 、《 尚書》 的篇次，難道完全沒有義例可尋嗎？但一定要說某篇如何而承接某篇，則沒有這個道理。六經垂示教訓，它們的道理準則是一樣的，何必要稱贊《 周易》 的序而不滿意《 詩》 、《 書》 的序呢？趙岐的《 孟子篇序》 ，尤為穿鑿附會而不可取。
書是為象數而作的，其篇章的次第關系便可以用象數來探求；其書原本與象數無關的，一定要探求其象數來證實它，那就很牽強了。揚雄的《 太玄經》 九九相重為八健一，司撼光的《 潛虛》 五五相重為二十五，都是仿照《 易經》 撰寫的抓其數目先確定下來然後再撰文，所以它的篇章如同兵法中軍隊的編制，可以大約計算到。司馬遷著《 史記》 百三十篇，自稱能繼承政治清明的時代、接續孔子的《 春秋》 ，確實如此，它是夏商周三代之後的絕作。但他自己擬定的條例，也有過當的地方。本紀十二篇，暗中效法《 春秋》 的十二公。《 秦本紀》 分割秦莊襄王以前另為一卷，而最後止于漢武帝時代，為之作《 今上本紀》 ，很明顯是為了分開多佔篇幅，想讓它符合十二這個數字。孔夫子作《 春秋》 ，著作完成後規則才確定下來，紀元有十二國君，因為所處的時代恰好是這樣，原本不是紀十三君便已經滿了，紀十一君便有虧缺。漢代儒生探求古人著作，多拘泥于表像，像司馬遷這樣有見識的，仍不能不受影響，所舉十二紀就是這種情況。但也只是本紀而已，其他篇目未必都有特別的用意。而研究《 史記》 的人大多喜歡附會，說十二本紀仿效十二月，八書仿效八風，十表仿效十千，三十世家仿效一月三十天，、七十列傳仿效七十二候，一百三十篇仿效一歲加上一個閏月，這些都是支離破碎很難弄明白的。即使如他們所說，那麼表如果仿效十干，本紀便應當是仿效十二地支，難道皇帝本紀會倒過來使用表示地數的十二支，而王侯卻使用表示天數的十干嗎？未滿三年，憑什麼去仿效添加閏月？七十二候，為什麼缺少了二個？根據其名稱來探求它們的實質，到處都是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撰寫、研究子書史書的學者多沿用這種學說，或者取陰陽奇偶進行解說，或者用五行相生進行解說，篇幅少的則合並在三五個篇章中，多的則相配到百一｝一個篇章，寧可把野鴨的短腿接長、白鶴的長腿截短，總歸要使篇章與象數相符合。《 孟子卜匕篇，一定要依據日月五星來解說；屈原的《 九歌》 ，卻與九章之數不合。近代如鄧氏《 函史》 所分的老陽、少陽等，《 景岳全書》 所分的八方八陣，那又與兒戲相差多少呢？
古人著書為文章取名，只是為了區別甲篇、乙篇，沒有什麼深意。六經中的文章，現在都能讀懂。大概有固定不變的名稱與不固定的名稱兩類，但總歸都是為了區別甲篇、乙篇，並非有何深意︰固定不變的名稱，如典、漠、貢、範之類就屬于此；如《 尚書分中的《 帝典》 、《 皋陶謨》 ，《禹貢》 、《 洪範》，都是古代經書中固定的名稱；其他如《 尚書》中《多方》 、《 多士》 、《 梓材》 之類的，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名稱。不固定的名稱，《 風詩》 、《雅》 、《 頌》 之類就屬于此。其詩都是以章首二字作為詩題的。諸子傳記這類書，也有固定的名稱與不固定的名稱，根據文章內容而確定體例，這是不勝枚舉的。但它們只是為了區別甲、乙而沒有深意，卻大致是相同的。象數方面的書，不在此例之中。孔夫子去世後微言大義就斷絕了，《 論語》 二十篇，自然是儒家經典的深奧所在了。然而《 學而》 、《 為政》 等篇目，都是取用章首的字句作篇名的，沒有其他的意義。《 孟子》 七篇，有的說是萬章等弟子所記，有納說是孟子自己撰寫的，要之也是稱煩效法《 論語》 一書的。《 梁惠王》 與《 公孫丑》 的篇名，那也是章首的字句，取來標作篇名，哪有別的意思呢了解說者不求篇中的思想內容，而過于講求篇外的標題，那麼在義理上來說就顯得牽強附會了。老師學生互相問答，自然是平常的事情；偶然處于篇首而用來作為篇名，有什麼值得驚異的呢？解說的人以為衛靈公與季氏，是當代的諸侯、大夫，孔子的道德為王侯所效法，故取來作為篇名，與《 公冶長》 、《 雍也》 等篇一樣，都同屬于弟子之列；《 孟子》 篇名有《 梁惠王》 、《 滕文公》 ，二人都是當代的諸侯，而與《 萬章》、《公孫丑》二篇同在弟子之列，也是這一體例。這可說是穿鑿時會而沒有道理了。即使如他所說，那麼《 論語》 有《 泰伯》 一篇，泰伯是古代的聖賢；有《 堯曰》 一篇，堯為古代的聖明君主，難道也將把孔子推為堯與泰伯的老師嗎？微子，是孔子的祖先，以微子作為篇名，難道將把祖先當作學生嗎？況且諸侯之中，如齊但公、晉文公，難道不比衛靈公更賢明嗎？弟子自然是從同時代這個角度說的，那麼同時代的魯哀公與齊景公也比衛靈公更賢明，不應該取衛靈公。晏嬰、蓮緩，難道不比季氏更賢明嗎？同在一篇中，為什麼不把他們安排到篇首，卻反而舍彼而取此呢？孟子對于告子，大概是輕視他的以為不屑一提，卻也與公孫丑、萬章升到同等的地位，可見對此沒有什麼褒貶的用意。持這種觀點來解說古書，難怪後人著書，妄自效法古人卻不能真正理解佔人用意的人，正在連續不斷地涌現。
有人說︰附會篇名，強作品評，大概是漢代儒生解說經書，探求篇名之意而不免太過分的緣故。但漢代經師之所以這樣做，難道竟然完全沒有一點依據而輕率地申述自己的臆說嗎？我回答說︰這恐怕在周代末年卑微的儒生已經開了頭。著書的盛況，沒有能超過戰國時期的了；把著作用作謀求傣祿的憑借，大概也始于戰國。所以屈原的草稿，上官大夫想奪為己有，而《 戰國策》 中也多有為他人上書之事，因此文章受到重視而著書也打開了假借他人之手的門路。《 五蠹》 、《 孤憤》 兩篇文章，秦王看見後，以至恨不能與作者同時而生，這麼說下面的人用文章來求取祿位，國君也是憑文章來選用人的。通過文章求取祿位的人多了，那麼夸耀標榜便逐漸興起而粉飾假托之風也出現了。我翻閱《 漢書• 藝文志》 儒家類的著作，便有《 魏文侯》 與《 平原君》 兩種書，讀者不了解情況，認為戰國時的諸侯、公子怎麼歸人到儒家？不知道是著書的人自托于儒家，敘述諸侯、公子向他請教學業提出疑難，因而以請教學業者的名字作為篇名放在卷首。其書沒有流傳下來，後人誤解標題的名稱，于是便認為是魏文侯、平原君自己所撰寫的。短時間內追逐時尚而著書的人，哪有道德可稱為人的老師，使諸侯卿相毫無選擇，一律跟隨他來請教學業呢？一定是本來沒有這種事而假托于所交游的顯貴來欺世盜名的人。《 戰國策》 一書，多記當時謀士的智謀，但也時常有奇謀詭計一時間沒被國君用上，著書的人又不能忍痛割愛，便假設主客互相問對辯難以求心中快慰，如甦秦對薛公及楚太子之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貧賤之人而依托顯貴交相進言，愚陋之人而攀附高明之士作為同類，謀士夸耀欺詐的風氣，又恰逢以言辭互相炫耀之際，天下之人競相仿效已經很久了。而解說經書的儒生眼見當日時事如此，便認為有崇高道德的聖人賢士，一定要借重諸侯卿相一起來拜師推許，然後才有辦法出人頭地超越一世之上。唉！這是囿于當時風氣而產生的錯誤看法。
假設問答來著書，在古代就有嗎？回答說︰有的看起來實有其人而實際上並無其事，如《 莊子》 、《 列子》 中的寓言敘述堯與舜、孔子與顏回的問答，一望就知道它是有所寄托的；有的看起來為虛構而實際上並不虛誕，如屈原辭賦中所稱的漁父、詹尹，原本沒有這些人，而加進屈原自已所說的話，那麼漁父這些人是不存在，但屈原固然是有的，這也可一望而知它是有所寄托的。有的假托很有文采，如枚乘《 七發》 中的楚太子與吳客，司馬相如《 子虛》 中的烏有先生與子虛；有的假托很質樸，如《 公羊傳》 、《 敦梁傳》 解釋經文，假設間難而不寫出間答者的名字，就屬于這一類。後代的人，鋪陳辭藻，大多是些奇異的假托，因為知道讀者對此不會拘泥形跡。考辨質問其中的疑難，必定知道他的真名；沒有其人而憑主觀推測，便稱“或問”，害怕以虛構的言論誤了後人。近代撰述的書，我不能沒有疑惑。顯而易見的道理，不說是可以的。一定要說它，徑直寫人書中，那也是可以的。作者一定要假設問答，便已經顯得迂拙了。一定要假設問答，或者托之甲、乙，或者稱“或問”，都是可以的，而一定要標寫人名來坐實它，卻又是什麼道理呢？而且所假托的人，又一定是取用同時代的與他有交往而且還略有聲望的人，否則不足以標榜自己。到取來他的著作而回頭追問文中的問難者，那人卻一點也不知此事，豈不是很冤枉嗎？況且問答之體，提間的內容一定很淺顯而回答的卻一定很深奧，提間內容有錯誤而回答的東西必定是正確的。現在偽托于問答，這是常把深奧與正確的東西歸為自己，而把淺陋與錯誤的東西推給別人，豈不是很不厚道嗎？君子對于著述，如果足以表明文義而評判是非，即使真有其人，還將遮掩他的姓名以保存忠厚的用心，更何況原本沒有此說而強行加在別人頭上呢？誣陷人來獲取名聲，與搶劫人來謀取錢財，有什麼不同呢？況且文章的起伏變化，往往借助于內容上的有問有答，這本來取決于文章氣勢變化所致，與文義上的埋伏隱匿一點也沒有關聯。倘若在這個地方還必須發問，這一定是愚蠢而又最淺陋的人。現在把別人推到愚蠢淺陋的境地，而供作自己文章起伏之用，這便如同借推官這個頭餃來押韻一樣。從前有個身為僚屬的人吟詩毀謗上司，上司把他叫來，恰好與某位推官同時進見。上司責問他，那人又吟詩來自我辯解，詩的末尾說“問某推官”，那位推官從來不知道此事，惶恐不安無法自我表白。出來以後推官責問那人為什麼誣陷他，那人回答說︰“沒有別的緣故，只是借您的官餃來押韻罷了。”
潔問辯難的體例，必定要使問方受屈而讓答者充分申述，所以如果不是在儒家經義道理上有至關重要的關系，君子不希望標明問方的姓氏。孟子抵制楊朱、墨翟，一定要選取楊、墨的學說來批駁它，便不只是針對他們本人而是針對他們的學說。所以引用楊朱、墨翟的言論，只是表明楊、墨兩家的學說，而不一定專指楊朱、墨翟自己本人。這表明孟子的抵制很深刻，希望徹底清除他們的流派。大概因為彼此兩種學說不能同時共存，不這樣做不足以闡明先王的大道。那些異端邪說對待我們儒學，何曾不是這樣呢？韓非研究刑名之說，那麼儒、墨兩家學說都在他所擯棄之列。墨家的言論很少，而儒家則有《 詩》 、《 書》 六經，都為儒生所稱述，所以韓非對堯、舜、文王、周公事跡的一一誹謗，必須借儒家的言論來進行辯駁。所以他的諸篇《 難》 文，大多標明儒家人物作為練習射箭的靶子，這在他來說也是不得不如此，因此君子不屑于與之計較。然而韓氏之文華美善辯，其用意深刻，後世寫文章的人大多喜歡讀它。只看他的文章而不管他的為人，那也未嘗不可用作參考。王充的《 論衡》 ，就是仿效諸篇《 難》 文而寫作的。仿效韓氏的文章，不是出于其學說的需要，竟然也標明儒者而對他進行責難；而且他所進行的責難，文中援據的傳記之書錯雜而出，也不完全出于儒家。強行加在儒家頭上而作為射擊目標的靶子，王充與儒家有何怨仇呢？而且他的《 問孔》 、《 刺孟》 等篇的論辯責難，認為儒家學說是錯誤的，其文有些像韓非的風格。韓非排斥儒學，是為了闡述刑名之說。王充的用意，又是為了闡明什麼呢？觀看他嚴厲駁斥韓非鹿與馬的比喻來尊崇儒學，而且他自己作敘說，要辨別世俗流傳的訛誤，想糾正人心風俗，這都是儒家的宗旨。既然如此，那麼王充是以儒者來排斥儒者嗎？韓非的宗旨，固然是存在的。他的文章意味深長，並不在于能斥責儒家。王充學習韓非的文章而沒有消化好，以為不斥責儒家，文章便沒有深長的意味嗎？大凡世人互相辱罵，大多會反過來用對方的語言去辱罵對方，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指名道姓地辱罵，那麼用對方的話反罵對方就必定要改換其名字，這是必然的。現在王充貶斥儒家，這是他在借用對方的語言反罵對方卻仍然使用著自已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