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願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于其事。吾蓋于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于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則始于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義，稱必歸于《詩》、《書》，功必及于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賓筵，聞者似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于焉執中，鄉願于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杰者也，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吊古而傷時，嬉笑甚于裂眥，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于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于《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吊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托于《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為是不得志，而思托文章于《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吊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方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吾謂年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為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為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為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為愈也。
是其宗旨蓋欲托于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為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余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余而不竟也。蛟龍戰于淵，而螞蟻不知其勝負；虎豹角于山，而 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托于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診陰，中于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進取之狂也。
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願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道也。于學見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氣也。累于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為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于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于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義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 譯文】
《 洪範》 所說的三種德行，能端正人的曲直使之行中庸之道，剛而能柔又柔而能剛，剛柔相濟，以便調劑過與不及兩種弊病。以此來檢約天下人的心智、血氣，聰明、才力，沒有能跳出這三者之外的。孔子教育弟子，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與他交往，那就希望能與狂放激進的和安于本分、潔身自好的人相交，這也是以三德來衡量取材的。但是鄉願這一類的人，看起來言行合乎中庸而譏刺過分進取與過于安分的人，卻不是三德所能匡限的。孔子、孟子厭惡地稱他為“德之賊”，大概說他與中行、狂者、捐者混在一起而亂為四種人了。人心不古而世風日下，不只是偽中行將三種人亂為四種人，而且偽狂、偽捐之流，也將四種人而亂為六種人；不只是中行不可企求，就是尋求狂者與猾者的那種真誠，又哪里可得到呢？孟子論述善于分析言辭，認為錯誤的言辭從思想中產生出來，把它施行到政治措施中去，一定會危害到國家的各種工作。我曾在著作家中，深入地研究其中的原因。那些加以推衍變化、散漫無邊的書，本來沒有創立一家之言的主旨，可以不作討論。竟有自以為能獨立成家的，考察它的宗旨，也不全是沒有價值的東西；但根據三德的實質來考察，則失去了它的本性，而與古人的要旨不相適合，這就是所謂的似是而非。學者將向古人探求大義，而不對此進行細致的辨別，那將從把三種人亂為六種人開始，最終因三偽而拋棄三德。唉！質性的討論，怎麼能夠放棄呢？
《 周易》 說︰“說話必須有實際內容，而行為必須持久不變。”《 尚書》 說︰“詩是表達思想的。”我看創立一家之說的學者，賦詩詠嘆的詩人，怎麼那麼多呀工探求文中的實際內容卻什麼也找不到，探求作者的思想也茫然不知所在，然而都說我據此創立了一家之說，我因此寫了詩。沒有言論而稱有了言論，沒有詩作而說有了新詩，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內容與思想。然而從此以後這類作╴品便紛紛而起。
有志之士，端正心態，振作意志，自稱我不隨便發表言論。學間必定出于人性天理，旨趣必定符合仁義道德，說話必定稱舉《 詩》 、《 書》 ，功德必定惠及民眾與萬物，稱贊堯、舜而責難架、封，尊崇孔、孟之道而抵制楊朱、墨子的邪說。他所說的話，即使聖人重新復活，也不能改變。探求他為什麼這樣說，則不知其宗旨何在。就像在宴會上演奏《 彤弓》 、《 湛露》 ，听的人以為是樂工為練習而演奏的。或者說︰好像沒有什麼過錯呀。然而子莫對此采取折中的辦法，鄉願對此無所譏刺。惠子說︰“奔跑的人向東跑，追逐的人也向東跑，朝東跑雖然是一致的，但他們朝東跑的心思是不同的。”觀察這個人的言論，他是奔跑者的朝東跑，還是追逐者的朝東跑呢？這還不知道呢。然而自此以後這類東西便紛至沓來。
豪杰之士出現，自稱我不隨便發表言論，我確實有自己的思想，事物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叫喊。察看他所稱引比類的事物，或者如詩人的譬喻寄托，或者如說客的詼諧隱喻，以小事物來比喻大道理，憑吊佔人而感傷時事，嬉笑勝過憤怒，悲歌可以當哭，誠然有不得已而說的。認為是賢人在世不得志，發憤著書來自我表現，但他的旨意又不出于《 離騷》 。我讀屈原的詩句︰“我既有這麼多內在的美德，又加上才能的培養。”太史令司馬遷說︰“我讀《 離騷》 ，為他的志向而悲傷。”又說︰“闡明道德的廣大崇高，及治理天下的條理，他的志向高潔，他的行為廉直，一身潔淨，出污泥而不染，即使與日月相比也毫不遜色。”這就是賈誼為什麼要憑吊屈原，而司馬遷為什麼要給賈誼立傳的緣故，這都是三代的精英呀。至于假托于《 離騷》 而以《 離騷》 自許的人，探求一下他們之所以發牢騷的緣故便感到很茫然。磋嘆窮困衰老，別人富貴而自己貧窮低賤，別人中了高榜而自己卻名落孫山，投靠權貴卻遭到權貴的怒叱，爭奪權利卻受到傾軋，因此不得志而想把文章依托于《 離騷》 、《 詩經》 ，把它視為古人的心志。不知道中等以下的人，都是古詩中所說的“齊心抱著共同的願望，心中的理想還未實現”的人。科舉考r 試有百十個人中了高榜，必定有數千人如賈誼那樣痛哭來憑吊湘江，湘江也不願听了；吏部給千百個人授了官職，必定有上萬個屈原搔頭而賦《 天問》 ，天也听厭煩了。孟子說︰“有伊尹那樣的心志就可以，沒有伊尹那樣的心志便是篡奪權位了。”我說發牢騷的人有屈、賈那樣的心志就可以，沒有屈、賈那種心志便很卑鄙了。但是自許為《 離騷》 的作品卻觸目皆是。
有達觀的人對此解釋說︰這又何足以耿耿于懷呢︰我有所言，我是為了心情舒暢。別人認為我的話對，我沒有什麼歡喜；別人不認為我的話對，我也不惱恨。古今的是非界限，我不想把它弄得太明白；別人與我的意見，我也不想過于固執堅持。一定要取信于今人，又是為了什麼呢l 有言論不如沒有言論更好二這麼說他的宗旨，是想依托于莊子的“齊物”之說。我听莊周說過︰“內聖外王的學問，晦暗而不明”; “各家學說離開大道往而不返，道術將被弄得支離破碎”; “寄托寓意的言論佔了十分之九，無心的言論日出不窮”。但是莊子對道的認識非常和適並達到了高超的境界，內心充實而不能自已，那麼莊子並非沒有自已的學說而隨意地說些達觀的話來超脫世事。眼下那些托附莊周而自稱曠達的人，他的宗旨果真以為言淪無用嗎？雖然是無明的學說，可以不保存下去。那些無用的學說，將可用來垂訓後世嗎？那麼小商小販與衙門的差役，也沒听說他們一定要求要有用肥豬挺著個大肚子只顧貪婪地吃食，羊兒把角聚在一起休岔，何曾想要辨明古今的是是非非，而對他人與自己的意見斤斤計較了膽怯的之所以能勝過勇敢的，是因為力量有余而沒有使用；說話遲鈍的之所以能勝過善辯的，是因為智慧有余卻不與乙競爭蟻與龍在深淵相斗，蛆繃、螞蟻並不知道它們的勝負；虎與豹在山匕較拭．黃以狼與野貓並不知道它們誰強誰弱，是因為它們沒有這個能力．而不是不想知道。把不能假托為不想，那麼愚昧的夫婦也能和最聰明的人相比了。既然如此，那麼以此為擋劍牌而逃遁其中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
《 周易》 說︰“一陰一陽互相變化稱為‘道’。”陰陽變化組合，周而復始無窮無盡，這是天地之氣在孕育萬物。人秉受中和之氣而降生，則成為聰明睿智之人。陰陽受到損傷，因此適宜用剛柔相克相劑的方法，所以要重視學問的修養。陽氣強盛陰氣不和，侵襲到人的元氣、質性，學者不能以剛柔自克，而把似是而非的東西當作學問，那就不如不學。孔子說︰“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與他交往，那必定要與狂放激進的和安守本分、潔身自好的人交往。狂放的人積極向前進取，安分的人則有所不為。莊周、屈原，恐怕就是著述上的狂放與猖介之士吧。屈原不能用潔白的身軀來承受外物的污濁，是不屑于同流合污的捐介之士；莊周獨自與天地精神互相往來，而不傲視輕慢萬事萬物，是狂放進取之士。前人說莊子與屈原的書，哀傷與歡樂超過了常人。大概指本于質性的中行無法見到，而真情能如莊子、屈原那般奇異，這也是狂放與捐介之士之所以不朽的原因。鄉願之流，假冒中行而談論質性與天道，其剿竊虛偽顯而易見，不值得一提。在學問中能察見他本人，把真情寄托在文章中，差不多可與這類狂放、猖介之士相交為友。然而自許為屈騷的很鄙陋，自命為莊學的又很虛妄，狂放、捐介之士不可見，那些鄙陋、虛妄的人便紛紛假冒。情感，出自于本性；才華，由元氣決定。受累于陰陽之間的人，不能沒有盈滿損缺、消減增長的時候。才情離不開血氣，沒有學問修養來維持，就不能不受到陰陽變化的影響。喜悅、歡跳、惱怒、憂傷，一身之內，循環運轉無休無止而自己尚不知道。如欲窮盡其理，即使是孔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地進行探尋，也不過如此。聖人以下的人，各有所至，也各有所通。大約歡樂到了沉醉的境界而憐惜光景，必定轉而生出悲傷；而憂患既已很深，知道對它無可奈何，則反而變為曠達。屈原憂傷至極，所以有輕身高飛游歷遠方、把彩霞清露作為飲料食物的辭賦；莊周歡樂至極，所以有因後人見不到天地的純美與古人的全貌而產生的悲哀，這也是禍福互相依存轉化的最正確的道理。至于陰氣受損的人，妄自期許，感慨橫生，那是栽害屈原的人；陽氣受損的人，猖狂無主，動輒稱道自然無為，那是栽害莊子的人。然而偽狂偽捐這兩種人還在無休無止地不斷出現。
族子廷楓說︰“論述修史的才能、修史的學問，而不論述修史的德行；論述作文的情思、作文的用心，而不論述作文的本性，前人之說自然存在著缺陷。此篇與《 史德》 篇都足以發前人所未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