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範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于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
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珊 咳舴蚨 災校 讀 欏貳 鍍咭簟酚搿獨コ娌菽盡啡 裕 揭允芬砭 痙嵌洗 椋 梢緣菪 磺鈁弒齲 縴 階 啪 擔 骸⑻浦釗宀豢傻夢耪咭病 br />
創條發例，巨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 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于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闢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于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楊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 譯文】
司馬子長、班孟堅沒有復活，作為專門之業的史學便開始衰落。陳壽、範嘩以下，某些方面有創獲，某些方面又有失誤，差不多還可算作名家• 到唐代開設史館設立監修國史之制，整理晉、隋之間各朝的舊事，也把他們的書稱為史書；學者錯誤地繼承了唐人官修史書的源流，不再辨別糾正史書的義例，于是古人著書的宗旨便逐漸隱晦不明。至于文學家舒展文辭，默記背誦者精密的考據，他們對于史學，似乎小有補益；但是因循支流卻忘記了本源，不知道史學的重要義理，用功越勤，而所獲得的見解，也就離古人越遠而且更加不合宜。鄭樵生于千載之後，看見了古人著述的源頭頗有感慨，知道作者的旨意，不光是似辭采為文章，以考據為學問。于是便欲匡正司馬遷，用淵博雅正進行補益，貶損班固，譏刺他因襲前人；獨自搜集三千年來的遺文舊籍，運用他卓越的見識與獨特的裁斷，繼承通史家的風範，獨自進行謀劃，撰成一家之言。學者們少見多怪，不探究他的發凡起例，曠古未有的卓絕見識與言論，如何斟酌各種觀點材料，進行史學上的撮要刪定；而只是摘取他援引材料的疏誤，剪裁上還沒有確定的東西，紛紛進行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要是再復活過來，這些攻擊哪里比得上對著劍環頭上的小孔一吹所發出的丁點聲音呢？至于二十略中，《 六書》 、《 七音》 與《 昆蟲草木》 三略，就是所謂的以史學來輔助經學，本來就不是那些按斷代編成、可以無休止地延續下去的史書所能相比的，誠然是人們所說的專門的絕學，是漢、唐時代的儒生所不能听到的。開創制定條例，鴻篇巨制，依據義類進行推求，闡明家學；對于史事則不得不因為此書成于一時，只大略地加以整理修正，原本未曾要與小學專家所撰的專門著作來比長論短，也未曾想要後人墨守成說，不稍作變通。鄭氏所救助的在大綱，而後世淺薄者所吹毛求疵的在細微小節上，這與譏諷韓信、彭越這些名將，不能在鄒、魯一帶奔走講學；責求伏生、孔安國這類大儒，不善于撰寫辭賦有什麼區別！
司馬遷的絕學，在《 春秋》 之後只有他一人而已。其書概括千古，包舉百家，只有開創體例陳述要旨，及卓絕的見識等方面，能夠追及古代先賢的原意，自然具備了《 春秋》 學派的要義。至于書中事實的缺乏證據，取舍的不當，議論的不純，如果他生在唐、宋之後，沒有經過古人的論定，或者當日所依據的石室金櫃中的藏書，以及《 世本》 、《 諜記》 、《 楚漢春秋》 之類的書籍，沒有完全亡佚，那麼後世沉溺于文辭與考據的人，一起來一點一滴地進行計算，一尺一寸地進行度量，更不知要作什麼樣的抨擊呢！今天譏議鄭樵的人，與此有什麼不同！孔子作《 春秋》 ，所記載的史事不過是齊桓公、晉文公之類的，所用的文辭不過是一般史書的文字，《 春秋》 中所包含的大義，孔子自己說是有所借鑒的。史事就是後世考據家所崇尚的，文辭則是後世文學家所重視的，但是孔夫子所取鑒的，不在那方面而在這里，那麼歷史學家著述的根本方法，難道可以不追求意義的所在嗎？自司馬遷、班固之後，歷史學家們已經沒有卓越的見識與自心獨特的裁斷，所追求的只在史事與史文上。只有鄭樵稍微有點追求史義的志向，而淺陋之徒，卻吵吵嚷嚷爭個不休。但是根據他們的觀點來推論，那麼一切科舉應試的文章，官吏的簿籍，都明白無誤，確實有據，反而覺得比司馬遷、班固遠為高明。
雖然如此，但鄭君也不能沒有過錯。司馬遷、班固都是父子相傳，終身擔任史官，自然不用說了。司馬溫公著《 資治通鑒》 ，前後一十九年，修書所伴隨著他，自己招聘下屬官員，與他討論修史的人又都是一時的名流，所以他能撰成絕代偉業，為後人所宗仰。鄭君區區一人，處于偏僻、簡陋的山村，獨自從事司馬遷、班固以來的學者所不敢做的事，立論高遠，實際的業績與他的名聲不相符合。又不幸與馬端臨的《 文獻通考》 並稱于時，而對《 通考》 疏陋的批評反不如對《 通志》 那樣嚴厲。學識淺陋的人，本來沒有確定的見識，隨著他人在其中褒揚貶抑，妄自比擬議論，于是把它與分類編排纂輯的類書同日而語，評短論長，本末不分把高樓視如方寸之木，而且還有不如它的趨勢，難道不冤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