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在杭州，聞戴征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皆 。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于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于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
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于其實，則一例也。今雲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範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面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範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厚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
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于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面對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楊雄、賈逵之《史記》；範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于《春秋》，《世本》、《國策》之于《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範諸書，並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于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 狙見冠服，不與 決毀裂，至于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于器，實不足而竟于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 譯文】
癸巳年在杭州，听到戴震隱士與吳穎芳隱士在交談之際，對鄭樵的《 通志》 痛加低毀，那些言論絕對的讓人感到奇怪可笑，我以為不值得深人辨析，便棄置不問。此後學者多有誹謗，因而借某君的論述，來辨明史書著述的源流。自認為對那些舊習陋俗與沒有根據的議論，有很大的摧毀肅清的功績。但是那篇文章上溯到司馬遷、班固，下至考辨《 文獻通考》 ，都是史學家的要旨，不光是為《 通志》 而寫的。但不懂的人又另外生事對我進行潔難，因而作此《 答客問》 三篇。
有客人看到我寫的《 續通志敘書後》 ，問我說︰不可隨便譏議《 通志》 ，我已經接受了您的教導。先生的辯論，文字繁多而又不可刪削，推論所涉及的問題，褒揚貶抑古人，多半與當代喜歡評論的人不同屬一類，是故意進行褒貶揚抑以便幫助辯論呢，還是先生另外有什麼說法呢？學者都稱二十二史，目錄學家進行著錄，都取司馬遷、班固以下至元、明兩代以上，區分為正史一類。今天先生偏偏說唐朝人整理晉、隋之間各朝的舊事，也把他們的書稱為史書，學者錯誤地繼承了唐人官修史書的源流，不再辨別糾正修史的義例。難道晉、隋以下，就不能有一種史書可稱為史嗎？考察那些表、志現成的規則，紀、傳固定的體例，與馬、班等人的史書未曾有何差異，開設修史的館所，創立監修國史之制，招集眾人纂修史書，這也是時勢所造成的，探求其實質，則是一致的。現在說學者錯誤地繼承了修史的源流，那麼我冒昧地問一下，自晉、隋以後，那些正史與陳壽、範曄以前的正史所截然不同的分別在什麼地方呢？
章子回答說︰史學的要旨出于《 春秋》 ，《 春秋》 的史義是通過記錄什麼刪削什麼來顯示的。記錄刪削的意義，不僅僅是事情要具備始末，文辭字要成規矩；根據孔夫子所說的“史義則是我私自借鑒來的”這個宗旨來看，固然是將用來治理天下，闡明大道的。之所以能通達古今變化，創立一家之說，必定對他人省略之處有詳細敘述，對他人相同之處有不同看法，對他人輕視之處有所重視，對他人小心之處有所忽略，不墨守過去的規則，不拘泥于過去的體例，然後在隱約細微之際，能夠獨自進行裁斷。待到其書撰成，自然可以與天地並列，可以得到鬼神的證實，能與前代賢人契合，待到後世的聖人出來也不會有疑惑，這就是一家之學之所以可貴的原因。陳壽、範曄以來，以《 春秋》 的宗旨來衡量，那麼不敢說他們沒有失誤；然而他們獨具匠心的裁斷與卓越的見識，自成一家的學說都存于書中。縱使有人反唇相譏，以至說司馬遷的《 史記》 降低隱士的位置而抬高奸雄的作用，班固的《 漢書》 排斥忠臣義士而掩飾君主的過失，總括書中的離合變化，史義沒有攙合旁門左道，自然足以稱為一家之學而又符合經書的旨意。並不完全像後代分類編纂的東西，爭相效法子莫采取折中的辦法，追求鄉願這種偽善者的不受譏刺，大言不慚地自稱超過了司馬遷與班固。至于君臣事跡，官府的典章制度，帝王的改朝換代，匯聚前朝事跡加以考核，編纂排比，以便保存一代過去的典章文物，這就是所說的整理舊事的事業。開設史館創立監修之制，召集眾人修史，正當采用這種義例，遵守這種法度，以便等待後人來論定是可以的，但這哪里是我們所談論的專門著作這一類的一仔呢？
《 周易》 說︰“如果沒有聖人通曉《 易》 理，《 周易》 所載之道就不會憑空而行。”具備史才的人並非每個朝代都有，而時代變化卻沒有一定，及時纂輯所見所聞，不用標明區別為某家之學，以裁斷取舍為當務之急，難道只是《 晉書》 、《 隋書》 兩種史書是這樣的嗎？班固之前，有劉向、劉欲、揚雄、賈遴的《 史記》 ；範曄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的《 漢記》 。那些書何嘗不是遵循前人確立的志、表的規則，不是采用紀傳固定的體例？然而墨守成規等待後人的那些整理舊事的著作，與使用筆削手法進行獨自裁斷而自成一家的著作，它們的功用足以互相取資借鑒，但源流派別卻不能互相混淆，這是決然無疑的。向上追溯，諸侯各國的史書對于《 春秋》 ，《 世本》 、《 戰國策》 對于《 史記》 ，其意義都是這樣的。
唐代以後史學廢絕，沒有了自成一家的著作。後人不知道《 春秋》 為自成一家的史學，而隨便把聚集眾多史官纂修的舊事，竟然與司馬遷、班固、陳壽、範嘩等人的史書並列為正史。于是史書的文字便等同于科舉考試的特定格式，官府小吏的公文，不可稍有變通。間或有好學深思的人，能獨自師從古人，在前人確定的制度之外另標一種義例，顯示一種獨具匠心的裁斷；但是世上成群的怪人便聚集起來辱罵，指指點點拉拉扯扯地說三道四，就像稱猴看見了帽子衣服，不把它咬爛撕裂到一點不剩便不罷休。鄭氏《 通志》 的被世人毀謗，大凡都因為這個緣故。
唉呀！大道隱晦不明己經很久了。六經都是史書。無形抽象的叫作“道”，具體有形的稱為“器”。孔子作《 春秋》 ，這樣說道︰“我想把儒家大道寄托在空泛的言論中，還不如通過具體的事物表現得那樣深切明顯。”既然如此，那麼典章制度、歷史事實，是作者所不敢忽視的，這是想通過“器”來闡明“道”。其書足以闡明史義，那麼像篷、豆這類具體的事物，便由主管其事的人員去負責，君子不因此而操持這些瑣碎的事情。大道不明而在具體事物上爭個不休，實質不足而在文采上競相追逐，它的弊端與空言取勝、善辯傷理，其危害程度相差不是一點點，但世上沉溺于其中的人卻沒有覺察到。太史公司馬遷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哪里能找到心知其意的人與他一起來談論著作與傳述的宗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