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征不信，慨于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于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于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于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于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征粵若稽古之文，托熊蛇魚㚪銦@危 約痛和跽 輪 睿 蚴ト酥 禱模 尉 箋Ｒ印Ｈ粼坪霉琶羥螅 南漬饜牛 岵晃酵 星把鑰梢悅鵒岩病６轡哦 興 瘢 ┬Ф 讜跡 淥 哂幸宰悅 豢篩乓猿傷迪嗑幸病４蟺蘭紉 鈄誘 緣孟韌踔 歡耍 健岸 靠詒牽 雜興 鰨 荒芟嗤 閉咭病 br />
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 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于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 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
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于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 簋，而糞土不可登 簋，理至明也。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詛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範蔚宗書為正宗。則集眾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漸之學君子于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于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礙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願，至于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 譯文】
客人說︰孔子自己稱︰“只闡述而不創作，相信並愛好古代文化。”又說︰“愛好古代文化，勤奮敏捷地去追求它。”夏、殷兩代的禮制，孔子能講出來，然而由于沒有文獻可證，因而不足憑信，孔子也慨嘆文獻的不足。今天先生稱作者有旨意，對篷、豆的禮器數目這類細節則不作繁瑣的過問，恐怕違背了孔夫子的教導吧？馬端臨《 文獻通考》 的詳細完備，鄭樵《 通志》 的疏漏訛誤，三尺高的兒童都知道。先生只取它們的旨意來評論，而不問它們實用與否，意圖褒揚鄭樵而貶抑馬端臨，這種論述不近于偏頗嗎？
章子回答說︰天下的言論，各自都有它合理的地方；經傳上的話，也是這樣的。讀古人的書，不能會通它的旨意，而只是拿些書中是非難辨的話，在某一方面來爭個勝負，那麼這種片面的言論是用不完的。天下有排比編纂的書籍，有自成一家、別出心裁的學說，有考訂求索的功業，三者各有自己所注重的東西，而不能互相變換。六經對于典籍，就像天上有日月一樣。讀《 尚書》 時就像沒有過《 詩經》 一樣，讀《 周易》 時就像沒有過《 春秋》 一樣，雖然是聖人制作的典籍，也不能在一書之中兼備數家研治的內容。《 周易》 說“不可作為經常不變的綱要”，而《 尚書》 則偏偏說“文辭崇尚切實簡要”。讀《 詩經》 不能拘泥于辭句而誤解了詩意，而《 春秋》 則正是以一字判定是非的。如果拿《 易縴今中龍在原野上流血與裝載鬼怪的大車等景象，來驗證《 尚書》 中“粵若稽古”這樣的古文；依托《 詩經》 中熊、蛇、魚、族這類預示吉兆的夢，來記載《 春秋》 中“春王正月”的政令，那麼聖人的事業便要荒廢，研治經書的宗旨就會背離大道，如果說愛好古代文化並勤奮探求，文獻足以驗證取信，我不認為對前代聖賢的言行可以草率對待。多听才能有所選擇，廣泛地學習文獻而最後歸于簡約，作者所選取的將有自己的用意，而不可一概拘泥于過去的說法。大道既然已經被遮蔽起來，諸子爭鳴，各自得到先王的某一方面，這就是莊子所說的“耳朵、眼楮、口與鼻子，都各有所長，不能互相替換它的作用”。眼楮能明察秋毫卻無法看見雷霆，耳朵能辨析五音卻不能窺見泰山，說耳朵、眼楮各自都有所能與有所不能是可以的，要說耳聞目見不能夠听到雷霆看見山岳，難道可以嗎？
從漢代以來，學者將自己所獲得的見識，寄托在著述中以便自我表現，這樣的人大概有不少。崇高明睿的人大多從事獨自裁斷的一家之學，秉性深沉隱含不露的人祟尚考訂求索的功業，天下的學術沒有超出這兩條途徑的。譬如日出為白天而月出為夜晚，炎暑為夏而寒冷為冬，讓它們互相循環更替而成就一年的時序，那便有互相需求的益處；使它們自我封閉而劃分界域，便有兩敗俱傷的弊端。所以司馬遷、班固二位史學祖師與伏生、鄭玄二位經學大師，如果調換他們的位置便不能做出很好的成就，這也是並行其道而不互相矛盾的。如果伏生與鄭玄共同注釋一種經書，必定有互相抵捂的毛病；如果司馬遷與班固共同修撰一種史書，必定有互相矛盾的嫌疑。因此可知自成一家的學說，沒有誰不是在獨自推行自己的旨意，即使同行的人爭論不休他也不懷疑，即使天下人都來指責他也不回頭。這就是司馬遷之所以一定要傳授給那個人，班固的書之所以一定要等待馬融師從他的妹妹，然後他們的學說才開始顯達的原因。司馬遷的《 史記》 有徐廣、裴 等人傳授他的學業，班固的《 漢書》 有服虔、應邵等人傳授他的學業，專門的學術，口授心傳，不異于經學老師有章句授受。既然如此，那麼以《 春秋》 治理天下的旨意，一定有從文字上所不能詳細知道的，一定有超出現成的條規的地方。但今天的學者，凡是遇到古人自成一家、別具心裁的著作，在心里若有不滿意的地方，便吵吵嚷嚷地紛紛起來攻擊它，也可看出他們喜歡議論而不求其是否能成就功業。
至于排比編纂的書，就如同掌故、令史的檔案目錄，如同簿冊、起居注的固定格式，它的起源雖然出于朝廷藏書室所典藏，它的用途只是防備稽考檢查與提供采錄選擇，原本沒有其他什麼奇特之處。但是別出心裁、自成一家的著作，沒有它便不能進行取舍剪裁；考訂求索的功業，沒有它便無法進行考據判斷，如同美酒離不開酒渣，好禾苗離不開糞土。因此職官掌故、文書圖譜之類的書籍，不可隨便譏議。但是別出心裁的一家之學與考訂求索的功業追求高明睿智，而排比編纂的書追求愚笨。也就像酒可以裝人杯盞中飲用而酒渣卻不能裝進酒杯飲用，稻子可以登上禮器用來祭祀而糞土卻不能登上禮器，這道理是最明白不過的了。古人說︰“言語沒有文采，流傳不到遠方。”“文辭不典雅純正，士大夫難以出口。”因為職官掌故、文書圖譜難以聚集而流傳後世，于是有排比編纂的方法。不以一家之說自稱，不插進自己的見解，用來整理前朝的舊事，等待後人的裁斷評定，這就是排比編纂的書追求愚笨的功效。把它抬上著作的殿堂，也自我標榜為一家之學，談何容易呀！況且班固的才能，可稱得上是最好的了，但他與陳宗、尹敏等人合撰的《 世宗本紀》 及《 新市》 、《 平林》 等列傳，就不能與《 漢書》 並列，而一定要以範曄的《 後漢書》 所記載的為正宗，那麼由官府聚集眾人所修的纂集舊事的史書，與一家獨撰、別出心裁的史著互不關聯，又很明白了。
自此以後，源流已經迷失，鄭樵沒有考訂求索的功業，但《 通志》 足以闡明自成一家的學說，君子以為在這方面頗有可取之處。馬端臨沒有自成一家的學說，而《 通考》 又不足以成就排比編纂的事業，認為他在睿智方面既無可取之處，而愚笨方面又還沒有完全做好。況且它依據《 通典》 而將門類分得更細，只是為了便于翻檢罷了；因襲史志而把它們的議論匯集起來，只是為了折衷而已。這是儒生為科舉考試所作的策括，不敢表達一點獨立的見解，顯示一點法外的用意，卻完全迎合討好世俗變成了偽善的鄉願。至于古人著書的意義宗旨，則無法听到了。世俗的學者因為其書門類體例容易翻檢而感到便利，喜歡書中的論說平穩和善，便一起交口稱贊它，卻不知道他們之間著作源流的不同。這就如同嘶啞煩雜的樂曲，之所以會有萬人跟唱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