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為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𣫺s擼 敉跏稀隊窈！罰 韭懟凍け唷分 嗍且玻揮刑找弊 遙 粘珊枰嫡擼 羥 疾止 際 灘昧蹕頡段逍小分 嗍且病７蚣笆弊 源 鄱 螄曷勻ト。 諤趵磯 選Ｏ攘勻渮椋 暈 蟣嬙 家歟 饔諞�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玄提要，達于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
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于《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征于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于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于外傳。
《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後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征于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于黃初。而陳、範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灕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則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一矣。所征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灕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匯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征信；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征目錄，後人考核，征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巨編，不為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于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于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 譯文】
‘客人說︰關于獨自裁斷、自成一家的學問與考訂求索的功業，我己經聆听了您的教誨。冒昧地請問，對排比編纂的書，您把它比作酒渣與糞土，這是什麼意思呢？
章子回答說︰這不是貶低它的辭。有了璞玉然後才能進行雕琢，有了目標然後才來揮動斧頭，它們的先後輕重，這個道理也容易明白。孔夫子沒有刪削的《 詩》 、《 書》 ，沒有編定的《 易》 、《 禮》 、《 春秋》 ，都是先王原有的典籍。但是如果不經過夫子的論述刪定，便不可以傳給後世的學者。李煮說左氏將為《 春秋》 作傳，先聚集各國的史書，按照國別來編纂各諸侯國貴族的言論，以備作《 內傳》 時采用。這雖然是推測之辭，但是古人著書沒有誰是一點根據都沒有的，據此可知排比編纂的事情是不能不討論的。編次的方法，大約有三種︰有的是及時纂集，以便等待後人的論述刪定，如劉散、揚雄的《 史記》 ，班固、陳宗的《 漢記》 之類的書就是這樣的；有的人有志于著述，先涉獵群書，以便聚集柴火，如王氏的《 玉海》 、司馬氏的《 資治通鑒長編》 一類的書就是這樣的；有的對專門內容的文獻進行加工，然後撰成鴻篇巨著，如司馬遷在《 史記• 倉公列傳》 中記錄倉公的藥方，班固撰《 五行志》 采用劉向的《 五行傳》 等一類的就屬于這種情況。及時纂集，以便等待後人來論述刪定，只在于詳略取舍，精于條理而已。先涉獵群書，把它作為柴火，則只在于辨別考察同異，謹慎地核實而已；對專門的文獻進行加工，撰成鴻篇巨著，則只在于探索精微、摘出綱要，明達義理而已。排比編纂的事情，既然有這些不同，作者的宗旨，也要根據具體情況而進行辨別。今天的學者，以為天下的學間，就在于考核驗證名稱數目的異同，辨別讀音、釋義是否正確，如此而已。這與觀測坐在井中所看見的天空，測量廳堂上低窪處的水，便想推究宇宙中日月星辰運行的踱度，測量四海的波濤，認為可以窮盡它們的變化，有什麼不同呢？
漢代皇帝的春秋，指年壽。都保存在其他的記載中；見臣瓚注。伏生、文翁的名字，從石刻上得以證實；漢高祖為太上皇作新豐城的事，劉氏《 記》 中有詳細的記載；見《 西京雜記》 。漢武帝喜歡微服私行，在外傳上有記載，見《 漢武故事》 。而司馬遷、班固兩家史書，未見采錄，那麼排比編纂的繁多，不妨礙後來的作者對此進行刪削。曹巫推辭接受漢獻帝禪位的表文，詳載于《 獻帝傳》 ；甄皇後的美德，《 魏書》 盛加稱贊；哀牢的傳記，是從送賬簿的官吏手中征收來的；見《 論衡》 。前代賢哲的勸進表，黃初之時頗有盛名，但陳壽、範嘩兩家史書未予收入，那麼排比編纂者的私心有待于後來作者的公正裁決。然而儒生學習經書，便編纂典故總匯；文人揮毫，因而收集詩詞。晚近風氣澆薄，為便于翻檢，各自編纂一些粗淺的書以使淺薄的儒生檢閱攜帶，那麼排比編纂的書籍，即使想讓它如酒渣、糞土一樣，希望它能化腐朽為神奇，又哪里能做到呢？
村塾用的書籍，平庸的學問，既然沒有好書與博學的人，那麼排比編纂的書便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一點。所采錄的典故史實，多非本文，而喜歡改竄字句，使其本質澆薄，以致學習的人寧願學習原書，而懶于翻看新編的書籍，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二點。按類編次，本來就不是著作，而匯集舊籍中的文字，不標明所出何書，完全像是自己所獨自撰述的，使人無從驗證相信，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三點。不同說法的傳聞，不同來源的記載，不能兼收並錄以待後來的作者進行選擇裁決，而是自作聰明，擅自取舍，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依靠，這是第四點。圖譜方面的內容，不載入史書，金石方面的文字，只征收目錄，後人考核，無從驗證取信，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五點。專門方面的書籍，已經編成巨恢，不把它的主要內容采錄進來，預防亡佚，而是任它單獨流傳，致使它逐漸湮沒無聞，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六點。拘泥于門類體例，只求湊成一本書，而不在法則之外，多方搜求采集，以便等待後來作者的辨別裁斷，一個眼兒的羅網，別望能有捕到鳥兒的日子，那麼排比編纂的書難以作為憑借，這是第七點。凡此種種，都是古人沒來得及考慮周詳，而後世學者更未能詳細了解的。如果有志于從事遠大的著述事業奮那麼怎麼可以不參加討論學習呢？但是滿世界的人，不知道衡量自己的德行學力，全都吵吵嚷嚷地以著作者自居，而不肯做一些基礎的、資料性的工作，這就是劉散所說的“懷著害怕受到損害的私意，而沒有信服善良正義的公心”的那種人。學術事業如何能順利發展，而著作的門道怎麼能走上正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