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甦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𦰡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于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儲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于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值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甦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審涂改之法。甦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制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𦰡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甦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紀事本末之例，以事為經，以人為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哄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于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為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為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雲︰“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為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雲︰“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甦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甦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𦰡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
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𦰡言”三字太熟，而不知甦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餃，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餃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為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為該氏者，誠矚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為張為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為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雲“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
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于臣粹然言句下，直起雲“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雲雲，是亦未善。
當雲“故明睢州諸主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于辭為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于此等留意辨之。
【 譯文】
古文的體制源流，初學人門的人，應當首先辨別清楚。甦子瞻的《 表忠觀碑》 ，完全照錄趙打的奏議，文字上沒有增減，文章末尾加了一段銘辭。這是漢代碑刻中常用的體例，見于金石文獻的實例，不可勝載。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中，如柳子厚的《 壽州安豐孝門碑》 ，也用這種體例，本不足為奇。王介甫驚異地說這是學《 史記• 諸侯主年表》 的寫法，真是迂夫子說的話。李者卿認為是學《 漢書》 ，也完全不可理解。這是最尋常的耳聞目見的事，這些人何至于要大驚小怪，把它看成古董！就像近日街上鄉下，如有利弊得失，大家討論興利除弊，請求官府訂立法規，刻石立碑以流傳後世，其碑文就是刻寫官府文書布告的原文，不用增減字句，這也是古代遺傳下來的體制。難道介甫等人，對這類碑刻還沒見到過嗎？至于當日王氏門客的指責驚怪，更不值得一笑了。
從文辭來說，趙清獻請修表忠觀的原奏，未必如甦氏碑文這麼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現成的文字，本來就有進行字句修改的慣例。甦氏此碑，雖然像是抄錄成文，實際上在構思剪裁上頗費心思。只是文辭可以刪改，而制度則必須符合時宜。此碑篇首“臣林言”三字，篇末‘雲制日可”三字，恐怕不是宋代奏議上陳、詔旨下達的體式；而甦軾心中，揣摩《 史記• 秦本紀》 中“承相臣下李斯冒死上言”及“下詔說可行”等語言太熟，那麼便不免像劉知膠所譏諷的那樣，“面貌相似而內心不同”。我從前修撰《 和州志》 ，有《 乙亥義烈傳》 ，專門記述明朝末期崇禎八年，寇賊張迎祥攻破和州，官吏、紳士、百姓、男女殉難的事情。采用記事本末的體例，以事件為經線，以人物為緯線，詳細具體地作了記載，不料州中卻是非哄然而起。大概因為寇賊張迎祥對和州守城抵抗感到惱怒而進行全城屠殺，被屠殺者的子孫，歸咎于首先建議守城的人，陷害了全城人的性命；又有文章指責守城者部署不當，以致州城被攻破；甚至有人誣蔑建議守城的人用繩索從城牆上墜下來想逃跑，被寇賊抓住殺害了，並非是真正的殉難者。我搜集到鳳陽巡撫朱大典的奏折，和州失陷，官吏鄉紳的殉難情節，其根據是負責長江防御的州同的報告，其報告又是依據一同在圍城時逃脫的難民所講述的親眼所見的事情，官吏紳士的忠貞壯烈，都是不容誣蔑的。我因而把奏折全部錄了下來，作為此篇《 烈傳》 的序。中間文字上的修改，頗有妙處。但篇首一定寫道︰“祟禎九年二月某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下朱大典謹慎啟奏︰因為和州城被寇賊攻陷，官吏紳士殉難之事令人哀憐，乞求賜準樹立牌坊加以表彰，以便宣揚正義貞烈之事。”篇末說︰“接受皇帝的命令！ 看了奏折很憐憫他們，令負責此事的禮部依照過去的慣例施行。”這實在是當時奏文上陳、詔令下達的格式。有人說中間奏文既然已經刪改成了古雅的風格，文章前後似乎可以統一潤色。我認為奏文的辭句，並沒有一定的體式，所以可以修改得古雅一些，不妨礙事理。前後自然應當是當時通用的格式，怎麼可以用秦、漢人的衣帽，來繪制明朝人的圖像呢？甦氏的《 表忠觀碑》 ，前人不知道因而紛紛感到很奇怪，固然這是前人不學習的過錯。甦氏的文章本來無可非議，以至人們模仿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的地方，只有前後不遵守當時通用格式的六個字而已。對文辭不明察它的義例，而只是以古雅為追求目標，那麼“臣打言”三字，哪里比得上“岳日贊”三字更為古老呢？“制日可”三字，又怎麼比得上“帝日俞”三字更為古老？舍棄唐堯、虞舜而效法秦、漢時代，沒看出他能崇尚古代。
汪鈍翁撰寫的《 雎州湯烈婦旌門頌序》 ，開頭載錄巡察御史的奏文，本屬常例，無可非議，也不足矜夸。但汪氏不知文辭采用古代的寫法，而固定的格式則必須遵照當時的制度，秦、漢時期的體式，不能用來修改今天的文章。篇首標明“監察御史臣粹然言”，這又是《 表忠觀碑》 “臣林言”三字讀得太熟的緣故，卻不 知甦氏已經不合法度了。近代的奏章，篇首敘述頭餃，沒有不稱姓的，這也是固定的格式。粹然姓什麼？汪氏怎麼可以因為模仿古人而刪削它呢？而且近代的奏章，頭餃姓名之下一定要寫“謹奏”二字，沒有稱“言”的。一句話僅有四個字，卻有兩處違背了通用的格式，不知道他是怎樣撰寫古文辭的。婦女有名字的便稱名字，沒有名字的便稱呼姓，叫張氏、李氏就行了。近代官府的文書，民間的訴訟的狀子，往往舍棄姓而空稱“氏”，甚至有稱作“該氏”的，誠然這是粗俗不雅、不能作為準則的；但是法令上沒有明文規定，衙門里的小官吏如果有些知識，仍然稱作張氏、李氏，官府並未禁止，那麼也還是文辭上一種通融的用法。汪氏對固定不變的通用格式，卻故意改為秦、漢時候的古代款式，已經是外表相同而內心有別了。至于正式與理俗都通行的稱呼，卻又偏偏舍棄正規的而曲從通俗的稱謂，為什麼竟這樣顛三倒四呢！結尾又說︰“臣下小心翼翼冒著死罪向皇上報告。”這也不是今天的體例。汪氏平日以古文辭自高自大夸耀吹噓，卻如此平庸淺陋，這是什麼緣故呢？汪氏的序文，在“臣粹然言”一句下，徑直接著說︰“雎州諸生湯某之妻趙氏，遇到明末李自成造反”等等，這也不好。應當說“前代明朝唯州諸生湯某之妻趙氏，遇到李自成造反”，在文辭上才比較順暢。因為突然冒出就像現在的人，下面補充一句“遭逢明末李自成”，文氣也有些滯澀。學習古文的人應當對這些留意辨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