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内篇五 古文十弊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后雕,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

    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

    是则某翁诡托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

    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末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

    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附纪二人,文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

    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于经术耳。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弃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借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于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列传》,而勋详于《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于《陈余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尔。如唐平淮西,《韩碑》归功裴室,可谓当矣。后中谗毁,改命于段文昌,千古为之叹惜。但文昌徇于李愬,愬功本不可没,其失犹未甚也。假令当日无名偏裨,不关得失之人,身后表阡,侈陈淮西功绩,则无是理矣。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中叙国家前后平定准回要略,则以蒋君总修方略,独立勤劳,书成身死,而不得叙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学者慕之。后见某中书舍人死,有为作家传者,全袭《蒋志》原文,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于例得列衔名者耳,其实于书未寓目也。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异?而文人喜于摭事,几等军吏攘功,何可训也?是之谓同里铭旌。昔有夸夫,终身未膺一命,好袭头衔,将死,遍召所知,筹计铭旌题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彼皆掉头不悦。最后有善谐者,取其乡之贵显,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传为笑。故凡无端而影附者,谓之同里铭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于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强寻猥琐,以求其似,则如见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饭,其中岂复有神妙哉?又近来学者,喜求征实,每见残碑断石,余文剩字,不关于正义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补史缺遗,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贪多务得,明知赘余非要,却为有益后世,推求不惮辞费。

    是不特文无体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后世考征,正如董泽矢材,可胜暨乎?

    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关考征,要必本质所具;即或闲情逸出,正为阿堵传神。不此之务,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谓画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斯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贞烈妇女,明诗习礼,固有之矣。其有未尝学问,或出乡曲委巷,甚至佣妪鬻婢,贞节孝义,皆出天性之优;是其质虽不愧古人,文则难期于儒雅也。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获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

    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由是推之,名将起于卒伍,义侠或奋闾阎;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肖。而世有作者,于斯多不致思,是之谓优伶演剧。盖优伶歌曲,虽耕氓役隶,矢口皆叶宫商,是以谓之戏也。而记传之笔,从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

    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抨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谓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前人业评选之,则亦就文论文可耳。但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谓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谓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涂,生荆棘矣。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盛,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文人好奇,易于受惑,是之谓误学邯郸,又文人之通弊也。

    【 译文】

    我论述古文的义例,自己写给各位知交好友的书信,总共有数十封;撰写成论文的,又有《 文德》 、《 文理》 、《 质性》 、《 黯陋》 、《 俗嫌》 、《 俗忌》 等篇,也己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但大多论述的是古人,很少涉及近代。今见近日的古文作者所散布的言论与撰写的文章,心中颇有不安,因此选取最浅近的弊端整理为十条,想与志趣相同的各位朋友互相讲论辩明。如果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就不再讲了,读者可以参阅。这些虽然还不足以把古文的隐微之处完全发掘出来,但举一反三,也差不多比较接近了。

    其一,凡是写古文的人,必须先懂得古人的重要义理,而文辞的工巧、拙笨,还在于其次。不知儒家的义理,那么胸中的是非观念就不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他所论定编次的东西未必都符合事理。而事理上本来没有毛病的,他反认为不对而加以补救,那么这是率领天下的人来危害仁义。有位名士送来他母亲的行状,请大兴朱先生为他撰写碑志。文中叙述他母亲的贞节孝敬,则说他祖父年老得病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家里没有别的男人,他母亲不避肮脏,亲自为公公熏香擦洗,其事迹已经很美了。又叙述他祖父当时局促不安,他母亲庄重地对公公说:“我年纪有五十了,现在侍候八十岁的老公公,有什么嫌疑!”唉1 母亲的行为可嘉,而儿子的文章太不像样了。本来没有芥蒂,哪有什么嫌疑?守节不嫁的母亲既然深明大义,可知她一定没说这个话。此人无缘无故地自生嫌疑,特地加注来解释这件事,正自以为得体,却不知这恰如把冰雪般洁白的肌肤刻割成了疮疤,不免越洗瘫痕越清楚。假如不懂写文章,如果遇到这类事情,只需根据事实直接写出来,不可无端地妄加修饰。妄加修饰,叫做“割肉成疮”,这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二,《 春秋》 记载本国的历史不避讳小的过错。天寒之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然而想表明松柏的坚贞,就必须说明霜雪的严厉,这是必然的道理。自从世间的嫌疑忌讳多起来以后,将要称扬松柏,又恐霜雪心有惭愧,那么一伸手到处都是荆棘了。但是大的罪恶要避讳,小的过失则不避讳,《 春秋》 记载本国的事情,自然有它的权衡标准。江南有一世家,编有宗谱,记载有堂兄弟的先人,为儿子与某家的女儿订了婚,后因路远家贫,没有能力为他们完婚,恐怕女方错过了当嫁的年龄,便假报儿子不幸夭折,让女方另外找婆家。那个女孩于是绝食而死,不知道那个男人自然还活着。这在守节与殉夫两方面都不合适,但这个女孩的事迹实在不比守节殉夫逊色,不忍让此事湮没无闻。依据事情如实记载,对那位老人家来说诚然不能没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 周礼• 媒氏》 中说禁止未成年而死亡的人进行嫁娶,这么看这个女孩本来没有死的必要与规定。《 曾子间》 载道:娶亲的日子很近了,男方的父母忽然死亡,便派人向女方转达不能成婚的话,郑注说是怕对方错过了嫁娶的好时机,这么说古代即有推辞婚姻的礼节。本朝制度:丈夫远游,三年没有消息,听凭女子上告官府后另行改嫁,这是法律上有远游隔绝便离婚的条文。这么说那位老人假托儿子夭折,按照这些法令来推求他的行为,尚算不上是大恶而必须为之避讳。但他本族的人脸色严厉地劝告作者,一定不许如实叙述,便隐瞒事实改写成:“来信报告幼子夭折,而女方误听为是那个女婿夭折。”千万里之外,无故地通报幼子夭折的消息,却又不涉及男女婚事的日期,明白人知道是没有这种道理的,那么是文章的毛病了。人非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古人叙述一个人的行为事迹,尚且不以优、缺点并见为嫌疑。今天叙述一个人的事迹,而想顾全他上下左右前后的人都没有小毛病,难呀!这叫做“八面玲珑”,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三,文章应当像它所叙述的事情一样,没听说事情应当随着文章而变化。曾见有位名人为别人撰写碑志,那人大概有点朋友的义气情谊,志文是模仿韩愈为柳宗元所作的墓志而写的,亦步亦趋,唯恐有一点走样。行文中间感叹世事人情的反复,己经觉得是在无病呻吟了。末尾叙述丧葬费用出于达官贵人,以及亲戚竭力操办此事口向他家里询问此事,原来那个贵人所送的财礼稍微厚重一些,并不能承担起丧葬的费用;而亲戚则仅仅到墓地看了一下而已,也并没有操办丧事。而且他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像柳宗元的幼子那样孤单无靠,必须依靠他人照料。责问他为什么失实到这种地步,却回答说:模仿韩愈为柳宗元作的墓志铭,篇末说:“运回故乡安葬的费用出自观察使裴行立,还有舅父的儿子卢遵,安葬好子厚以后,又将照料子厚的家小。”附载二人,文章感情深厚,今天我的碑志想模仿它。我曾把这事讲给别人听,大家多感到可笑。不知道写文章模仿古人,不论轻重大小而一律生搬硬套,又往往很相似。这叫做“削足适履”,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四,仁义、智慧即称为圣,孔夫子不敢自居;瑚琏是名贵的器皿,子贡怎么能够自己确定?称赞别人的优点,尚害怕不符合实情;自我品评,怎么能夸耀成风呢?曾见有位名士为他人作传,自称:“我们家乡的学者,很少人懂得为学的根本,只有我与某人,在经学上下了功夫。”所谓某人,固然颇有时名,也未必以经学见长。作者是想攀附名流提高名声,自我夸耀标榜,羞愧呀!又有个在江湖上漫游的人,以诗著名,名实也不很相符。但有名声与实际都远在他之下的人,为别人的诗集作序,叙述别人请他作序的话说:, “您与某人齐名,某人既然已经写了前言,您怎么能没有品评呢?”本来就没有齐名的说法,那么请他写序的人一定没说这个话,却自己吹嘘说与某人齐名,借他人来炫耀自己,脸面再也不知道有害羞了。况且经学援引服虔、郑玄,诗歌攀附李白、杜甫,还可说是仰慕崇高伟大的人物;如某人的经学、某人的诗歌,本来并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却仍然借此为名。这叫做“私署头衔”,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五,物以稀为贵,人也应该是这样。如果天下的人都成了圣贤,孔子、孟子也就不用尊崇了。清稚的言论自然可以避免庸俗,但在晋代,却触目皆是。前人讥讽《 晋书》 列传如同小说,正是因为它采录清谈的言论,太多而没有选择。在朝为官的风范节气,刚正不屈敢于直言,前代史书多作为美谈而大书特书。明代中期以后,门户党派,在言论意气上互相激发,谁不是敢于直言的人l 观察这种风气下的人物,君子一定会有所辨别,不能因为他们敢于直言展现威风,便称扬他们风操刚烈,这是自然的道理。我朝宪皇帝肃清政风,革除陋规,整顿官方,惩治贪污,实为千载难逢的时代。那时候做官,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差不多形成了风俗,贪污之徒,无不随着风气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这是时代的趋势所造成的。今天看看传记、碑志、行状这类文字,叙述雍正年间府、州、县的官员,极力称赞他们杜绝馈赠,清除积弊,以清廉贫苦为自己的操守,革除例外的供应,那些文辞的确不愧于《 循吏传》 。不知道那时迫于官员考核的法令,不得不如此,千万人都是相同的,不足以作为崇高的节操。难道可以看见宦官而称颂他不好色吗?居住山边的人而看重木柴,常在河边行走的人而把鱼虾当作宝贝,人们知道没有这种道理,但是称颂人的人却唯独不懂得这个道理。这叫做“不明时势”,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六,史书既然自为一家,文字上便采用互相参见的方法,比如《 史记》 有《 管晏列传》 ,而管仲、晏婴的功绩却详见于《 齐太公世家》 ;对张耳分传叙写,而事迹总述于《 陈徐传》 ,不只是文章立意不同,也是详略不同的体例要求所应该这样处理的。至于文集之中,传记是单独流传的,凡是遇到有关联的事物,完全没有互相参见的篇目,其叙述势必更加详细,这也是符合道理的。但一定要权度事理,足以与那人相称,才不会感到它的繁复是个缺点。如唐朝平定淮西之乱,韩愈的《 平淮西碑》 把功绩归为裴度,,可说是很适当的。后来被人谗言毁谤,皇帝下令改叫段文昌重撰,千古为之惋叹。但文昌曲从于李想,李想的功绩本来就不可抹杀,因此段氏此文的失误还不怎么严重。假使是当日无名军将,与胜败无关的人,死后立碑于墓道,大谈淮西的功绩,则没有这个道理。朱先生曾经为已故的编修蒋君撰写墓志,文中叙述朝廷前后平定准噶尔部落的大致情况,则是因为蒋君负责修撰《 平定准噶尔方略》 ,以个人的力量勤奋编撰,书成而人死,却没能为他论功行赏的缘故。但是志文典雅有力,学者们很称羡。后来见到某中书舍人死了,有人为他撰写家传,全部袭用了《 蒋志》 的原文,因为他曾担任了几个月的《 平定准噶尔方略》 分纂,依惯例可以写上他的官衔姓名,实际上对此书未曾过目。这与无名将佐以平定淮西之功自居,又有什么区别?文人喜欢采集事迹,几乎就像军官抢功,怎么能做为准则呢?这叫做“同乡的人铭族”。从前有个好夸耀的人,终身没有获得一官半职,而又喜欢袭用头衔,临死的时候,把所有的朋友都叫来,筹划铭族上的题字。有人顺从他的意思,借用例封、待赠及修职郎、登仕郎等官阶,他听了都掉过头去表示不高兴。最后有个善于说笑的人,选用他同乡一个达官贵人的头衔,大写勋号官阶,称师保、殿阁、部院、某国公某人的同乡某人之灵枢,人们传为笑谈。所以凡是无缘无故牵强附会的,叫做“同乡的铭族,, ,不料文人也仿效它,这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七,陈平辅佐汉王朝,其志向在社樱分肉中己表现出来了李斯西人秦国游说,发端于茅厕中的老鼠。根据微小的征兆而知道显著的结果,固然是看相人的神妙机宜;搜寻细微隐蔽之处以表现人物神态,也是文章家的妙用。但必须知道人物的精神志气在于何处,就像绘画名家,脸颊上妙在增添了三根毫毛。如果仅仅羡慕前人文辞的美妙,勉强寻找琐细的事情以追求相似,那就像看见桃花而有所感悟,于是便摘取桃花作饭,其中哪里还有神妙呢?还有,近来学者喜欢寻找实证,每次见到残碑断石,剩余的文字,与本来的意义并不相关,往往借此来考释古代的制度,弥补史书的缺漏,这固然好。但因此行文贪多务得,明知是些多余不重要的,却要为有益于后世推究考求,不怕言辞烦琐。这不仅是文章不切实简要,而且身在今天却想为后世考辨征引做准备,正如董泽的做箭材料,能用得完吗?写人的文章能文如其人,叙事的能文如其事,这就行了。或许有的关系到考证,关键在于文章内容上必须具备这个要求,即便是闲情旁出,也正是为了此物的传神。不致力于此,而只知道像上街买菜一样只求多添点分量,这叫做“画蛇添足”,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八,文人固然是能写文章的人,而文人所写的人,却不一定都是擅长文章的人。叙事的文辞,是作者的话,文辞是华丽还是质朴,随作者自便,只希望文如其事而已。记载说话的文辞,却不是作者的话,文辞是华丽还是质朴,只求恰如其人之言,不是作者所能自作主张的。守节殉夫的妇女,通晓诗文熟悉礼仪,固然是有的。有的从未读过书,有的出自乡里小巷,甚至是当佣人的老太、卖身的丫头,贞节孝义,都出于优良的天性。那么她们的品质虽然不愧于古人,而文辞却难做到典雅。常见此类传记,记述传主的话,原本于《 论语》 、《 孝经》 ,出人于《 毛诗》 、《 内则》 ," 刘向的《 列女传》 ,班昭的《 女诫》 ,如同从她们自己口中说出的,可说是很有文采了。但是善于辅助丈夫的妻子,何必都要知道共拉鹿车、举案齐眉的典故;善于教育子女的人,哪里都熟悉用芦荻画地、用熊胆和制药丸的事情。自从文人胸有成竹之后,便使得所记载的有德行的妇女都像用同一块雕板刻印的一样。与其讲究文采而失实,哪如保持质朴而表现真实的面貌呢?由此推论,著名的将领发迹于士卒,正义的侠客有的成长于里巷,他们的言语不必出自经书,记述贵在维妙维肖。但现在有的作者,对此却多不加思考,这叫做“戏子演戏”。因为戏子唱歌,即使是耕地的农民、服役的隶卒,出口都与宫商五音相合,因此把它称做“戏”。而记传的文笔,又从而仿效它,这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九,古人文章写成后规矩也就确立了,未曾有固定的格式。记载人物恰如其人,叙述事情恰如其事,没有固定的文法之中又有一定的规矩。知道这个道理的,朝夕之间便能把握它;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模仿前人的形貌,而神情却不像。过去我撰写和州已故给事成性的传记,成性以上书提出建议著称,故《 传》 中采录了他的奏议。但成性少时遭逢离乱,全家被害,追悼先人,常表现在文章中,而《 猛省》 一篇尤其沉痛,可以教人孝道,所以在篇末全部抄录下此文。他同乡中有位知名人士称赏我的文章说:“前面记载了这么多奏章,若没有《 猛省篇》 ,就好像行船,船头重而舵楼轻了。现在用此篇结尾,可谓善于谋篇布局。”我开玩笑地问道:“假如成君原本没有这篇文章,这条船就终究不能行走吗?”私塾先生讲授《 四书》 的文义,称之为时文,必有一定的作法以便符合科举规定的格式。但时文的作法难以凭空讲授,便往往采用譬喻的方法来对启蒙者说明。以房屋打比方,便有所谓的间架结构;以身体打比方,则有所谓的眉目筋骨;以绘画打比方,便有所谓的画龙点睛、脸上添毛;以风水先生看风水打比方,便有所谓的来龙结穴。随时采用比喻,沿用这种浅陋的做法已形成了风气,但为初学者演示文章的做法,也不得不这样,不用责难。只是时文已成顽疾,深人肺腑,进而看待一切古书古文,都是这种有关时文的见解,动不动就采用私塾先生这种启蒙的评论,这就像用象棋盘来摆围棋子,必定不会吻合。这叫做“井底天象”, 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其十,八股文可以评选,古文是治理国事的大业,不可以评选。前人已经有评选的,那也是就文论文,是可以的。但评选的人,大多不是深知古文的人。古人的典籍,今天没有完全流传下,他们的文章见于史书列传中。评选的人多从史书列传中采录。但史书列传的体例,往往删节原文,以便符合规范要求,因此从文章结构所具备的情况看,不是都很完整的。评选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缘故,误认为原文如此,接着又勉强为它进行解说。对没有开头而截取中间径直起笔的,夸耀说开头起笔离奇;对删削多余的文字而急忙转入正传叙述的,惊诧为篇终峭拔突兀。于是好奇而见识浅陋者,辗转互相叹赏,刻意追求模仿,差不多就像左氏所说的:“不去寻找儿子,反而爱惜蒲柳。”明代中期以来,有一种不合情理、自称为古文的文章,起笔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收笔不知道它往哪里去,专门把这类出人意料夸为奇特,于是平坦宽阔的大路上长满了荆棘。文章的变化,如同鬼神一般,陡然而来,突然而止,何尝没有这种景象?何尝不是奇特?但就像山的险峻,水的波澜,气势盈积旺盛,自然地表现出来;一定要人为地制作这种景观,没有这样的道理。文人好奇,容易受迷惑,这叫做“误学邯郸”,又是文人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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