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少長貧因，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于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為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為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
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
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嘗不至縴悉也。司會既于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眾，“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于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巨細無遺矣。至于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于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于下。郡縣異于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為。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為典要，勢使然也。
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于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間族黨，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于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泊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而州縣記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為筆削資也？
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志私而多諛，朝延修史，必將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于諸府，諸府取于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為譜牒傳志持平，上為部府征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征求。至于考獻征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志，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于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于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
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志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字，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搞辭，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
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志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核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為表里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于宗祝，考音節于工師，乃為文章不托于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巨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于史氏之業，不為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于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為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于統部大僚，司科亦于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于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于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于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為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于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于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于濕蠢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于政理者不鮮也。譜牒不掌于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核于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佔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偽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于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于政理者，又不鮮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于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
晚近文集傳志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于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于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于質實，時近而不能托于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于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譯文】
鄙人從年少到成年一直貧困，憑筆墨向別人請托，多次接受編修方志的聘請，經歷的方志事情多了。這當中評定古人是非，考慮以後修志的凡例，曾經詳細談論過了。總之都用文飾輔助實質內容，根據主體建立體制。至于設立法則開創先例，妥善制定規則防，IL 以後的弊病，既不是職務涉及的範圍，不願作超越本分的謀劃。有時清閑談天，總是歸于泥牛入海，美好的志願不能實現，心中感到失落。然而制定法則既不是為一時，那麼建立主張又何妨等待後人，所以終究願意說出，用來等待了解的人選擇。
考察《 周禮》 宗伯的屬官，“外史掌管四方諸侯國的志”，注說像晉國《 乘》 、楚國《 禱機》 之類。那麼這是諸侯完整的書。完整的書哪里沒有憑借，曾經考察周代制度，知道古人對于史事，未嘗不非常詳細完備。司會對郊野縣邑掌管書契、戶籍、地圖的副本；黨正“聚集民眾讀法令，記錄他們的德行、學問技能”；間青考校民眾，記錄他們的恭敬、通達、誠信、助人的德行”；誦訓“掌管述說方志，讓君主能博覽眾事，掌管述說四方厭惡避諱的語言，讓君主能避開忌諱，能知道各地風俗”；小史“掌管王朝和諸侯國的史書，確證王的世系，辨明昭穆輩分”；訓方“掌管述說四方諸侯的政事，和他們君臣上下的心意；誦說四方世代傳說的古事”；形方“掌管劃定王朝和諸侯國的地域，確定它們的邊界”；山師、川師各掌管山林、河流湖泊的名稱，“辨別出產物品和它們的利益和災害”；原師“掌管四方的地名，辨別丘陵、墳衍、原限的名稱”。這是對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際關系，也己經從大到小都沒有遺漏了。至于行人的獻進五種書，職方的聚集圖籍，大師的呈上民間詩歌，就是其中傳達到上面王朝的。大概制度是由上到下，采集是由下到上，只有采集完備，于是制度更加周密，是夏、商、周三代的好方法。後世史事，在上的比在下的詳細。郡縣制和封邦建國制度不同，方志不再比照古代諸侯國史，而列入地理家書籍，那麼方志的事已經片面而不全面。況且編修方志沒有專職官員制度，而听任人們自己進行，所以方志的體例也不一致，而不可當作準則，是事勢造成這樣。
文章比照政事就行了。三代以後的文章，可以沒有三代遺留的制度；三代以後的政事，不能不仿效三代遺留的意圖。假使在政事法令中也保存三代文章遺留的制度，又擔心什麼文章不能達到三代的完美齊備呢！天下政事，從州縣開始而達到朝廷，猶如三代地方的比間族黨，把政事上報朝廷的六卿；在諸侯國，就由長帥正伯把政事告知天子。朝廷六部尚書所治理的，就是匯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員的掌故來確立執行政務的原則。這里由下到上，也就像三代比間族黨、長帥正伯的遺留。六部必定匯合夭下掌故，政事才實行，史官必定匯合天下記載，文獻才完備。于是州縣掌故，依據事設立名目，承辦的主管官吏，大多在六科之外任命。而州縣記載，並沒有專人主管，喪失大道理。偶爾有喜歡多事的人編修方志，大多根據短時期的搜集尋訪，人員大多平庸淺陋，體例很少有完善的，甚至帶私念誣陷毀謗，接受賄賂寫作。所以說到方志，士大夫、老先生常常加以辯駁。史官從下面采集風俗，州縣方志像這樣，將根據什麼做著述的憑借呢？況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行狀、墓志、行述，是一人之史；家史、家譜，是一家之史；統理大區、府、縣志，是一國之史；綜合記載一個朝代，是天下之史。排列起人然後有家，排列起家然後有國，排列起國然後有天下。只有劃分時達到最詳細，然後匯合時能選擇好的而沒有遺憾。家譜分散而難考察，傳、墓志帶私念而多恭維話，朝廷修史，必定要在方志中選取材料。而方志當中，統理大區從諸府選取，諸府從州縣選取，也是從下到上的途徑。那麼州縣志書，下對家譜、傳、墓志保持公平，上被統理大區、府憑信，實際是朝廷修史撮要刪定的依據。限定時間的工程，賦稅，訴訟案件，州縣依靠有吏員的掌故，能供給六部的求取。至于考察、征集文獻，州縣只依靠雜亂繁多沒有準則的方志，怎麼能用來適合史官的選取呢？州縣提取要點的書，既然不值得觀看，怪不得朝廷修史寧願向下從家譜、傳、墓志求取，而不再從州縣方志探求了。限定時間的工程，賦稅，訴訟案件，六部不經過州縣，而直接從民間探求，難道會適合嗎？那麼三代以後的史事，不是困難嗎？文章比照政事就行了。沒有三代的官員職掌典籍，就沒有三代的文章；如果沒有三代的文章，即使有三代的功績，不能像日月那樣明顯。小吏的文書，有文才的儒者不屑談論，而國家治理、政治教化，沒有舍棄這些而另外產生的。後世專門把史事要求文人完成，而官府掌故不為史官建立完備制度。這是三代以後離開實質講究文辭，史事難談論的原因。現在天下的官員考核，既然從州縣開始，那麼史事要求完成，也應當從州縣方志開始。州縣有荒疏淺薄沒有根據的志，而沒有荒疏淺薄沒有根據的小吏文書。方志有由于人而好壞不同，由于人而精巧、拙劣不同的體例文辭；文書沒有由于人而好壞不同，由于人而精巧、拙劣不同的體例文辭。大概因為記載有確定的規則，主管有確定的人，是所說的效法三代遺留的意旨。因此州縣方志不可在短期內辦理，平日應當在諸吏員中，特別設立志科，指派吏員中略微懂得文章作法的人，來擔當這挑選，而又確立固定法規，讓他們依照法規來記載，大略像文書的有格式，就沒有胡亂妄作聰明的弊病了。長久積累幾十年，就尋求有文才而通曉史學裁斷的人，加以刪改來編成完整的書，是所說的等待那適合的人然後施行。這樣又積累而又編修，在事情上不費力，而功效己是從事文史的儒者不能達到的了，是所說的在政事法令中也保存三代文章遺留的制度。
那麼確立為固定法規要怎麼辦？六科文書，可以擇要取大略，而謄寫、收藏那副本。可以在長官、學官離任的時候，取他們平日行事善惡有確實證據的，記錄那始末。管轄範圍中，各家修家譜，各人撰寫傳、墓志、行狀，必須呈交那副本，可以使學校教官采取公眾評論，核實以後收藏在志科。管轄範圍內的人士，如．果有經史著述、詩歌辭賦文章，編排確定成書後，必須呈交那副本，可以收藏在志科，同時登記類別。官署城池，學廟祠堂，堤壩橋梁，有所修建，必須告知志科，可以呈報那始末。銘刻金石，記事鋪展文辭，必須拓印那原樣，可以收藏在志科。地方科舉考試設宴，鄉飲酒禮，宣讀法令，講書儀式，凡是有舉行的，必須記載當時的官職和各人姓名，記錄所听到的所見到的。設置收藏室，水火不能損害。設置上鎖的文件櫃，分科別類，按照年月，封緘標記而收藏，沒有緣故不能私自打開。可以仿照鄉塾義學的意思，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選擇紳士中公正有聲望的人擔任，讓他搜尋遺文逸事，按時交納。可以在學校教官中謹慎選擇年高有德的人，凡是交納了的，一同秉公核實。禮樂和政事是互相配合的。學士探討研究禮樂，必定向宗祝詢問有關禮器禮儀的規定，從樂工、樂師那里考察音樂節奏，才算是文章不依托空泛言論。小吏的文書，是大臣商討國家政事所憑借的，猶如禮有宗祝主管的有關禮器禮儀的規定，樂有樂工、樂師主管的音樂節奏，假使議論政事而輕視小吏文書，制定禮樂而小看宗祝主管的有關禮器禮儀的規定，和樂工、樂師主管的音樂節奏，就是沒有實質的文章，不可使用。偏偏對史家的事情，不設立法規避免弊病，難道說交付有文才的儒者己經足夠做好了嗎？
有人說︰州縣既然設立志科，不用擔憂文獻的散逸了。由州縣而到達史官，那地位相隔遙遠而那情勢也沒有統領關系，府和布政使司可以不過問嗎？回答是︰州縣奉行政令不確實，司、府必定會按條規考察。至于志科，已經采取六科文書的要點來保存書冊了，府的官吏必定采取州縣志科的要點，用來供府志選取；司的官吏必定采取府志科的要點，用來供通志選取；這樣，不僅司、府的志有選取材料的地方，而且兼收並蓄，相互參證，探索尋求，可以考察州縣志科記載是否確實。至于統理大區的大官，司的志科也在他們離任的時候，像州縣志科對州縣長官、學官那樣，記錄他們平日行事善惡有確實證據的，詳細敘述始末，保存在志科。諸府官員，府志科也可以在他們離任的時候，像州縣那樣記錄。那麼府志科官吏不僅匯合州縣志科書冊而保存那副本，司的志科官吏不僅匯合諸府志科而保存那副本，而且有自己對司和府事實的記載，不容忽略。
有人說︰這對于修史確實有益處了。不知道政事治理也依靠這嗎？回答是︰文章政事，沒有不互相配合的。小吏的文書，是政事的憑借。有出現意外事故，而在水火災害中失掉的情況；有收藏不仔細，而被潮氣、蛀蟲損傷的情況；有邪惡小吏舞文弄法，而竄改更動的情況。如果都摘取那要點，而把副本收藏在志科，就沒有這幾種情況的禍害了。這對政事治理補益不少。家譜不由官府掌管，也由于佔今情況不同，天下家族繁多，不能全部由朝廷官署查驗。但是宗族祠堂承襲的爭奪，就有訴訟；家產的繼承，就有訴訟；冒用他人姓氏人戶籍，己出繼者還歸本宗，就有訴訟；婚姻違反法令，就有訴訟；按戶分派的差役有隱瞞遺漏，就有訴訟。有時家譜遺失，有時邪惡的人偽造家譜，趁機迷亂眾人，種種弊病從這里產生。平時凡是有家譜，都把副本呈交給志科，就沒有這幾種情況的禍害了。這對政事治理的補益，又不少。古時沒有私家的著述，大概從戰國以來，沒有可以用古時方法限定的著述了。但是著述不歸屬宮員職守，人們自以為是的私心就不受限制。儒學衰落而任意的議論擾亂儒學教導，史官失去職責而野史放縱私心。近世文集、傳、墓志雜亂繁多，筆記雜著是非混淆，那攪亂記載，迷惑輿論，大概有不能盡數責問的了。假如對編排確定成書的文字，必須向志科呈送副本，而學校教官公平地探討研究，那麼地方臨近而容易對證事實，時間接近而不能依據傳聞，又不致有這幾種情況的禍害了。這對政事治理的補益，恐怕不可以盡數計算了。所以說，文章政事，沒有不互相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