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外篇二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近代志家,以人物为纲,而名宦、乡贤、流寓诸条,标分为目,其例盖创于元、明之一统志。而部、府、州、县之国别为书,亦用统志类纂之法,可谓失其体矣。夫人物之不当类纂,义例详于例传首篇;名宦之不当收于人物,则未达乎著述体裁,而因昧于权衡义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国自具春秋,羊舌肝《晋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则君临封内,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万里之外,亦如畿内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马、班《循吏》之传,所以与时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专书,古有作者,义例非无可绎。梁元帝有《丹阳尹传》。

    《隋志》凡十卷。贺氏有《会稽太守赞》,《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记》,《唐志》凡二卷,起贞元,讫咸通。皆取莅是邦者,著其名迹。

    其书别出,初不与《广陵烈士传》、华隔撰,见《隋志》。《会稽先贤传》、谢承撰,见《隋志》。《益部耆旧传》陈寿撰,见《隋志》。猥杂登书。是则棠阴长吏,与夫梓里名流,初非类附云龙,固亦事同风马者也。叙次名宦,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非第客主异形,抑亦详略殊体也。长吏官于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兴利除弊,遗德在民,即当尸而祝之。否则学类颜、曾,行同连、惠,于县无补,志笔不能越境而书,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乡评未允,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便纪一方善政。吴起杀妻,而效奏西河,于志不当追既往也;黄霸为相,而誉减颖川,于志不逆其将来也。以政为重,而他事皆在所轻,岂与斯土之人,原始要终,而编为列传者,可同其体制欤?

    旧志于职官条下,备书政迹,而名宦仅占虚篇,惟于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详前而已。是不但宾主倒置,抑亦未辨于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也。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例不相侔,而义实相资也。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面政略无志,观者依检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

    列传之体缛而文,政略之体直而简,非载笔有殊致,盖事理有宜然也。

    列传包罗巨细,品藻人物,有类从如族,有分部如井,变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陈谟,《书》之质也;抑扬咏叹,《诗》之旨也;繁曲委折,《礼》之伦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本义也。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于本纪、表、志,而尽于列传也。至于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于先后,纪述要于经纶。盖将峻洁其体,可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经纬错综,主在枢纽,是固难为文士言也。

    古人有经无纬之书,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约《宋书》,而编年称略,亦其例也。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达于古人之旨。《黄石》、《淮南》,《黄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诸子之篇也。张温、鱼豢,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谟略之意,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

    循吏之迹,难于志乡贤也。治有赏罚,赏罚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齐,其难一也。事有废兴,废兴异而难易殊,今昔之互视,其难二也。官有去留,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则迹远者易湮,其难三也。循吏悃愊无华,巧宦善于缘饰,去思之碑,半是愧辞,颂祝之言,难证实迹,其难四也。擢当要路,载笔不敢直道;移治邻封,瞻顾岂遂无情?其难五也。世法本多顾忌,人情成败论才,偶遭挂误弹章,便谓其人不善,其难六也。旧志纪载无法,风尘金石易湮,纵能粗举大凡,岁月首趾莫考,其难七也。知其难,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所以穷于无可如何,而益致其慎尔。

    列传首标姓名,次叙官阀,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标首,非惟宾主之理宜然,抑亦顾名思义之旨,不可忽尔。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分类编次,不以历官先后为序,非政略之意,故无足责也。

    【 译文】

    近代编方志的人,用人物作纲,而名宦、乡贤、流寓等条,标志区分作目,那体例大概从元、明的一统志开创,而统理大区、府、州、县的按地区划分作书,也采用一统志按类编纂的方法,可以说是不符合体制了。人物不应当按类编纂,体例在列传首篇详细说明;名宦不应当收在人物部分,那样就没有弄明白著述体裁,而由于在权衡事理上糊涂。古时候诸侯封国,世代统治,各国自己具有《 春秋》 ,羊舌群晋《 春秋》 ,《 墨子》 所引燕《 春秋》 。主宰国境之内,君主的元年只尊奉王的正月而已。到封侯建邦的制度废止而实行郡县制,太守、县令受命奉行诏令,万里之外,也好像京城一带管理地方的长官,《 甘棠》 的歌咏召公乡郑国人的歌颂子产,司马迁、班固的《 循吏传》 ,所以根据时势决定取舍。至于正史以外,州郡专书,古时有写作的,主旨和体例不是不能理出头绪。梁元帝有《 丹阳尹传》 ,《 隋书• 经籍志》 著录共十卷。贺氏有《 会稽太守赞》 ,《 新唐书• 艺文.态》 著录共二卷。唐人有《 成都幕府记》 ,《 新唐书• 艺文志》 著录共二卷,起贞元,到咸通。都取管理那地方的官员,注明他们的名声和功绩。这些书另外流行,本来不和《 广陵烈士传》 、华隔撰,见《 隋书• 经籍志》 。《 会稽先贤传》 、谢承撰,见《 隋书• 经籍志》 。《 益部者旧传》 陈寿撰,见《 隋书• 经籍志》 。混杂在一起记载。那么,有善政的长官,和乡里的名流,本来不归于云跟随龙一类,本来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按顺序排列名宦,不可以和乡贤一同作列传,不仅是客和主形势不同,也是详细和简略体制不同。长官管理这地区,采取他有办法使这一方土地兴盛,兴利除弊,遗留的恩德流布老百姓当中,就应当崇敬他而祝祷。否则学术类似颜回、曾参,行为如同鲁仲连、柳下惠,对本县没有益处,写志的人不能超越县境而记载,也是有道理的。假使那人没有做官以前,乡里的评论不赞许,离任以后,晚节不终,如果是一时的守法有治迹者,就记载他在这一方的善政。吴起杀妻,而在西河立功,在方志中不应当追究已经过去的事;黄霸作垂相,而名誉比在颖川时降低,在方志中不预先写他将来的事。把政事当作最重要的,而其它事都看轻,和探究始末而编为列传的当地人相比,难道能使用相同的体制吗?

    旧县志在职官部分完备地记载政迹,而名宦部分只是空占篇幅,只在姓名的下面,注释说“事已详前”而已。这不仅宾主倒置,而且也不能区别是赞扬还是贬斥,是舍弃还是采取,完全失去《 春秋》 根据事情如实记载的精神。选举是人物的纲目,如同职官是名宦的纲目。选举、职官的不计议善恶,如同名宦、人物的不计议地位高低,事类不相等,而道理实际上互相凭借。选举表上有名字而列传里没有名字,和职官表上有名字而政略里没有记载,看的人查看前后,依照名称而求实际,语气没有赞扬或贬斥,而意思具有贬低或颂扬,这难道不能勉励后来的人吗?

    列传的体裁繁多而有文采,政略的体裁直截而简要,不是挥笔有不同的情趣,大概事理有应当如此的地方吕列传包罗大小,评论人物,有分类归属如同家族的构成,有划分区域如同井田的制度。变化没有拘束,有《 易》 的形象;铺叙道理陈述谋划,有《 尚书》 的本质;情调起伏,长声吟咏,有《 诗经》 的含意;繁多周全,有《 礼》 的条理;排比事情,连结文辞,有《 春秋》 的本来意义。具有人际关系的借鉴,极尽事物的道理,怀抱千古的志向,摘取经传的丰富内容,表现出来成为文章,不可以想象。因此司马迁、班固的才能,不全部用在本纪、表、志里,而全部用在列传里。至于政略的体裁,主旨要求谨严,意思打算补救不足,时世有先后的限制,记述的关键有纲领。大概想要使体制简练,可以凭它治理地方的百姓,可以排在列传的前面。经线纬线纵横交叉,根本在于枢纽,这本来难对文人谈论。

    古人有经没有纬的书,大抵用“略”作名称。裴子野取沈约《 宋书》 ,而使用编年体称作略,也是这一类。而刘知浅指责裴氏的书称作略而文字不免繁多,这也没有通晓古人的意旨。《 黄石公》 、《 淮南子》 ,《 黄石公三略》 、《 淮南子• 要略》 。是诸子的篇章;张温、鱼豢的书,张温《 三史略》 、鱼豢《 典略》 。是史册的文字。其中也有谋略的意思,何尝完全采取减省文字的意思呢?

    记载循吏的事迹,比记载乡赞困难。治理有赏有罚,赏罚实行而恩和怨产生,人们言论的不一改,这是第一点难处。事情有衰败和兴盛,衰败兴盛不同而难易不同,现在和过去互相对照,这是第二点难处。官有离任的时候,不像当地人子孙都在,那么,事情隔得远的容易埋没,这是第三点难处。循吏诚恳不浮华,会钻营的官吏善于文饰过错,去思碑一半是不真实的言辞,歌颂祝福的话难以验证实事,这是第四点难处。提拔担任显要官职,挥笔不敢如实记载;移任治理相邻的地方,瞻前顾后地考虑,难道就没有私情?这是第五点难处。人际交往本来多顾忌,人情用成败论才干,偶然因过失受到弹幼,就说那人不好,这是第六点难处。泊县志记载没有方法,发生战乱金石文字容易埋没,即使能粗略地举出大概,时间和事情首尾考查不出,这是第七点难处。知道那困难,而不敢不就着所闻所见来保存那概要,因此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而更加求得慎重的态度。

    列传首先标明姓名,接着叙述官阶门第,是史书确定的体例-政略把官职记在最前面,不只宾主关系的道理应当这样,也是顾名思义的意旨不可以忽视。旧县志按知县、县承等分类编排,不按历任先后为次序,不是政略的含意,因此不值得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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