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外篇二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估,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于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于分不得撰传。

    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谷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于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处,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于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余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徒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于《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于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于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余传》中,并详张耳之迹,管晏政事,备于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于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于得已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于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来其长而讳其短,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于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比兴于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为列传面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 译文】

    传是相对于经的名称,是用来转授对经的解释,推演经的含意,不得已而写成书的。左丘明 J荟萃各国的史书,详细叙述《 春秋》 的始终,而司马迁把人区分开成篇,标明传称作“列”,从这里得名了。经的意旨简要严谨,而传的文辞华美,于是文人顺着水流忘了源头,互相跟随着撰写没有经的传,唐、宋文集里面,就因此纷纷多传的体裁二近人有人说文人不作史官,在名分上不可撰写传。用推演经义的题目,追求细枝末节,舍弃根本,如果用法度批驳,那些文气确实没有言辞回答;却提到史官,责备文人超越职责。假使文人反唇相讥,说公羊、毁梁不是鲁国史官,为什么也有传文?那么,那人会没有言辞来自我辩解。而且假如身为史官,没有本纪,难道就可以作列传吗?这是传的体例不可不弄明白的地方。

    没有经的传,在文人的文集里;没有传的经,是州郡的志。文集的过失是华丽而不真实,方志的过失是短浅而平庸。自从孔子因麒麟被猎获而中止《 春秋》 的修订以来,史官不知道各国史书的意义,州郡掌故的书,叫作图经;经历年代已经长久,图散失而经单独存在,传的体裁不清楚,那些书就变得空泛了。乐史的《 太平寰宇记》 沿袭《 元和郡县志》 的体例,而名胜、古迹,作为点缀大略收入。这以后元、明的《 一统志》 ,就把人物、列女、名宦、流寓等名目,和山川、祠墓在一起分类排列。这就是地理专门书,大致具有分类编纂的意思,用来供给诗文作家的随时取用罢了,本来不把这当作重要的东西。阎若球想要去掉一统志的人物门,这说法似乎正确。实际上有这些名目也本来没有损害,古人也不都度除它们,大概这些地方原来不涉及正史的体裁。州、县的志,本来具备一国史书的体裁,而撰述的人反转来用一统志分类编纂的标题,难道能说是广泛收罗用来预备国史摘取要领吗?

    列传的有题目,大概是事比人重要,例如《 儒林》 、《 循吏》 的篇章,本来不是为施摊、孟喜、梁邱贺、龚遂、黄霸、卓茂、鲁恭等人设立的。其余人类别的不同,何止一倍、五倍、十倍、百倍直到千倍、万倍,一定想要全部用两个字作标题,孔夫子也说过,讥评人,“我就没有闲工夫,,啊。欧阳修《 五代史》 一书,人人都题上名目,这难道能谈论《 春秋》 记载史事,圣人因此评议而不判断吗?州郡的志,节取人物生平事迹的大概,分类来编写,看的人毫无兴致,好像观看记死者姓名的点鬼簿。至于名贤、列女,另外有行状、墓志、传、铭,又对它们分裂篇章,另外记载在艺文部分。于是弄得无可奈何,只得增加小注,这里说详细见某卷,那里说已列人某条,重复出现,使人翻阅起来费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喜欢自己找麻烦。这又是方志列传的不可不深远思考的地方。

    近代的人,根据所见所闻,编排成列传,本来是适当的。古时候的人,已详细记载在以前的史书里,抄写那史书传记的正文,没有改动的地方,恐怕也是司马迁、班固交替传述旧文,而不肯自作聪明的意图。虽然这样,历代史书作传,一部书当中,互相作详细和简略的配合,看的人可以看遍全书而知道。所以《 陈徐传》 里,一同详细记载张耳的事迹,管仲、晏婴的政事,在《 齐太公世家》 里具备,是那明显的证据。现在已经裁剪史书来写人方志,仍然沿用列传原文,却不采用史书文字互见的方法,这和在船上刻出痕迹而寻找自己落水的原来的剑有什么区别呢。

    史书文字有讹误,而编方志的人订正它们,就必定证明那原因,来显出自己的改动本来是出于不得已。这也是时势造成这样。因此司马光的《 通鉴考异》 ,不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由我创始。至于史书文字有褒贬,《 春秋》 以来,没有改变的。而编方志的人往往采用史书的长处而避忌短处,那就不如不要用它的文字,还可以在不觉之中忘掉两者的关系。编方志的人选史书的传来收进艺文部分,题作某史某人列传。考察传文却不是那史书的意思,探究那对史书采用和省略的原因,而又不能证明,这就想要避忌短处,而不知道恰巧显露出短处了。

    史书传记的先后,大致按时代排列。否则像《 史记》 把屈原和贾谊合传、老子和庄子合传那样另外有含意。排比事情连成文辞,是《 春秋》 的教化,《 诗》 的比兴在这里同时存在。通达博古,是《 尚书》 的教化,《 易》 的形象变化也在这里会合。作列传而不知道表明神妙变化在于各人,这就像为别人作自述逐年经历的状文而已啊!


如果你对文史通义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 点击这里 发表。
重要声明:典籍《文史通义》所有的文章、图片、评论等,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