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于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于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于詩前；騷為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鑒》，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為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雲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于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于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為表里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巨，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于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余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征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
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于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雲爾。
【譯文】
奏議的文章，用來治理事務治理百姓，鋪陳治理國家的方針措施。文章的用途，沒有比這重要的。可是蕭統選文，、把賦排在最前面，後代編集文章諸家，把這尊奉作固定的規章，也喪失了用來評量權衡的意義了。如果說《 文選》 本來代表文學家的主張，本來不適合史書的體例，那麼，賦是《 詩》 “六義”之一的附庸，卻排列在詩的前面，騷是賦的始祖，卻另外放在詩的後面，那任憑心意顛倒次序，也又難以自我解釋。而《 文苑》 、《 文鑒》 跟隨著尊奉它，又有什麼說法呢？現在把奏議放在最前面，當作編集文章的通例，私下里和眾史書的前面排列本紀相比而己。
史學家的采用奏議，如同《 尚書》 的記載訓浩，那有關一個時代的制度的，安排進書志篇︰那關于一個人的業績的，編進列傳里面。但是紀傳篇幅各有限制，一個朝代的奏議文字繁多，廣泛收取就不像史書的體裁，割愛就文章有欠缺遺漏。查考班氏《 漢書》 ，書奏周備詳盡，然而檢查《 藝文志》 里，石渠閣奏議之類，《 高祖》 、《 孝文》 論述及詔策的傳，未嘗不在正史之外另有專書。那麼，奏議的書本來和實錄、起居注是互相補充的。前人編《 漢魏尚書》 ，近代編《 名臣章奏》 ，都體制嚴密用途巨大，不像文士選文的體例，而不知道的人往往忽視而不察覺，很可惜呀。
杜佑撰寫《 通典》 ，在歷朝制度之外，另外編進禮議二十余卷，不能肯定那言論是否被采用，而話語有切合事理的地方，保存那道理。這就是著書的獨特裁斷，編排的貫通安排，那意旨可以憑心意領會，而那說法不能佔有而拘泥。但是專門的書，獨自作規劃安排，或是改動或是省略，本來沒有什麼不行的。書志的體裁，各有適當處，征集文章來彌補書志的欠缺，于是抄錄而不敘述，遵循舊日的規章。現在收集到奏議四篇，咨、詳、察帖三篇，也附錄在里面，因為那官府文書接近奏議，所以歸類放入。它們的先後一概按照年月為順序，用來具備事情的本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