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于司樂，篇什敘于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
于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于詩賦，能不墜于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于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詩，于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于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于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象，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于古者某官雲雲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證，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 譯文】
詩賦，是六經的宣傳者，文章中的精神調協物。古時候用配樂詩進行教育，從司樂學習音樂的節奏，由太史敘說詩篇，學習的事務有專官掌管，學業傳授給學生。想要通曉音樂的道理，或者探求風化教育的施行，詢問掌管故實的官員，本末清清楚楚，大約都保存著。自從詩和音樂分離，平常樂工只熟悉樂譜，文士只在景物描摹上用心，于是配樂詩歌的道理，不再和政事相通；而由專官主管，由掌管故實的官員保存的學業，大概模糊不清而不能再追溯了。但是漢、魏以來，歌行、樂府說明事表達感情，就著那達到頂點的作品，也可以考察那文辭，證實那時事。唐、宋以後，雖然說詩賦是文人所從事的，而作者接連著出現，闡發精深隱秘的道理，鋪陳政治教化，采取那特別突出的，也可以無愧于古人。因此選文到了詩賦，能不陷沒在文人華麗語言的習氣里，這就差不多可以一了。
劉氏《 七略》 把封禪儀記放進《 禮經》 類，秦官員奏議、《 太史公書》 放進《 春秋》 類；而詩賦獨自為一略，不隸屬《 詩經》 ，就因為篇幅繁多，不能不另外作一類編排。可惜那敘例不能說明本末，以致開了後世詩賦、文集混合在一起而不能清晰劃分的頭。至于賦，是《 詩經》 六義之一，那體制是朗誦而不歌唱，而劉氏《 七略》 所收的賦，篇數是詩的幾倍，于是把賦排在前面，詩歌雜體反而附在後面，以致蕭統《 文選》 以下，尊奉作固定的章程，可以說是失去評判標準了。另外，《 七略》 詩賦分成五種，至于雜賦一門，都沒有作者的姓名，體制如同後世總集的和別集不同。詩歌一門，獨自作一類，雖然沒有敘例，看的人還可以依據意思分辨，知道分類的理由。到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然分成三個，當時必然有它的說法，而敘例空缺，例如諸子的目錄後面，說明某家者流，那根源出于古時某官雲雲就是。不和諸子的書同樣說明本末。這是對于詩賦一略，後人所做的想要探究遺文而不知道宗旨的原因。
州、縣的文征，選輯詩賦，是古時候《 國風》 的遺留意旨。舊縣志八景諸詩，頗沾染文士習氣，所以全部刪去，用來嚴肅史書體例。文垂相的詞，和《 祭漯河文》 ，不是詩賦而一起收錄，是因為有韻之文，如銘、篇、頌、諫，都是古詩的遺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