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于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于文理。則重陸之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人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後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于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雲︰“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竟。”尤為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為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陳請于上，有所興廢于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于後。
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于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于《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于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為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雲所重在人，不在于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于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
以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為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為邪而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于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多遴僧道以為典守，于事大有所賴，往往見于章奏文移，未嘗害干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為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
方志諸家，于前代帝王後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為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後妃，列于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本朝帝、後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後妃，殊為不謹嚴也。
至于篇末與傅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強辭不準于情理矣。其自雲︰“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于正史者，止存其略。”
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
其說是也。陸氏乃雲︰“春秋人物，莫大于孔子，文章亦莫過于孔子。《左傳》于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于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
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于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系辭》，昭昭于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于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于措辦，故為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為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為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享，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于時，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系辭》不入《左傳》，亦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為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為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雲︰“吾讀《管子》《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為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為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 譯文】
書有因為作者而受到重視的，重視那人而忽視那書就可以了；文章有內容好而文辭不及的，重視那內容而忽視那文辭就可以了。平湖陸氏隴其，是理學名儒，怎麼能輕易議論？但是他對史學不很深人。他編撰的《 靈壽縣志》 ，立意很好，但是在文理方面不太通曉。那麼重視陸的為人，而求得作者的本意就可以了。重視那人，于是重視他的書，認為是方志家所應當敬重和效法的，就輕信傳聞了。我考察陸氏《 靈壽縣志》 十卷，一叫作地理，紀事、方音附，二叫作建置，三叫作祀典，四叫作災祥，五叫作物產，六叫作田賦，七叫作官師，八叫作人物，《 人物》 中又分後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 田賦》 、《 藝文》 分上下卷，《 祀典》 、《 災祥》 、《 物產》 都合在一卷，那麼劃分卷數，也沒有什麼主旨和體例。這書大體都簡略，而只有《 田賦》 詳細，可以說知道所應當重視的了。序和凡例都說︰“土地瘩薄，百姓貧窮，在任的官不可變易法度搜刮，本地的人不可比著奢侈浪費。”這尤其是仁愛的人和樂的言論。全書大致把這當成作書的主旨，他的用意真不愧于古代守法有治績的官吏啊。
書的末尾用自己向朝廷陳請的有關本縣興復事業的措施，以及和本縣人傅維雲反復討論修志凡例的意見結束全書。那興復事業的奏議，自然是切實有用；那論修志凡列，就迂闊謬誤而不得當了。我恐怕世人追求名聲而忘記那實際，不得不在這後面辨祈。如書開端的《 地理》 ，把方音附在後面是可以的，把紀事附在後面就錯了。紀事，是前代大事關于靈壽的，編年記載下來，這是在一縣之中，像史書的有本紀一樣。紀事可以附在地理後面，那麼《 舜典》 可以附在《 禹貢》 後面，而歷代史書的本紀可以收人地理志了。記載事情貴在簡潔而有準則，像這樣歸屬，簡潔是簡潔了，怎麼能把這當作準則呢？《 建置》 這篇，刪去坊表，而說“所重視的在于人，不在于坊”，這說法就遷闊荒誕了。人沒有比孔子重要的，人不需憑借史書來了解的，也沒有像孔子的；認為所重視的在于其它方面，而志刪除這方面文字，那麼腳里的志可以燒掉了。坊表所重視的在于人，如同學校所重視的在于道，官署所重視的在于政，城池所重視的在于守；認為另外有所重視的而不記載，這樣學校、官舍、城池都可以刪掉，建置，一部志里簡直可以減省那名目了。寺觀刪除而不記載，認為是排斥邪道崇尚正道，也迂闊而不適當。《 春秋》 重視建造，凡是不應當建造而建造的，沒有不詳細記載的，用來顯示鑒戒。像陸氏的說法，就只需要刪掉那文字，當作是排斥邪道祟尚正道，千百年後，誰又知道那是邪道而排斥它呢？何況寺觀里面，有金石文字可以考察，有逸文流傳，可以尋求古事，不應當刪除，這是一。僧、道的官，在國家法令中確定，必定有地方居住，必定有教徒管領，不應當刪除，這是二。對水旱災害有祈禱，對災荒有販濟，對棄嬰有收養，對先賢祠墓有香火供奉，地方官吏大多選擇寺觀來當作處理公眾事務的場所，大多選任僧、道來作主管，對事情大有利益，這往往在章奏文書中見到，未嘗對治理法度有害。這樣，寺觀、僧道之類，昔人憑借來崇尚異端，近來憑借來輔助官府公事，即使周公、孔子再生，因勢利導，一定會有處理的辦法，未必都堅持讓僧、道還俗為平民而把寺觀改成民居。陸氏以刪除而不記載，顯示他衛道，為什麼見解這樣狹隘呢？《 官師》 、《 選舉》 ，只詳細記載本朝，說是仿效舊志斷限從明初開始的意思，就特別謬誤了。舊志不能廣泛考察前代，而以明初為斷限，己經是舊志的淺陋，但舊志本來未嘗取那已有的記載而丟棄它們。現在陸氏明明見到舊志，卻刪除人物姓名，這種作法的無理不需要辯解了。自古諸侯不祭祀天子，大夫不祭祀諸侯，情勢如此。編修方志諸家，對于前代帝王後妃，只應當記載他們的起源，不可列在人物中，這說法前人也常常討論，而這說法至今不能確定。實際上列在人物的作法是錯誤的。姑且不論情勢是否適當，試問人物的體例，總括記載古今，方志既然把前代帝王後妃列在人物，那麼編修京城志的，應當把本朝帝後列人人物了，這不用問就知道不行。那麼陸氏志《 人物》 把後妃列在前面，是很不謹嚴的。
至于書末，和傅維雲討論，開始的時候只是見解有片面處，等到反復辯論，就強詞不符合情理了。他自己說︰“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在正史中名聲顯著，只保留那概要。”維雲說︰“夏商周三代以上的聖賢，事跡已見經籍的，司馬遷仍然寫進《 史記》 ，司馬遷記敘的武帝前的事，班固仍然寫進《 漢書》 ，不因為在別的書里見到就省略。前人史傳、文集，在荒僻的小縣，人們很少能都見到，藝文中如樂毅《 報燕王書》 、韓維《 嘻祖廟議》 ，不應當刪除。”他的說法正確。陸氏卻說︰“春秋時人物，沒有比孔子偉大的，文章也沒有超過孔子的。《 左傳》 關于孔子的事，不如叔向、子產的詳細，關于孔子的文章，不如叔向、子產的多。在魯國作相，往楚國游歷，刪定經書，糾正音樂，顯著萬代的事，竟不能見到一處提及。《 孝經》 、《 論語》 ，《 易》 的《 文言》 、《 系辭》 ，光耀萬代，竟不能見到一處提及。以孔子是萬世聖人，不必在書里拘泥地稱贊，用來尊崇孔子。”這就不是陸氏的本意，因為理屈辭窮，故意說大話，用氣勢壓人，而不顧道理是否恰當，依然是低毀王陽明時的習氣。《 左傳》 是采取國史而作，記述的都是關系到國家的事，內容和《 春秋》 配合。子產、叔向，賢明而有文采，又管理國家最長久，所以晉國、鄭國的事情，大多涉及兩人言行，不是特地詳細，是關系到一國的政治。孔子在當代沒有踫到時機，只有輔佐定公參加鄭谷的盟會，使齊國人來退還墳陽的土地，這是和國事相關，何嘗不詳細記載呢？孔子奔走四方，和在侏、泅水濱實施教育，事情和國政無關，左氏編年依附《 春秋》 經，那體制直捷，不像後世的紀傳體史書，可以特地撰寫《 道學》 、《 儒林》 、《 文苑》 等傳，詳細地記載，根據人增加重要性。《 左傳》 即使想要單獨詳細記載孔子，沒有途徑，難道說用這種方式尊崇孔子嗎？至于說《 孝經》 、《 論語》 、《 文言》 、《 系辭》 不記載進《 左傳》 ，也是左氏的尊祟孔子，這違背道理和前一種說法大致相同，不用再分辯。但像陸氏所說，以不記載當作尊祟，那麼《 尚書》 中《 堯典》 、《 舜典》 的記載堯、舜，《 大禹漠》 、《 禹貢》 的記載大禹，是史官不尊崇堯、舜、禹了；《 詩經》 中二南、正雅的歌詠文王、武王，是詩人不尊崇周代先王了；孔子修訂《 詩經》 、《 尚書》 ，是孔子不尊崇堯、舜二帝，夏禹、商湯、周文三王了；這說法還能說通嗎？況且動不動用孔子作比擬，尤其是學究壓服人的老習慣。試問陸氏修志的本心，看待樂毅、曹彬、韓維等人，是不是認為足夠抵得上孔子呢？
又引司馬遷《 管晏傳贊》 的話︰“我讀管子的《 牧民》 、《 山高》 、《 乘馬》 、《 輕重》 、《 九府》 和《 晏子春秋》 ，他們的書，世上多流傳，所以不評論。”可見世上流傳的，不必詳細敘述。這說法稍微接近道理了，但是也不知道司馬氏的精微含意，大概重視的’是軼事，所以說這話。況且諸子著書，也不能全部安排人傳，《 韓非傳》 載人他的《 說難》 ，又難道因為他的著作世上流傳而不載人嗎？文章人史傳，和人方志的藝文部分，那事又不相同。史傳本來是記事的文字，因此采取必須嚴格；而方志的藝文部分，雖然被世俗的常例過度采人詩文，但是那準則既然寬松，自然可采取優秀的入選。一定想要顧全兩方面而沒有遺憾，我另外有主旨和體例，這里不再詳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