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 文志，儒林傳亦雲，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雲，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于偽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蓋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即偽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雲，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為傳聞之誤，則其言尚書篇數，亦不可信，而即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雲，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 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為伏生傳晁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蓋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葉夢得雲，伏生以大誥列金滕前。金 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 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答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數大誓書序為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于釋文，所雲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並二篇為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雲，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即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為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為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雲，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雲伏生傳晁錯， 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愛，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雲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雲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鳥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義，故董子但稱為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偽孔古文以此大誓為偽，遂致亡佚，近人以為不偽，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