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于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前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于世；有獨知之虞者，必見 于民。語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攻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和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于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于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 譯文】
秦孝公想采用衛鞅的意見，進一步制訂嚴刑峻法，改變夏商周三代自古傳下來的制度，他擔心大臣們不同意，就把衛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找來侍候他，一起考慮時勢的變化，討論政治、法度的根本，研究役使人民的方法。秦孝公說︰“繼承先人當君主，不忘國家，這是當國君的本分。建立法律，努力使它弘揚主上的英明，這是臣下的行為。我現在想改變法度禮制來教導百姓，我怕天下的人要議論我。”衛鞅說︰“我听說過，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名，做事猶豫不決就不能成功。主上趕快下變法的決心，果斷地干下去，應該不顧忌別人的看法。況且一個人有過人的行為，本來會受到世人的反對；有獨具遠見的謀略，必然會受人們的譏評。俗話說‘愚昧的人被已發生的事遮住眼楮，智慧的人在事情的苗頭尚未出現時就觀察到了。人民，我們不能跟他們謀劃事業如何開始，但可以和他們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論法的時候說︰‘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建立大功業的人不征詢眾人的意見。’法度是用來愛護人民的，禮制是為了便利辦事的。所以假如能夠把國家治理好，聖人就不沿用舊法度；假如對人民有利，聖人就不遵循舊禮制。”孝公說︰“好。”甘龍說︰“不是這樣。臣下听說聖人不改變人民的舊俗來施行教化，智者不改變原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因襲人民的歸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氣力就能成功；依據舊有的法度去治理國家，官吏熟悉，百姓也能相安。現在主上要變更法度，不遵循舊制，改變禮法來教育人民，臣下擔心天下的人都要批評主上，希望您仔細斟酌。”衛鞅說︰“您所說的，是一般俗人都了解的。芸芸眾生習慣于他所熟悉的東西，學士們跳不出他的見聞的限制。這兩者，可藉以擔任官職維護法律，而這兩類人都不是討論現有法典以外的事情的對象。夏商周三朝治國原則不同，但都成就了帝王的事業，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一樣，但都成為諸侯的盟主。智慧的人創造法度，愚昧的人就要牽制他；賢能的人改革禮制，庸陋的人就要妨礙他。受舊禮制約束的人，不配和我們商討大事；受舊法度約束的人，不配和我們討論治國之道。主上不必再猶豫了。”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變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改換器械。我听說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制就沒有奸邪。主上仔細考慮。”衛鞅說︰“往古厲代政教不同，我們取法哪一個？前代帝王並不互相因襲，我們遵循誰的禮制？伏羲、神農、教育人而不殺人；黃帝、堯、舜，殺人而不叫妻子連坐；至于周文王、周武王，各自針對時勢建立法度，根據現實情況規定禮制。禮制法度隨實情而定，制度法令符合實際需要，武器裝備都能便于應用。臣下本來就說，治理國家，並不只有一種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因此商湯王周武王不拘守古法而得到天下，殷紂、夏桀不改變禮制而遭到滅亡。那麼違反古制的人無可責備，遵循舊禮的人也不值得贊揚。主上別再游疑了。”孝公說︰“好。我听說，生于窮鄉僻壤的人，往往少見多怪，拘守一偏之見的人，往往愛辯論。愚人高興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狂妄的人稱快的事，正是賢達的人所擔憂的。拘于俗見的議論，人們已經看清楚了。”于是孝公違背了甘龍、杜摯的好主張，遵行衛鞅的錯誤議論，法令周密嚴酷，刑罰嚴厲而不留余地，執法者完全排除人情。這樣秦國很快強盛起來，于是封衛鞅為商君。到孝公死後，國都人士怨恨商君，至于把他肢解。商君的禍根逐步發展，到秦始皇時，路上走的滿是穿囚衣的罪人，漫山遍野都是盜寇，終于天下大亂，秦朝滅亡，這都是刻薄不寬仁導致的惡果啊！ 夏商周三代是積累仁德才得天下的，齊桓公是給滅絕宗祀的家族接續香火才稱霸諸侯的，秦朝和楚霸王是因為殘忍暴虐才滅亡的，漢高祖是因為廣施仁惠才得天下的。所以說仁德恩惠，是一切謀略的根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