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论著之属二 运命论 (李康)

类别:集部 作者:曾国藩 书名:经史百家杂钞

    【 原文】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

    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閴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 译文】

    治和乱都是运气;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时遇。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然产生圣明的君主。圣明的君主必然有忠贤的臣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地会合在一起。他们之所以互相亲热,是不用介绍而自然地亲热。唱导的事情必然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服从。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得失不能使他们的志向被猜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其所以能够如此,难道仅仅是人事吗?不,是天授与的,是神告知的,是命运成全的。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被任用。所以伊尹作为有萃氏的陪嫁奴隶而能任阿衡之职于商朝。姜太公乃渭河之滨的贱老,而能任尚父于周朝。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被灭亡,在秦国的时候.而能使秦国称霸,并不是他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在秦国就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授给的《 符》 书,诵读《 三略》 学说,用以游说于群雄之间,其言论如同把水投向石头,没有人接受它;及至他遇到了汉高祖,其言论如同以石投水,没有不顺从的。并非张良游说陈涉、项梁时拙笨而游说沛公时巧言善辩。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所以他们四位贤者,名字载于典籍。事情应乎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

    孔子说:“清明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所欲望的事将至,必然先有征兆。若天降时雨,山川必然先出现云。”诗经》 云:“惟有五岳降生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及申伯。惟有申伯和仲山甫,是周的重臣。’”这就叫做命运。这岂止仅限于兴国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如此:周幽王的迷惑于褒姐,兴妖作怪开始于夏朝的帝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征兆发生于社宫之梦;叔孙豹亲昵竖牛,祸患形成于庚宗地方。吉凶成败,各以历数而至,都不用寻求而自行会合,不用介绍而自行亲近。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 河图》 《 洛书》 说:以文德受天命者,七世九世而衰微;以武功兴起者,六世八世而谋虑患难。及至周成王定鼎于邦郧,占卜有天下的世数为三十,占卜周朝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天所命的。所以自幽王、厉王的时候,周朝的政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衰落。教化薄弱的弊病在周灵王和周景王时严重起来,狡辩诡诈的虚伪形成于七国。残酷剧烈之极,积累于己亡的秦朝;文章的可贵,被抛弃于汉高祖。虽然孔仲尼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在规矩之内,和颜悦色在珠水和洒水之上,而不能遏绝其端绪。孟柯、孙卿,体魄道德两方面都希望达到圣人境界,虽从容正道但不能维系其末世。天下终于淹没而不可救援。

    以仲尼的才能,而其才能不能在鲁国和卫国普及;以仲尼的雄辩,而其言论不能在定公和哀公时实行;以仲尼的谦让,而被子西忌妒;以仲尼的仁义,而在桓魅那里结下怨仇;以仲尼的智慧,而在陈国和蔡国受了委屈和贫困;以仲尼的品行,而在叔孙处招致诽谤。道足以周济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贵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容。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到了他和孙子子思,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已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是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退休在家养老,魏文侯请他当老师,河西的人都肃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问他的话。所以说:治与乱,是运气;贫穷和显达是命运;富贵和贫贱是时遇。而以后的君子,区区地侍奉于一个君主,在一个朝代内叹息,屈原因此而沉入湘水,贾谊因此而发出悲愤,不也是错误的吗?

    然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原因在于乐天知命。所以遇上它而不怨恨,处于那种状况而不犹豫。其身可以被抑制,而道不能委屈;其地位可以被排斥,而名分不可以丧失。譬如水,疏通它就成为江河,堵塞它就成为深渊,升华它为云则下雨,沉入地中则泥土湿润。质地清洁用来洗物,不混于浊中;接受浊以成就事物,无伤于本身的清洁,因此圣人处于贫穷或显达之中如同处于一种情况。

    忠厚直率的冒犯于君主,独立而违背于世俗,道理形势所必然。所以树木如果高出树林,风必然把它摧断;土堆如果高出河岸,河流必然把它冲垮;品行高于平常人,众人必然非难他。前车之鉴不远,翻车是因为继续按着旧的轨道走。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着它走而不后悔,执着它而不丢失,为什么呢?是将要以此遂志而成名。为了成就他的志向,而甘冒风波于艰险的路途;为了追求其功名,而历经谤议于当时。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置,是因为自有算计的。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天道将要实行,命运将要尊贵,则伊尹、吕尚就振兴在商、周,百里奚、张子房在秦、汉被重用,不须追求而自然得到,不待要求而自然遇到。天道将要废弛,命运将要穷贱,哪里只是君子觉得它可耻而不做呢?而是因为知道如此而不能勉强求得的了。

    凡是迎合世俗随便附合的士人,馅谈献媚的债人,按着尊贵人的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宛转。意见没有是非,赞美起来如同流水,言论没有可否,响应起来如同回音。以窥看形势为精神,以或向或背为变通。权势集中时候,跟从权势如同奔赴集市;权势失去时候,抛弃失权如同脱落遗失的东西。他们说:“名分与身体哪一个亲呢?得与失哪一个强呢?荣与辱哪一个珍贵呢?" 于是就弄干净其衣服,注重其车骑仆从,贪恋其财帛,过于贪恋音乐和女色,脉脉然显出自以为得计的样子。其原因是只看到龙逢、比干的身亡,而没有考虑飞廉、恶来的被灭族;只知道伍子青以属镂剑在吴国自勿d ,而不警戒费无极在楚国被诛杀灭族;只知道讥笑汲黯在主爵都尉的位子上白头到老,而不警戒张汤到头来死而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只知道讥笑萧望之跌倒在前,而不恐惧石显被绞溢于后。

    所以通达人的算计,也各有算计不到的时候。所以说:凡人之所以奔走竞争于富贵,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建立道德,必须贵吗?则幽王、厉王之为天子,还不如仲尼为陪臣。必须有势力吗?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还不如扬雄、董仲舒静养在家里。必须富吗?则齐景公的千辆套四匹马的车,这不如颜回、原宪约束其本身。那么为了实惠吗?则拿着勺子到河边饮水,也不过喝满肚子而已,离开房间而让雨往身上洒,也不过湿了身子而已,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能承受了。那么为了名吗?则善恶都写在史册上,低毁和赞誉流传于千载,赏罚悬挂在天道,吉凶显现于鬼神,固然是可怕呀。将要娱乐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令御者驾驶车马游历五都的集市,则天下的货物全部陈列在面前,提着衣裳而跋涉汉阳的山丘,则天下的庄稼如云那样多;梳着椎髻的士兵把守着敖庚、海陵的粮仓,则堆积如山的粮食出现在眼前了;插起衣襟而登在钟山和蓝田山的上面,则夜光珠、玲瑶之类的珍宝可以观看了。如果这样,为物付出的甚多,为己甚寡,不爱其身体而爱其精神,风震动而尘土飞起,尘土散落而不止,六种疾病在前边等待着,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着,利害在其左边产生,攻夺在其右边发出,这样还自以为看清了身与名的亲疏,分清了荣与辱的主客关系了吗?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怎么能守住爵位呢?那就是“仁”。怎么能纠正别人呢?那就是“义”。所以古代的做国王的人,都是以一人治天下,不是以天下侍奉一人。古代做官的人,都是以官职实行他的义,不是以贪利去作官。古代的君子,都是耻于得到官而不能治理,不耻于能治理而得不到官。推究天和人的本性根源,审核邪正的区分,权衡祸福的门径,穷尽荣辱的算计,那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君子舍弃那个而采取这个。如果出仕和家居都不违背时令,默默不语和说话都不失去其民心,天体运动、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处在它的地方,矶和轮在旋转,而玉衡和车轴仍然控制在中间。既明白又智慧,以保全自身,遗留下那种为孙子的谋划,以安顿敬事的儿子,我死去的朋友,曾经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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