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韩非子•难二第三十七

类别:子部 作者:韩非子 书名:韩非子

    【原文】景公过晏子,曰:“子宫1小,近市,请徙2子家豫章之圃3。”晏子再拜而辞曰:“且婴家贫,待市食,而朝暮趋之,不可以远。”景公笑曰:“子家习4市,识贵贱乎?”是时景公繁于刑。晏子对曰:“踊5贵而屦6贱。”景公曰:“何故?”对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损刑五。

    【注释】1.宫:甲骨文字形,象房屋形。在穴居野处时代也就是洞窟。外围象洞门,里面的小框框象彼此连通的小窟,即人们居住的地方。本义:古代对房屋、居室的通称(秦、汉以后才特指帝王之宫))。《诗•豳风•七月》:“上入执宫功。”《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墨子•号令》:“父母妻子,皆同其宫。”《礼记•内则》:“父子皆异宫。”《易•系辞下》:“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战国策•秦策一》:“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寡人甘肥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宫。”《说文》:“宫,室也。”《释文》:“古者贵贼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

    2.徒:《易•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诗•小雅•黍苗》:“我徒我御。”《左传•襄公元年》:“败其徒兵于洧上。”《老子•八十章》:“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论语•颜渊》:“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礼记•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国语•吴语》:“徒递来告。”《庄子•徐无鬼》:“无徒骥于锱坛之宫。”《说文》:“徒,步行也。”这里用为搬家、迁移之意。

    3.圃:《诗•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周礼•太宰》:“二曰园圃毓草木。”《周礼•职方》:“其泽薮曰圃田。”《论语•子路》:“吾不如老圃。”《国语•周语》:“薮有圃草。”《说文》:“圃,种菜曰圃。”这里用为种植菜园、花园之意。

    4.习:《战国策•秦策》:“不习于诵。”《战国策》:“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韩非子•解老》:“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即不成迷也。”这里用为通晓、熟悉之意。

    5.踊:(yǒng泳)春秋时期以前指受刖足刑者所用的一种特制鞋。《左传•昭公三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六》:“是时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而屦贱。’”《广韵•肿韵》:“踊,刖者以之接足。”

    6.屦:(ju巨)《诗•齐风•南山》:“葛屦五两,冠緌双止。”《诗•魏风•葛屦》:“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周礼•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左传•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孟子•滕文公上》:“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荀子•正论》:“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荀子•礼论》:“卑絻、黼黻、文织,资粗、衰绖、菲繐、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说文》:“屦,履也。”段玉裁注:“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这里用指为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之意。

    【译文】齐景公去探望晏子,说:“先生住房很小,又靠近市场,请先生搬家到豫章的园林中去吧。”晏子再次拜谢推辞说:“我晏婴家里比较贫穷,依靠购买食物过日子,而早晚都要到市场,不可以远离它呀。”齐景公笑着说:“先生家熟悉市场行情,知道物品的贵贱吗?”当时齐景公治政多使用刑法。晏婴回答说:“刖鞋贵而单底鞋很便宜。”齐景公说:“这是什么缘故?”晏婴回答说:“是刑法多了。”齐景公吃惊得变了脸色说:“我难道很残暴吗?”于是减去五种刑法。

    【说明】难,见《难一》。主要论述评议的还是法治问题。本节是晏婴旁敲侧击指出齐景公在治理中的刑法过多,晏婴的指责是对的吗?

    【原文】或曰:晏子之贵踊,非其诚也,欲便辞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无以不当闻,而以太多说,无术之患也。败军之诛以千百数,犹北1不止;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而奸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

    【注释】1.北:《战国策•燕策一》:“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史记•项羽本纪》:“连战皆北。”汉贾谊《过秦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这里用为败逃之意。

    【译文】有人说:“晏婴说的刖鞋昂贵,这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他是想用巧妙的话来制止过多的刑法。这是不懂得治理才造成的过错。用刑恰当就无所谓多,用刑不恰当就无所谓少。晏子不以用刑不当去说,而以用刑过多而说,这是没有办法的过错。打了败仗的军队被杀死的人数以千计,但还是败逃不止;可见治理混乱的刑法只怕用得不够,而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用刑是否得当,而以用刑过多进行劝说,这不是很荒唐吗?那爱惜茅草就会损害庄稼,慈爱盗贼就会伤害良民。如今要放松刑法,施行宽厚仁爱,这就是便利奸邪的人而伤害好人啊,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

    【说明】韩非的评议中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用刑不当”,商、周以来,都有砍掉脚、腿的刑法,刑法可要,但不可滥用,滥用就是用刑不当。就是延续至今的死刑、绞刑也是如此。那么晏婴不懂得这个道理吗?如果晏婴直接以“用刑不当”说齐景公,那么可能晏婴也要被处以刖刑了。所以晏婴巧妙地用“多”“少”来劝说齐景公,这就不会引起齐景公的恼怒。用刑过多,牵涉到的民众就多,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可以考虑的。如果用“用刑不当”来劝说,就是说明统治者犯了错误,这就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了。之所以使用刑法,其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之不违法乱纪,晏婴并没有劝说齐景公放松刑法,这“多”“少”就是两码事了。所以,韩非的评议也过了。

    【原文】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1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2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外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

    【注释】1.胡:《书•太甲下》:“弗虑胡获?弗为胡成?”《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诗•邶风•日月》:“胡能有定?”《诗•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胡得焉?”《诗•鄘风•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诗•小雅•出车》:“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诗•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瘉。”《诗•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诗•大雅•生民》:“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礼记•中庸》:“君子胡不慥慥尔。”《广雅•释诂三》:“胡,何也。”这里用为怎样、何之意。

    2.囷:(qun军)《诗•魏风•伐檀》:“胡取禾三百囷兮?”《国语•吴语》:“―而囷鹿空虚。”《礼记•月令》:“修囷仓。”《荀子•荣辱》:“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韩非子•初见秦第一》:“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考工记•匠人》:“囷窌仓城。”《说文》:“囷,禀之圆者。”这里用为圆形的谷仓之意。

    【译文】齐桓公喝酒喝醉了,丢失了自己的帽子,感到很羞耻,三天都没有上朝办事。管仲说:“这并不是拥有国家的耻辱,您为什么不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齐桓公说:“您为何说得这样好啊!”因而打开粮仓谷囤把粮食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监狱把犯轻罪的人释放了。过了三天民众便为此歌唱道:“桓公为何不再遗帽呀?”

    【说明】齐桓公遗失了帽子,管仲出主意让齐桓公施仁政,齐桓公照办了,这样对不对呢?

    【原文】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天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讼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译文】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齐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平添了齐桓公的耻辱。假如齐桓公打开粮仓谷囤把粮食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监狱把犯轻罪的人释放,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那就不能用来洗刷耻辱;假如这些事是正确的行为方式,那么桓公本身就有正确的行为方式,但要等到遗失帽子后再做,那么齐桓公行为于正确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遗失了帽子?因此虽然在小人中洗刷了耻辱,而在君子中却添上了丢失正确的行为方式的耻辱。况且打开粮仓谷囤把粮食赐给贫穷的人,是奖赏没有功劳的人;审查监狱把犯轻罪的人释放,是不惩罚有罪过的人。奖赏没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上级处得到意外的奖赏;不惩罚有罪过的人,那么民众就不会从惩罚中吸取教训而容易为非作歹。这就是混乱的根本,怎么可以洗刷耻辱呢?

    【说明】韩非的这段评议有些牵强了,齐桓公不是圣人,因而有可能犯错,就算是圣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都懂得。齐桓公为小事而烦恼,管仲劝谏他想一些大事,这有何不对呢?齐桓公不懂得正确的行为方式,经管仲劝谏后懂了,于是开粮仓审监狱施行仁政,这说明他改过了,有错则改,有什么不好呢?怕的是有错不过,一意孤行,顽固不化。再说了,为什么非要有功劳才奖赏呢?怜穷念孤,帮助困难民众怎么会造成混乱呢?比如现代的低保政策会引起混乱吗?犯轻罪而惩罚就说明刑法过重,纠正过重刑法而改过,民众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了呢?所以,韩非的这段评议的确是很牵强,对依法治国有些理想化了。

    【原文】昔者文王侵孟1、克莒2、举鄷3,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4。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注释】1.孟:当为“盂”,字之误。盂是邘的借字。邘(yu于):西周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书•大传》:“文王受命二年,伐邘。”《竹书纪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

    2.莒:(ju举)周代诸侯国名。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后为楚灭。

    3.鄷:(fēng丰)又作丰。周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户县东北。

    4.说:(yue悦)《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诗•召南•草虫》:“我心则说。”《诗•北风•静女》:“说怿女美。”《诗•陈风•株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诗•鄘风•定之方中》:“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诗•曹风•蜉蝣》:“心之忧矣,於我归说?”《诗•小雅•頍弁》:“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礼记•中庸》:“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孟子•梁惠王上》:“王说曰。”这里用为喜悦之意。

    【译文】从前周文王侵占了邗、攻克了莒、夺取了丰地,做了这三件事而商纣王就厌恶他了。周文王于是害怕了,便向商纣王请求献上洛水以西的土地、即有红色土壤的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于是天下的人都很喜悦。孔子听说后,说:“仁爱呀,周文王!轻视方圆千里的土地而用它来请求废除炮烙酷刑。有智慧呀,周文王!献出了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了天下民众的心。”

    【说明】如果不懂得周文王这段历史,也就不会认为周文王有智慧。因为周文王侵占别的诸侯邦国,肯定要召来商纣王的厌恶。被厌恶后又把侵占来的土地献给商纣王,请求废除炮烙酷刑,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民心,不也太愚蠢了吗?孔子怎么会称赞周文王有智慧呢?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周文王到底对不对?孔子的称赞对不对?

    【原文】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1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

    【注释】1.辟:通“避”。《左传•庄公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周礼•掌交》:“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季氏》:“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礼记•中庸》:“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攫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孟子•离娄上》:“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荀子•荣辱》:“不辟死伤。”《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辟亲贵,法行所爱。”这里用为回避、躲避之意。

    【译文】有人说:孔子认为周文王很有智慧,不也错了吗?所谓的智者,是知道祸害灾难所在的地方而能避开它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如周文王被商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民心吧,那么文王即使用求取民心的办法来解除商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商纣王因为周文王大得民心而憎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来收获民心,这是加重被怀疑的程度,这正是周文王被戴上刑具被囚禁在羑里的原因。郑长者有这样的话:“行道,就是无所作为无所暴露。”这句话最适用于文王了,因为可以不被人怀疑。孔子认为周文王有智慧,还不如郑长者的这种理论。

    【说明】商纣王之憎恨周文王,确实是周文王扩充土地,侵犯了商纣王的利益,而周文王并不是只想扩充土地,自己称王称霸。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轂,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亶父时,因受薰鬻、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亶父在那里兴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亶父后被周人追称太王。周文王是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传说古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姬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古公亶父死,季历继位,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北部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季历传位于昌。昌即位后,礼贤下士,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臣,周国势日强。昌和九侯、鄂侯一起,任商朝三公。商王纣杀九侯、鄂侯,姬昌不满,为崇侯虎所谗,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得释后,昌向商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酷刑,为纣所许,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诸侯多叛商归周。文王连续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最后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在其地沣水西岸兴造丰邑,迁都到那里。文王时期,周已相当强大,但在名义上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终身没有称王。其子武王伐商后,始追称他为文王。在周文王早年,其父季历被商王杀害,文王当时一门心思想报仇,并不是单纯地想获取民心,所以不断侵袭商朝土地。后来他认识到靠游击战式的方法并不能为父亲报仇,便改变了策略,在他当时的思想意识中,商王朝是不可以推翻的,他之报仇,也只是想杀死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所以,韩非的这段评议也较为牵强,郑长者的话对周文王更不适用。如果周文王身处太平盛世,当然可以无为无现,但周文王身处残暴统治之世,就不得不奋起反抗,他既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全体周国人民,为了天下民众。所以,孔子的赞誉才是正确的。

    【原文】晋平公问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宾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衣成,君举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师旷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师奚笑也?”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译文】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致,不知道是依靠了臣子的力量,还是依靠了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剪裁,宾胥无善于修削缝纫,隰朋善于镶饰衣边,衣裳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俯伏在琴上笑了。晋平公说:“太师为什么笑呢?”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凡是做臣子的,就象厨师调好五味食品进献给君主。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吃?请让我用一个比喻:君主,好比土壤;臣子,好比草木。必须土壤肥沃,然后草木才茁壮。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呢?”

    【说明】一件事的成功,很少有一个人的力量,大都是汇集了很多人的力量。那么叔向的说法对吗?都是下级的力量?师旷的说法对吗?主要是领导的力量?这个问题至今还有许多人在争论。

    【原文】或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与无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译文】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偏向一面的言论。使天下一致,九次会合诸侯,是丰功伟绩中的娇娇者,并不是单靠了君主的力量,也不是单靠了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个臣子的智慧,说话都能预料到事实真相,行动都能取得功效,但虞国、曹国都灭亡了,为什么呢?这是有臣子的力量而没有君主的力量啊。再说蹇叔住在虞国而虞国就灭亡了,住在秦国而秦国就称霸了,这并不是蹇叔住在虞国时愚蠢而住在秦国时就有智慧了,这其实是有君主没有臣子的情形。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就不对了。从前齐桓公在宫中有两处街坊,女子住的里巷之门就有二百个,齐桓公披头散发在此玩弄妇女。但得到管仲,就成了五霸中的第一个;失去管仲、得到竖刁便自身死亡,蛆虫爬出尸体还得不到埋葬。如果以为这不是臣子的力量,那么就不会因为管仲才称霸;如果认为这是君主的力量,那么就不会因为竖刁才造成混乱。从前晋文公爱恋齐国的女子而忘记回国,舅犯极力劝谏,所以才使他回到晋国。所以齐桓公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靠舅犯才能称霸,而师旷说“靠了君主的力量”,就又不对了。所有的五个霸主之所以能在天下立功成名,必定是君臣都为此出了力的。所以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偏向一面的说法。

    【说明】韩非的这个评议是对的,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有上下级共同努力的因素,也是上下级共同努力的结果。领导之所以称为领导,因为要引领和引导其他人,大家才能走到共同的道路上来,才能齐心协力干好一件事。失去了领导,每个人怀着每个人的思想、心思,就不能齐心协力,不能齐心协力就干不成事。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因。

    【原文】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从。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译文】齐桓公的时候,有晋国的客人来到,有关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齐桓公说了三遍:“去请示仲父”。因而身边的优伶笑着说:“做君主容易呀!一次两次告知仲父就行了。”齐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只在寻找人时费劲,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是很艰难的,得到仲父后,做起君主来有什么不容易呢?”

    【说明】齐桓公所说的对吗?是不是找到一个好臣子好部下,就可以安逸地容易地当君主了?领导的责任就是寻找到好下属吗?

    【原文】或曰:桓公之所应优,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何索人为劳哉?伊尹自以为宰干汤,百里奚自以为虏干穆公。虏,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贤者之忧世急也。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索贤不为人主难。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虽使人,必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劳,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难,明矣。已得管仲之后,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仇;背死君而事其仇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管仲,公子纠之臣也,谋杀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贤也,且为汤武。汤武,桀、纣之臣也;桀、纣作乱,汤、武夺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纣之行居汤、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为田常。田常,简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为汤、武与田常,未可知也。为汤、武,有桀、纣之危;为田常,有简公之乱也。已得仲父之后,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虽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借竖刁、易牙,虫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

    【译文】有人说:齐桓公回答优伶的,并不是做君主的人应该说的话。齐桓公认为领导人民的人要辛劳地去寻找人材,寻找人材为什么要操劳呢?伊尹让自己当了厨师去求取商汤的任用,百里奚让自己当了奴隶去求取秦穆公的任用。奴隶,是受人侮辱的;厨师,是被人耻笑的。蒙受耻笑和侮辱去接近君主上级,是因为贤能的人忧虑天下的心情很急迫啊。然而领导人民的人只要不拒绝贤能的人就行了,所以寻找人材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位俸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陈列爵位俸禄,那么读书人自己就会来到,领导人民的人怎么会劳累呢?而使用人也不是什么安逸的事。君主虽然使用人,必然要用法度来规范他们,用刑律来检验他们;使他们办事,符合法令的就让他们去做,不符合法令的就让他们停止;功劳符合他们的言论就加以奖赏,不符合的就加以惩处。用刑律来录用臣子,用法度来规范臣下,这是不可以放松的,领导人民的人哪里能得到安逸呢?寻找人材不辛劳,使用人材不安逸,而桓公却说:“辛劳于寻找人材,安逸于使用人材”的话,是不对的。而且齐桓公得到管仲又不艰难。管仲不为自己的主子公子纠殉身而归顺齐桓公,鲍叔轻视高官厚禄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国,说明齐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做君主怎么又容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非正式地做了七年天子,等到周成王长大成人,才把政权交给成王,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天下,而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职责。不篡夺幼主的君位来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不会背叛已死的先君来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已死去的先君而侍奉先君的仇敌,必然不会为难于篡夺幼主的君位而行为于天下;不为难于篡夺幼主的君位而行为于天下的人,必然不会为难于夺取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下,谋杀桓公未遂,他的主子死了就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品行举止不象周公旦,所以他是很难预料的。假如管仲很是贤能,那么他就会成为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人。商汤王周武王,是夏桀王、商纣王的臣下;夏桀王、商纣王搞乱了国家,商汤王、周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政权。现在齐桓公带着做君主容易的思想处在管仲之上,就好比是用夏桀王、商纣王的品行处在商汤王、周武王之上,桓公危险啊。假如管仲是个不肖之徒,那么就将成为田常那样的人。田常,是齐简公的臣下,而杀死了他的君主。现在齐桓公带着做君主容易的思想处在管仲之上,就象齐简公带着麻痹大意的思想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并不象周公旦那样已经很明显了,然而他将成为商汤王、周武王还是成为田常,还不能预料啊。如果他成为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人,桓公就有夏桀王、商纣王那样的危险;如果他成为田常那样的人,那么就有齐简公那样的祸乱。已经得到仲父之后,齐桓公做起君主来怎么就容易了呢?假如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时候,必然知道管仲不会欺骗自己,这就是能知道不会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虽然知道有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现在齐桓公把任用管仲时那种让他专权的办法转用到竖刁、易牙身上,结果死后尸体上的蛆虫爬出了门还得不到埋葬,那么桓公并不能识别臣子欺骗君主还是不欺骗君主已是很清楚的了,但他任用臣子时竟象那样的专一,所以说:桓公是个昏暗的君主。

    【说明】韩非的这段评议是矛盾的,按照韩非的说法,寻求人材并不难,因为人们——不论贤与不贤——都会自己来推荐自己的,而使用人材才是难事。但韩非在前面也说过,使用人材,用法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就行了,因此又可以说,使用人材也不难。其实寻求人材才是很难的,对于人材,有很多标准,而且有许多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全靠感觉。人们所学的东西不一样,从小培养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不一样,思想因此也就千变万化。因此,寻找一个知音,也就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人也就很难了。即使寻找到一个有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人,还要看其有没有才能,也就是工作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等等。当然,在寻找人材的过程中,有许多机缘巧合之事,有的人无意中就会找到,而有的人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再说齐桓公寻找管仲,如果齐桓公没有使用鲍叔,鲍叔会推荐管仲吗?如果齐桓公不信任鲍叔,又能信任管仲吗?齐桓公如果不与鲍叔长时期相处,能信任鲍叔吗?这个长时期相处,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管仲,原先曾跟随公子纠,他多次向公子纠进言献策,而公子纠不理睬他,最后让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夺得政权。公子纠死后,有许多部下跟着殉葬,而管仲认为公子纠是自取灭亡,自己学了许多本事,不愿意跟着殉葬,因此就没有自杀寻死。他被鲁国人捕获后,并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指望齐桓公使用他。鲁国君主知道管仲很有才能,千方百计想劝他投降鲁国,但管仲宁死不屈。齐桓公听鲍叔推荐后,就想致电鲁国君主放人,但被鲍叔劝阻,鲍叔认为,如果让鲁国人知道齐国想重用管仲,那么鲁国人一定会杀死管仲。因此齐桓公以引渡管仲到齐国为借口,——因为在战斗中管仲一箭射中齐桓公,使齐桓公受了重伤——向鲁国要人。鲁国人信以为真,将管仲装上死囚车送到齐国,齐桓公这才有机会拜管仲为“仲父”。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齐桓公并没有轻易地得到管仲,管仲也没有想到齐桓公会重用自己。齐桓公得到管仲这个助手后,确实轻松了不少,后来才逐渐将大权放到管仲身上。管仲知恩报德,于是才尽心尽力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管仲出身低微,知道人民的疾苦,于是在治理中才能尽量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正是管仲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才使齐国逐渐得以强大。管仲当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使齐国富强,所以齐国才得以富强。如果管仲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齐国也就不可能富强了。这是若干机缘的巧合,才让齐桓公寻求到管仲,而管仲也正是由于若干机缘的巧合,才得以为齐国服务,这能说是容易吗?再说,历史人物是不能相比的,夏桀王、商汤王、商纣王、周武王、田常等这些人,各有各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且历史背景不一样,周围人物也不一样,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怎么能相比呢?所以,不论寻求人材、使用人材,都是不易的,都要自己尽心尽力地努力。所以,韩非的评议是矛盾的,是很牵强的。

    【原文】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1,不度于义,谓之窕2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子姑免矣。”

    【注释】1.说:(yue悦)《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诗•召南•草虫》:“我心则说。”《诗•北风•静女》:“说怿女美。”《诗•陈风•株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诗•鄘风•定之方中》:“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诗•曹风•蜉蝣》:“心之忧矣,於我归说?”《诗•小雅•頍弁》:“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雍也》:“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礼记•中庸》:“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孟子•梁惠王上》:“王说曰。”这里用为喜悦之意。

    2.窕:(yao摇)《荀子•富国》:“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荀子•礼论》:“不至于窕冶。”《韩非子》:“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方言二》:“窕,美也。美状为窕。”这里用为妖艳之意。

    【译文】李兑治理中山,苦径县县令年终上报经济情况而收入多过支出。李兑说:“言语动听,听到就感到高兴,就不会用行为方式来衡量,就称之为妖艳的语言。没有山岭森林湖泊峡谷的富饶资源而收入多的,就称之为妖艳的财货。君子不听信妖艳的语言,不接受妖艳的财货。你暂且被罢免了。”

    【说明】苦径县县令年终汇报收入多了,结果就被罢免了,他的被罢免符合情理吗?李兑认为他花言巧语而捞取了不义之财,合情合理吗?

    【原文】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入多之为窕货也,未可远行也。李子之奸弗蚤禁,使至于计,则遂过也。无术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1也,虽倍入,将奈何?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紝,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夫无山林泽谷之利入多,因谓之窕货者,无术之害也。

    【注释】1.穰:(ráng瓤)《韩非子•五蠹》:“穰岁之秋。”汉贾谊《论积贮疏》:“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这里用为丰收之意。

    【译文】有人说:李兑立论说:“言语动听,听到就感到高兴,就不会用行为方式来衡量,就称之为妖艳的语言。”动听的语言在于说话的人;高兴不高兴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并不是听话的人。所谓不用行为方式来衡量,不是指听话的人,就是指所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那么就是君子。小人没有正确的行为方式,必然也就不能用行为方式来衡量;君子用行为方式来衡量,必然就会不高兴了。如果说:“言语动听,听到就感到高兴,就不会用行为方式来衡量”的,必然就是不诚信的语言。如果收入多就是妖艳的财货,那么就不可以长远地行为。李兑对这种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而让它一直拖到年终上报,这是在助长过错。没有办法知道情况而收入过多,收入过多,是因为庄稼丰收,虽然有加倍的收入,又能怎么样呢?做事顺应四季阴阳的结合,种树迎合四时的适应状况,没有种早种晚的失误、和过冷过热的灾难,那么收入就多。不因为眼前利益而妨碍大的事务,不因为个人的欲望而损害人们的劳动,成年男子尽力于农耕,妇女致力于纺织,那么收入就多。致力于畜牧养殖业的道理,明察土地的适宜用法,六畜兴旺,五谷丰登,那么收入就多。明瞭权衡计划,审查地形、舟车、机械的便利,用掉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那么收入就多。方便商场集市关卡桥梁的通行,能用自己富有的东西换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客商都归聚而来,外来的货物都能存留下来,在财物消费上注意节俭,在衣着食物上注意节约,房屋器具合于实用,不追求珍贵的玩物,那么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如果天时、风雨适时,冷热适宜,即使土地没有增加,而也有丰年的功效,那么收入就多了。人类的劳动、天气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只能靠山岭森林湖泊峡谷的富饶资源而使收入增多。如果没有山岭森林湖泊峡谷的资源而收入增多,就称之为妖艳的财货,这是没有办法的祸害呀。

    【说明】韩非这是在辩解收入增多的原因,而不是辩解苦径县县令没有说明收入增多的原因,也许苦径县县令说了,但没有被记载下来,因而李兑有可能认为其原因不能成其为原因,所以李兑才认为他的汇报是妖艳的语言,这就说明韩非的辩解弄错了方向。因为有可能苦径县县令对老百姓的搜刮太过,所以才使收入多过支出,因为李兑不可能一点不了解苦径县的情况。韩非应当评议的是苦径县县令花言巧语地辩解收入增多的原因,而不应该去探讨收入如何增多的原因,这是两回事。因此,对于苦径县县令的花言巧语进行辩解,李兑对苦径县令的罢免是正确的。如果苦径县县令的辩解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正确的辩解,那么李兑的做法才是错误的。

    【原文】赵简子围卫之郛1郭2,犀3盾、犀橹4,立于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曰:“乌乎!吾之士数弊5也。”行人6烛过免胄7而对曰:“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是民之用也。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围卫,取邺,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橹,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注释】1.郛:(fú扶)春秋战国时期指城圈外围的大城。《左传•僖公十二年》:“城卫楚丘之郛。”《左传•襄公十五年》:“城成郛。”《左传•隐公五年》:“伐宋,入其郛。”《说文》:“郛,郭也。字亦作垺。”

    2.郭: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管子•度地》:“城外为之郭。”《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门闭,因逾郭而入。”《说文》:“郭,外城也。”

    3.犀:《诗•卫风•硕人》:“领如蝤蛴,齿如瓠犀。”《韩非子•奸劫弑臣》:“托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汉书•冯奉世传》:“器不犀利。”《后汉书》:“虽有犀舟劲楫,…,有须者也。”这里用为坚固之意。

    4.橹:(lǔ虏)《左传•襄公十年》:“蒙之以甲以为橹。”《礼记•儒行》:“礼义以为干橹。”《说文》:“橹,大盾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泰山为橹。”汉贾谊《过秦论》:“流血漂橹。”这里用为大盾牌之意。

    5.弊:《韩非子•喻老》:“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汉贾谊《过秦论》:“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诸葛亮《出师表》:“今三分天下,益州疲弊。”这里用为衰落、疲惫之意。

    6.行人:《易•无妄•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左传•桓公九年》:“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论语•宪问》:“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尹知章注:“行人,使人也。”《韩非子•说林上》:“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这里用为外交官之意。

    7.胄:(zhòu宙)《书•伪说命》:“惟甲胄起戎。”《诗•鲁颂•閟宫》:“贝胄朱綅。”《易•说卦》:“离为甲胄。”《礼记•曲礼》:“献甲者执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左右免胄而下。”《荀子•议兵》:“冠軸(胄)带剑。”《说文》:“胄,兜鍪也。从月,由声。”这里用为头盔之意。

    【译文】赵简子围攻卫国国都的外城,使用了大大小小坚固的盾牌,站在箭和滚石打不到的地方,击鼓命令而将士们不冲上去。赵简子丢下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已经好几次疲乏了。”搞外交的烛过脱去头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也有君主所不能办到的,士兵是不会有疲乏的。从前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兼并国家有十七个,征服国家有三十八个,打了十二次胜仗,就是用的这些人民。晋献公死后,惠公登上君位,荒淫无度暴虐昏乱,只喜好未婚女子,于是秦国人肆意入侵,距离晋国都城绛只有十七里路,也是用的这些人民。晋惠公死后,晋文公接受政权,围攻卫国,夺取了邺城,在城濮战役中,五次打败楚军,取得了天下公认的尊贵之名,这也是用的这些人民。因此只有君子不能使用士兵罢了,士兵是不会有疲乏的。”赵简子于是丢掉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能打到的地方,击鼓命令而士兵们就登上了城墙,战斗取得了胜利。赵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兵车一千辆,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啊。”

    【说明】赵简子一开始躲在后面而想要士兵们冲锋陷阵,听了烛过的一番话后,就身先士卒,不避箭石,使得士兵们再也不害怕了,于是战斗取得胜利。赵简子这样做对吗?外交官烛过的话有道理吗?是不是君主都要冲锋在前,才能激励士兵们不顾危险?

    【原文】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人未知众之道也。

    【译文】有人说:外交官烛过并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他只说晋惠公用了这些人就失败了,晋文公用了这些人就称霸了,却没有指明用人的方法。赵简子不能因为这些话就马上丢掉大小盾牌。尊敬的父母亲在包围之中,儿子奋不顾身冒着箭和滚石去援救,是因为孝子爱父母的缘故。孝子敬爱父母,那是百里挑一。现在认为君主亲处危险之中才可以使士兵们为自己打仗,这是认为这成千上百的儿子对于君主都会像孝子爱父母一样,这是外交官烛过的胡说八道。喜好利益厌恶灾害,这是人们固有的本性。奖赏丰厚而诚信兑现,人们就会轻视敌人不怕死;刑罚严厉而且必然执行,人们就不会败逃了。凭着高尚的品行为君主殉身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喜好利益害怕受到惩处,人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们的人不采用使人不得不这样的手段,却依靠百人之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高尚品行,这是没有弄懂统率众人的道路。

    【说明】韩非的这段评议很对,仅靠身先士卒并不能激励人们奋不顾身,领导人身先士卒,下属们凭什么就非要奋不顾身呢?作为领导人,或是统治者,这个企业是你的,这个国家是你的,你可以奋不顾身来保护你的财产,其他人凭什么也要奋不顾身来保护你的财产呢?如果没有高官厚禄的奖赏,那么很少有人能奋不顾身。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那么很多人就会望而却步。所以,真正领导、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设立诚信的奖惩机制,促使人们为了奖赏而奋不顾身,警告人们害怕惩处而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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