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錢亦最糜。東南北三河歲用七八百萬，居度支十分之二。一由于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諸事皆由官給值，繼而嘉慶中戴可亭河督請加料價兩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萬，東河二百數十萬，北河數十萬。其中浮冒冗濫不可勝計，各河員起居服食與廣東之洋商、兩淮之鹽商等。凡春闈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罷官之游士，皆以河工為金穴，視其勢力顯晦為得贐之多寡，有只身南行，自東河至南河至揚州至粵東四處獲一二萬金者。至道光末年，國用大絀。湘陰李石梧尚書督兩江，詢余以節帑經久計，余對曰︰“積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亂耳。千金之堤，一蟻穴足潰之，未可以國事嘗也，必十年而後可。”公曰︰“次第行之誠善，亦有說乎？”余對曰︰“首三年當定年額三百萬。以一百萬支常年歲修，一百萬辦緊要工段，一百萬為各官公費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行之三年，凡緊要工程已具，減為二百萬；再三四年減為一百五十萬；再三年減為一百萬，則無可再減，而通工固若金湯，無懈可擊。而十年之中，崇實黜華，慎選人才，省官並職，風氣亦必大變。且樽節之實效遠著，朝廷知之，四方信之，雖有誅求責望，亦必日有所減。十年之後，歲需一百萬，仍可永慶安瀾，而官與民皆有高枕之樂。究其實，五十萬即足于公事，其五十萬仍以贍公中之私而已。”尚書深賞其言之深遠，未幾引疾去，此議遂無能行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