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士世衡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為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貼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牆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而以李所收為摹本。李乃嘆曰︰“彼眾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李世衡學士，喜歡收藏書。有一幅晉人的書法真跡，在他的兒子李緒那兒，長安石從事曾經從李君那里借去，私下臨摹了一本，獻與文彥博把它作為真跡。一天，文彥博會客，拿出字畫給客人看，而李緒也在座，一見這幅書法，驚訝地問︰“這一幅書法是我家的東西，怎麼忽然到了這里？”急忙令人回去取，驗對之後，才知道文彥博所收藏的是臨摹本。李緒才知是被石君傳出來的，便把詳細情況告訴文彥博。客人都勉強他說文彥博所收藏的是真跡，卻認為李緒所收藏的是臨摹本。李緒于是感嘆說︰“他人多勢眾，我孤身一人，哪里還有什麼道理可說，今天才體會到自己地位低微。”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曉吾意也。”嘗自謂“墨禪”。
章子厚樞密擅長書法，曾有話說︰“寫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都不能寫好。此有妙理，
不是得之于心的，不懂我的意思。”曾自稱“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賭，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氣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各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人︰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世上很多談論書法的人，大多說寫字不一定要有成法，各人可自成一家。這只說對了一半。比如西施、毛嬙，容貌雖然不一樣，但都是美人，但手必須是手，腳必須是腳，這是不能變更的。寫字也是這樣，雖然字的形體、氣韻不同，但撇須是撇，捺須是捺，盡管千變萬化，但這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撇不成撇，捺不成捺，縱使字的精神筋骨如同西施、毛嬙，但手腳不正常，終究不能算是完美的人。楊朱、墨翟辯論時才智過人，但終究不能達到聖人的境界。全得到了師法，規矩法度都具備，沒有變化，仍然是“奴書”，但又一定要從這里入門。經過了這一步，才能達到妙境，等到找不到師法的蹤跡了，然後進入神品之境。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為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以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余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昔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雲︰“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書。’”又《書評》雲︰“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今天世上稱為“隸書”的，就是古人的“八分書”，說它初從篆文變隸體，還有二分篆法，所以稱它為“八分書”。後來就全變為隸書，今天的“正書”、“章草”、“行書”、“草書”都是。後人錯把古“八分書”當作“隸書”，把現在的字說是“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是隸書之正書罷了，其余行書、草書，都是隸書。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說︰“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是指《老子朱龜碑》。《書評》說︰“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都是今天所謂隸書。杜甫詩也只稱它‘八分書’。”另外《書評》說︰“漢、魏牌榜碑文，不是篆書就是八分書，不曾用隸書。”可知漢、魏碑文都是八分書，不是隸書。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雲︰“凡言‘鐘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鐘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隱”，非姓鐘人也，今世傳鐘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特多，書畫上的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用墨印的，被稱為“金圖書”，說只有這些印是用黃金做的。在各種書畫中，經常有李後主的題跋，然未曾題書畫人姓名、只有鐘隱的畫都是後主親筆題“鐘隱筆”三個字，後主擅長繪畫，尤其工于翎毛。有人說︰“凡是說‘鐘隱筆’的，都是後主自己畫的。”後主曾自號鐘山隱士，所以隱瞞名字稱為“鐘隱”，並不是姓鐘的人，現在世上流行的鐘隱畫但沒有後主親筆題詞的都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