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關乎政禮。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文；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關，至于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敝，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敝，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守為腹笥金テ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當官奉職，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為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褻上體，亦淆下觀，此訓令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听，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跡，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平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致在必行，今者頒布下吏，或修チ 之詞，申請上官，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谷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讞訊鞫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于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于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夫文者，取裁于學，根極于理。不足于學，則務剽剝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以理，則以索隱為鉤深，淡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 支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于此矣。世方慕為環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畫入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敝亦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即不可用，勢必歸極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相效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夫狂瀾橫發，洶涌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縟彩，而洛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于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唱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于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至于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于技矣。
甦、李二詩，千古流傳，為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仿佛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甦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矣，至班民《漢書》，綢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于《甦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甦子卿》，則此書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于枚、鄒，在甦、李之前，而甦、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 ；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啟之也。韓之文大顯于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于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于韓而韓不為之損，未得其所文也；宋詩壞于杜而杜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可為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為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發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為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奧，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詞，剽竊一語， 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眾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眾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液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有十八，《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藥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詞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敘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其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仿，惟取其名義，而《藥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奧，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絕倒耳。
《漢鐃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坡、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辭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耳。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體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雲︰“微微小子，即 且陋。豈不率性，穢我王朝。”又雲︰“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陋”“舊”去聲，而以葉“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于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凶悍而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向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于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將軍裴 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于揮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而蟲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風鳴而制律，豈拘拘于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