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于租稅之類，皆以谷帛綢絹等物輸之于官，不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役，皆納銀錢于官，不準本色，民間以谷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余存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谷布等物隨有上納，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累，官方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淮也。惜其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楊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 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動蕃息之貨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什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 ，財用不得不缺。”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貲，故農困而商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榷之，斛是五斗，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值百五十錢，斗粟八十，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繒即今之繒也，以線結繒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元色，余則入染色，謂之彩纈。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不時騰涌，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萬以濟饑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于今日，未有之改也，以丁為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為然，而近日條鞭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為戶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疏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他無征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廝養不盈數人，產至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少，民惰差煩，致此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無益于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鹽法雲︰“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寧獨鹽法然，百事可推矣。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入百萬，至元和、長慶間，鑄才十余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睹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而雲南用海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錢不能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降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輸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余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文準銀一厘；曰至元大寶，一文準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于漢之皮幣而無所交質，成于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頒之四方，與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余兩，大同七十七萬余兩，遼東三十八萬余兩，延綏二十八萬余兩，寧夏二十二萬余兩，甘肅三十八萬余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並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余兩，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余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