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篤好儒學，嘗覽前代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失其倫次，乃詔翰林學士李 、扈蒙、知制誥李穆、右拾遺宋白等參詳類次，分定門目，編為《太平總類》一千卷。俄改為《太平御覽錄》。又謂稗官之說或有可采，令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編為五百卷，賜名《太平廣記》。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 刂裁，全倚于人，則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听。甦易簡曰︰“披覽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奸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政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內。至雲‘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上顧宋琪、李 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人之禱”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補萬一，咸再拜謝。”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晨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盡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便就枕，血脈凝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于攝養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尚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傳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以為常。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輪對儒術污隆、君臣難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意。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由乎听受，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于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治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論示之。
上謂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測簡編，素所耽玩。古聖賢奧旨有未曉處，不克廢忘。昨置侍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聞奏，朕欲召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鑒，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參古今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不可不盡心焉。”旦曰︰“孔子于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雲志在《春秋》者，誠欲以褒貶筆削為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為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得其意，但詞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舍。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其惟尊堯而宗舜。所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無異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雲︰‘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值成注此，頗不近理，安足為之鑒戒！朕嘗與邢 論之， 不能對。”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專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更改，自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幾張綱紀以絕分爭。”上顧宰臣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報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重臣，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為厘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當執守。《書》雲︰‘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上又曰︰“蒞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于煩擾。”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亟則民無所措手足，正為此焉。”上深然之。
治平元年，祖無擇知制誥，獻《皇極箴》。詔獎之。
治平三年二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跡。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煩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于帝王日有萬幾，必欲遍知前世得失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訖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興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王者所宜知。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听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成。 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一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余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為眾所推。欲望差此二人與臣同修，庶早成書。”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 代之。
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鑒•五代紀》三十卷。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畢，上之。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範祖禹曰︰“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政事于邇英，君臣傾盡無有所隱。而帝天資好學，自強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寧至元豐之末，間日御經筵，風雨不易。蓋一遵祖宗成憲，以為後世子孫法也，可不念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