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詞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為奏議二卷，征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來輯之故，為之敘錄。
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為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
至于史部所征，漢代猶為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為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征行跡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為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為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志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于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鑒》，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于史事，未甚親切也。至于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于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雲︰“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注例，稍為疏證。至于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面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為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余，證史不足，後來考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
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征獻之意，是亦可矣。
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仿選文之例，列于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余暇，采俯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為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雲爾。
【 譯文】
乾隆只十九年，撰寫《 和州志》 四十二篇。編集完畢後，接著采集州中對文獻有補益，和文辭典稚值得觀賞的著述，編輯成《 奏議》 二卷，《 征述》 三卷，《 論著》 一卷，《 詩賦》 二卷，合為《 文征》 八卷，共若干篇。劃分那類別後，一是陳述搜采編輯的緣故，為它們作敘錄。
敘稱︰古人著述，各自成一家，沒有搜采編輯各人，聚合成集的。自從自成一家的學術消亡，而別集的風氣越來越興盛，那文字既不一致，而那言論常常有長處，選擇編輯的事就產生了。至于史部所收集的，漢代還算接近古代，即使是司馬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也只取他們的辭賦華麗語言，編成列傳。推究史臣的意思，雖然憑這保存當時的文學作品，也因為人的品類不一致，文章的重要，未嘗不能和功業同在一傳，不完全像後世拘泥于行文意思，列傳只收集事跡。不過西漢風氣簡樸，而司馬遷、班固也自成一家之書，因此能使用這體例。後世文字，像源頭的細流擴展成江河，不對它們分部類另外收集，則史籍堆滿房屋，會不能窮盡了。唐劉知查曾經擔憂史書記載言淪繁多，想要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效表、志專一門類的例子，另外作一種體裁，分類編排在紀、傳之間，他的意思可以說是好的。但是紀、傳既不能完全削除文辭，而文辭單獨編集收人史書，也恐怕廣泛繁多難窮盡，這是後世保存他的說法而到底不能實行的原因。
史家的書，主旨和體例很廣泛，《 詩》 、《 書》 的體制，和《 春秋》 不同。像十二國《 國語》 ，十五國《 國風》 ，是所說的訓浩、歌謠，各有適當處。所以太師呈上詩歌，外史又掌管四方諸侯國的志，沒听說僅僅追求具備一個門類的書。自從孔逭《 文苑》 、蕭統《 文選》 以後，唐代有《 文粹》 ，宋代有《 文鑒》 ，都總括一個朝代選詩文，廣泛搜集各種體裁。但是這些書確立主旨，揭示體例，還沒有擺脫才子談論詩文的習慣，經生科舉應試文的風氣，它們對于史事，不太貼近。至于元人《 文類》 ，就習慣長久而逐漸覺察到不對，因此這書編集文辭，常常帶有史學見解，序例也已經明確談到了。但是細目沒有劃分，對于文學源流，很少論定。另外，古人說︰“誦讀那人的詩，讀那人的書，不了解他的為人行嗎？”作者生平的主要方面，和他撰寫的書名，似乎應當保存李善《 文選》 注體例，略微作解釋考證，至于有建議、發議論，往往有文采鮮明，讀者感奮，而讀完全篇扼腕惋惜，不知本事始末是怎樣的情況。這恐怕像夢見古人而突然驚醒，聆听美好的樂曲而沒有听完，不免使人難開心啊。凡是像這樣的，都是談論詩文有余，證明史實不足，以後的考察歷史的人們，不可不仔細商議。至于州郡選文，《 國語》 、《 國風》 的說法久遠了。像近代《 中州》 、《 河汾》 等集，《 梁園風雅》 、《 金陵風雅》 等編，都能劃分界限論詩文，大略寄托收集文獻的用意，這也可以啊。為什麼方志家編排藝文，不明了史書體裁，而把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完全仿照選文的體例，列在書志當中，可以說是不知道按條理分類。因此修志的剩余時間，采集各種體裁，創設規則，大致按類歸屬，作敘錄說明它們的流派，期望接續這事的人，能夠進一步發展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