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阙文之义，备于《春秋》。两汉以还，伏、郑传经，马、班著史，经守师说，而史取心裁。于是六艺有阙简之文，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公》、《谷》异闻，不著于《左氏》；《左氏》别见，不存于《公》、《谷》。夫经尊而传别其文，故入主出奴，体不妨于并载；史直而语统于一，则因削明笔，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势也。司马氏肇法《春秋》，创为纪传，其于传闻异辞，折衷去取，可谓慎矣。顾石室金匮，方策留遗，名山大川，见闻增益。
其叙例所谓疑者阙之，与夫古文乖异，以及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于他说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为阙，而不存阙之之说。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容足之外，皆弃物矣。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闻欲多而疑存其阙，慎之至也。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复何阙之有哉？
阙疑之例有三：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
韩非《储说》，比次春秋时事，凡有异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则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献子五友，而仅著二人，则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书马惊败绩，而不书马中流矢，是恒星不见之例也。马、班以还，书闻见面示意者，盖有之矣；一事两书，以及空存事目者，绝无闻焉。如谓经文得传而明，史笔不便于自若而自释，则别存篇目，而明著阙疑以俟访，未见体裁之有害也。
史无阙访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见，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义难割爱，猥杂登书，有妨史体，削而不录，又阙情文，其弊二也。传闻必有异同，势难尽灭其迹，不为叙列大凡，则稗说丛言，起而淆乱，其弊三也。初因事实未详，暂置不录，后遂阙其事目，等于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载籍易散难聚，不为存证崖略，则一时之书，遂与篇目俱亡，后人虽欲考求，渊源无自，其弊五也。一时就所见闻，易为存录，后代蠊蜷补缀，辞费心劳，且又难以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著于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无征，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偏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于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刨之，大率近于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矣。陈寿《蜀志》。
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于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于多闻阙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类之书，接跋于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于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于盈寸之节略，排纂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间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托滥收；或是当日名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于近代之人，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为别裁闭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 译文】
史学家空缺文字的意义，在《 春秋》 里具备。两汉以来，伏生、郑玄传授经，司马迁、班固写史书；传授经遵守老师的学说，而写史书要求内心的裁断，于是六经有空缺竹简的文字，而《 春秋》 三传没有互相保存的例子了。《 公羊》 、《 榖梁》 别有所闻，没有写在《 左氏》 书里；《 左氏》 加有所见，不收在《 公羊》 、《 榖梁》 里。经尊贵而传各有它们的文字，因此有门派之见，根据体例不妨一同记录；史书如实记载而言辞归于一致，于是沿袭以前的记载和说明所删除的，根据体例不能同时存在，本是那事势。司马迁开始效法《 春秋》 ，创立纪传体，他对于传闻的不同说法，加以调和决定取舍，可以说慎重了。不过，在国家藏书处，观看保存的典籍，游览名山大川，增加见闻，《 史记》 叙例所说的“有怀疑的地方空缺”，和“古书内容互相背离”，以及“古书残缺有间断，那散佚的常常在其它书里见到”等等，仅仅记载所采取的，而不说明采取它们的原因，自己认为是空缺，而不留下空缺它们的说法；这就成了立脚到深渊边，除了站脚的地方，其它地方都是没用的东西了。孔夫子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空缺不论，谨慎地谈论其余的部分。”听得要多而有怀疑要保留那空缺，这是非常谨慎了。司马迁、班固以下，保存那可信的而不记录所怀疑的来等待寻访，这不过是人们所说的有怀疑处删掉而已呀，又有什么空缺呢？
有怀疑处空缺不论的凡例有三条：有一件事两种传说而难以使得适中的，《 春秋》 记载陈侯鲍死亡的日期，同时保存“甲戌”、“己丑”的文字就是。有以前记载那内容而现在那说法失传的，《 春秋》 记载“夏五”、“郭公”，的方法就是。有慎重记载所闻所见而自己不作解释的，《 春秋》 记载恒星不出现，而不说恒星陨落就是。韩非的《 储说》 编排春秋时期的事，凡是有不同的地方，必定加上“某人说如此这般”，写在本文的下面，就是“甲戌”、“己丑”之类。孟子说孟献子有五位友人，而只记下两人的姓名，就是“郭公”、“夏五”之类。《 檀弓》 记载马受惊败退，而不记载马中流矢，是“恒星不出现”之类。司马迁、班固以来，记载所闻所见而表示含意的，大概是有的，一件事两种记载，以及空留下名目的，绝对没有听说过。如果认为经文有了传而意思明显，作史的笔法不便于自己写作而自己解释，那就另外留下篇目，而明白写出有怀疑处空缺不论来等待寻访，看不出这种结构有什么害处。
史书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那弊病有r 一t 一点：用个人的意见，调和各种说法，略微有不适当的地方，后人没有途径辨正，这是第一点弊病。才士心意在好奇，文人道理上难割爱，把他们的作品杂乱记载，对史书体裁有妨碍，删掉而不记载，又缺少情思和文才，这是第二点弊病。传闻必然有不同的地方，势难完全消除那痕迹，不为那叙述大要，传说和各种言论，就兴起而造成混乱，这是第三点弊病。起先因为事实不清楚，暂时放置不记录，以后就缺少了那名目，同人海的泥牛一样，永无音讯，这是第四点弊病。书籍容易散失难聚集，不为书籍存留概要，一个时期的书，就和篇目一同亡铁，后人即使想要探索研求，也没有途径找到渊源，这是第五点弊病。一时就着所见所闻，容易记录，后代曲折地补充编辑，言辞烦琐，精神疲惫，而且又难以得到真实情况，这是第六点弊病。《 春秋》 有口耳相传的学问，司马迁、班固有一家的学术，史学的根本久已丧失，难以期望有司马氏的外孙、班家的妹妹那样的人出现，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就招致心事难说明，这是第七点弊病。史书列传有根据意思起篇名的，例如《 老庄》 、《 屈贾》 就是；有标明类传题目的，例如《 循吏》 、《 儒林》 就是。这些在修史法则中，都有固定的安置，绝对没有可以连缀七的次要文字，凡是有简略而不详细，有疑间而难决定的事，没有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就不得不附写在正文里面，体例不清楚，文辞难说得上纯粹简洁，这是第八点弊病。设立史馆修书，是与非的议论喧闹着发生，子孙想要表彰他们的祖辈父辈，朋党各自满足他们的私利；假如金石文字没有验证，传闻难以相信，不设立空缺待寻访的篇章来堵塞请托，例如说事实还空缺，而所说的既然有这样的事，谨存那大要，而允许以后的访查，那么，即使有心地狭隧的人，也没有理由挑起争端。就没有办法谢绝片面的言辞，这是第九点弊病。史书没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就像掌管公文案卷的官吏；如果具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不用空缺待寻访的篇章存留补救的地步，而才能不及孔夫子，作史书必然多不适当的地方，这是第十点弊病。
有人说史书到司马迁、班固达到顶点了，没听过有像这样喋喋不休的。现在一定要仿效遥远的《 春秋》 而不尊奉年代近的《 史记》 、《 汉书》 ，后世的史学家也有理解到这方面的人吗？回答是：后世的史学家都尊奉《 史记》 、《 汉书》 ，《 史记》 、《 汉书》 没有具备的方法，后人凭心意创造，大抵接近按类聚集的书，都是司马迁、班固唾弃而不采用的。让他们跟在司马迁、班固后面或走或跑，还恐怕赶不上，何况能创立新意来补救司马迁、班固的差错呢？然而有了解少许而略微存有新意的，功绩也不可以完全抹杀。陈寿《 蜀志》 认为诸葛亮不设立史官，使蜀国的事情没有办法寻访，于是在十五篇列传的后面，单单采用杨戏《 季汉辅臣赞》 和《 益部青旧杂记》 来补充。常壕《 华阳国志》 认为汉中士女有名贤有贞节，经历长时间相传，而遗言逸事没有地方能查考到，《 序志》 一篇，都列出他们的姓名，而不作删改。这就好像有领会到多听而有怀疑处空缺不论的意旨之处。可惜他们没能揭示要旨和体例，特地写作专篇，后人没有时间来寻求他们的深刻含意．干是使显示独自决断的学问的史书和排列材料的史书，在世Jt －接连不断地出现，而《 春秋》 的意旨衰落了。
近代府、县的志书，照例编人物一门，安置在山川、祠墓、方物、上产之间，而对前代史书列传的体裁，不再想到了。那有丰功伟绩的，和美德不为人知、光辉隐蔽的，都限制在满一寸篇幅的概要里，编集排列，大致像类书；那体制既不庄重，所收录的也杂乱过多而没有节制。旧县志记载的人物寥寥无几，而称赞当中，完全没有区别，说到学问都像伏生、郑玄，说到才华都像班固、扬雄，官吏必定像龚遂、黄霸，品行就是曾参、史鲜。而且那文字的风格，特别不可通晓，有的像应酬用的肤泛言语，有的像官府文书，空泛地填上排偶的辞语，夹杂帖括的句子，依照名称探求实际，打开书来模糊不清。凡是像这样的，有的是乡人行为平常，受请托而无限制地收人，有的是当时名流，事迹没有流传下来。除掉名字地下死者就受到委屈，编进列传就体例难归属。又比如一件事两种说法，参差不一致，偏向主张一种就褒贬悬殊，同时记载就评价高低没有主张，想要求得名称和实际相符而没有遗憾，安排很困难口至于近代的人，开列事迹，都对他们详细询问始末，细微详尽没有遗漏，全部编在列传里面，竟没有时代的限制。那里面也有姓名可以知道，事迹不明显的人，无限制地收进按类编排的书，也许可以包藏，放进史书的结构里，难宽容这一类。现在另外分出空缺待寻访的部分，一同占有列传的篇章，各自对它们标明题目，可以和正编的各传互相说明。因此叙述这篇列传的义旨和体例，用来等待后来者知道所详察决定的地方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