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闕文之義，備于《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于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谷》異聞，不著于《左氏》；《左氏》別見，不存于《公》、《谷》。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于並載；史直而語統于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為紀傳，其于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
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于他說雲雲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為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
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雲雲，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面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于自若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群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跡，不為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于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為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為存錄，後代蠊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于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哄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征，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雲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于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刨之，大率近于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矣。陳壽《蜀志》。
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于搜訪，因于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于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跋于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于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于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間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托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于近代之人，開送事跡，俱為詳詢端末，縴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為別裁閉訪，同佔列傳之篇，各為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雲爾。
【 譯文】
史學家空缺文字的意義，在《 春秋》 里具備。兩漢以來，伏生、鄭玄傳授經，司馬遷、班固寫史書；傳授經遵守老師的學說，而寫史書要求內心的裁斷，于是六經有空缺竹簡的文字，而《 春秋》 三傳沒有互相保存的例子了。《 公羊》 、《 𤋊梁》 別有所聞，沒有寫在《 左氏》 書里；《 左氏》 加有所見，不收在《 公羊》 、《 𤋊梁》 里。經尊貴而傳各有它們的文字，因此有門派之見，根據體例不妨一同記錄；史書如實記載而言辭歸于一致，于是沿襲以前的記載和說明所刪除的，根據體例不能同時存在，本是那事勢。司馬遷開始效法《 春秋》 ，創立紀傳體，他對于傳聞的不同說法，加以調和決定取舍，可以說慎重了。不過，在國家藏書處，觀看保存的典籍，游覽名山大川，增加見聞，《 史記》 敘例所說的“有懷疑的地方空缺”，和“古書內容互相背離”，以及“古書殘缺有間斷，那散佚的常常在其它書里見到”等等，僅僅記載所采取的，而不說明采取它們的原因，自己認為是空缺，而不留下空缺它們的說法；這就成了立腳到深淵邊，除了站腳的地方，其它地方都是沒用的東西了。孔夫子說︰“多听，有懷疑的地方空缺不論，謹慎地談論其余的部分。”听得要多而有懷疑要保留那空缺，這是非常謹慎了。司馬遷、班固以下，保存那可信的而不記錄所懷疑的來等待尋訪，這不過是人們所說的有懷疑處刪掉而已呀，又有什麼空缺呢？
有懷疑處空缺不論的凡例有三條︰有一件事兩種傳說而難以使得適中的，《 春秋》 記載陳侯鮑死亡的日期，同時保存“甲戌”、“己丑”的文字就是。有以前記載那內容而現在那說法失傳的，《 春秋》 記載“夏五”、“郭公”，的方法就是。有慎重記載所聞所見而自己不作解釋的，《 春秋》 記載恆星不出現，而不說恆星隕落就是。韓非的《 儲說》 編排春秋時期的事，凡是有不同的地方，必定加上“某人說如此這般”，寫在本文的下面，就是“甲戌”、“己丑”之類。孟子說孟獻子有五位友人，而只記下兩人的姓名，就是“郭公”、“夏五”之類。《 檀弓》 記載馬受驚敗退，而不記載馬中流矢，是“恆星不出現”之類。司馬遷、班固以來，記載所聞所見而表示含意的，大概是有的，一件事兩種記載，以及空留下名目的，絕對沒有听說過。如果認為經文有了傳而意思明顯，作史的筆法不便于自己寫作而自己解釋，那就另外留下篇目，而明白寫出有懷疑處空缺不論來等待尋訪，看不出這種結構有什麼害處。
史書沒有空缺待尋訪的篇章，那弊病有r 一t 一點︰用個人的意見，調和各種說法，略微有不適當的地方，後人沒有途徑辨正，這是第一點弊病。才士心意在好奇，文人道理上難割愛，把他們的作品雜亂記載，對史書體裁有妨礙，刪掉而不記載，又缺少情思和文才，這是第二點弊病。傳聞必然有不同的地方，勢難完全消除那痕跡，不為那敘述大要，傳說和各種言論，就興起而造成混亂，這是第三點弊病。起先因為事實不清楚，暫時放置不記錄，以後就缺少了那名目，同人海的泥牛一樣，永無音訊，這是第四點弊病。書籍容易散失難聚集，不為書籍存留概要，一個時期的書，就和篇目一同亡鐵，後人即使想要探索研求，也沒有途徑找到淵源，這是第五點弊病。一時就著所見所聞，容易記錄，後代曲折地補充編輯，言辭煩瑣，精神疲憊，而且又難以得到真實情況，這是第六點弊病。《 春秋》 有口耳相傳的學問，司馬遷、班固有一家的學術，史學的根本久已喪失，難以期望有司馬氏的外孫、班家的妹妹那樣的人出現，沒有空缺待尋訪的篇章，就招致心事難說明，這是第七點弊病。史書列傳有根據意思起篇名的，例如《 老莊》 、《 屈賈》 就是；有標明類傳題目的，例如《 循吏》 、《 儒林》 就是。這些在修史法則中，都有固定的安置，絕對沒有可以連綴七的次要文字，凡是有簡略而不詳細，有疑間而難決定的事，沒有空缺待尋訪的篇章，就不得不附寫在正文里面，體例不清楚，文辭難說得上純粹簡潔，這是第八點弊病。設立史館修書，是與非的議論喧鬧著發生，子孫想要表彰他們的祖輩父輩，朋黨各自滿足他們的私利；假如金石文字沒有驗證，傳聞難以相信，不設立空缺待尋訪的篇章來堵塞請托，例如說事實還空缺，而所說的既然有這樣的事，謹存那大要，而允許以後的訪查，那麼，即使有心地狹隧的人，也沒有理由挑起爭端。就沒有辦法謝絕片面的言辭，這是第九點弊病。史書沒有獨特見識內心裁斷，就像掌管公文案卷的官吏；如果具有獨特見識內心裁斷，不用空缺待尋訪的篇章存留補救的地步，而才能不及孔夫子，作史書必然多不適當的地方，這是第十點弊病。
有人說史書到司馬遷、班固達到頂點了，沒听過有像這樣喋喋不休的。現在一定要仿效遙遠的《 春秋》 而不尊奉年代近的《 史記》 、《 漢書》 ，後世的史學家也有理解到這方面的人嗎？回答是︰後世的史學家都尊奉《 史記》 、《 漢書》 ，《 史記》 、《 漢書》 沒有具備的方法，後人憑心意創造，大抵接近按類聚集的書，都是司馬遷、班固唾棄而不采用的。讓他們跟在司馬遷、班固後面或走或跑，還恐怕趕不上，何況能創立新意來補救司馬遷、班固的差錯呢？然而有了解少許而略微存有新意的，功績也不可以完全抹殺。陳壽《 蜀志》 認為諸葛亮不設立史官，使蜀國的事情沒有辦法尋訪，于是在十五篇列傳的後面，單單采用楊戲《 季漢輔臣贊》 和《 益部青舊雜記》 來補充。常壕《 華陽國志》 認為漢中士女有名賢有貞節，經歷長時間相傳，而遺言逸事沒有地方能查考到，《 序志》 一篇，都列出他們的姓名，而不作刪改。這就好像有領會到多听而有懷疑處空缺不論的意旨之處。可惜他們沒能揭示要旨和體例，特地寫作專篇，後人沒有時間來尋求他們的深刻含意．干是使顯示獨自決斷的學問的史書和排列材料的史書，在世Jt －接連不斷地出現，而《 春秋》 的意旨衰落了。
近代府、縣的志書，照例編人物一門，安置在山川、祠墓、方物、上產之間，而對前代史書列傳的體裁，不再想到了。那有豐功偉績的，和美德不為人知、光輝隱蔽的，都限制在滿一寸篇幅的概要里，編集排列，大致像類書；那體制既不莊重，所收錄的也雜亂過多而沒有節制。舊縣志記載的人物寥寥無幾，而稱贊當中，完全沒有區別，說到學問都像伏生、鄭玄，說到才華都像班固、揚雄，官吏必定像龔遂、黃霸，品行就是曾參、史鮮。而且那文字的風格，特別不可通曉，有的像應酬用的膚泛言語，有的像官府文書，空泛地填上排偶的辭語，夾雜帖括的句子，依照名稱探求實際，打開書來模糊不清。凡是像這樣的，有的是鄉人行為平常，受請托而無限制地收人，有的是當時名流，事跡沒有流傳下來。除掉名字地下死者就受到委屈，編進列傳就體例難歸屬。又比如一件事兩種說法，參差不一致，偏向主張一種就褒貶懸殊，同時記載就評價高低沒有主張，想要求得名稱和實際相符而沒有遺憾，安排很困難口至于近代的人，開列事跡，都對他們詳細詢問始末，細微詳盡沒有遺漏，全部編在列傳里面，竟沒有時代的限制。那里面也有姓名可以知道，事跡不明顯的人，無限制地收進按類編排的書，也許可以包藏，放進史書的結構里，難寬容這一類。現在另外分出空缺待尋訪的部分，一同佔有列傳的篇章，各自對它們標明題目，可以和正編的各傳互相說明。因此敘述這篇列傳的義旨和體例，用來等待後來者知道所詳察決定的地方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