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于呂覽、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範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範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為重，于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為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于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著範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土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恩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跡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于《世本》、《國策》，固書之資于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廠、裴 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範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跡，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
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征，或于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于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復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于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雲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
新、舊二本，雜陳于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特擇，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夫索綏《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于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于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于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
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于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後人例也。
【 譯文】
史學家著作成書，必定采取前人撰述，聚合起來排列，用來辨別一家學術的淵源，表明評斷有來由。司馬談推究論述六家學術，還是莊子的敘述禽滑厘、墨翟，荀子的非議十二家學說而已。到司馬遷《 十二諸侯年表序》 ，就對呂不韋、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作的《 春秋》 家著作，反復闡明他們著書的意旨，這就是‘一百三十篇的《 史記》 所遵循的途徑。司馬遷繼承《 春秋》 ，就是虞、呂、釋、左的意旨，有人指責他超越本分而狂妄，是不對的。斑固作司馬遷的傳，範曄作班固的傳，把一家的學術完備保存。到沈約為範嘩作傳，姚思廉為沈約作傳，不把作史的專篇看重，于是史學家不再有遵循淵源的方法了。現在修志，而不為先前的志作傳，這不過是竊取別人的東西而埋沒他們的姓名，又超過沈氏、姚氏的不保存一家學術。大概州、縣舊志的容易散失，又不如範氏窟後漢書》 、沈氏《 宋書》 的可以憑自身能力長久流傳。
史事記述的重視史官，如同《 儒林傳》 的重視經師，《 文苑傳》 的重視作者。《 儒林列傳》 應當說明大道的亡失和顯明，師授淵源；《 文苑列傳》 應當說明風氣變遷，文人流派。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史家的書不僅僅記事，也用來闡明道。假使《 儒林傳》 、《文苑傳》 不能闡明道的大要，只是敘述學人才士的少量事跡，已經喪失古人寫成專篇的意思了。何況史學的重要，遠遠地繼承《 春秋》 ，而後世的史書不設立專篇，于是使專門著述的事業埋沒而考察不出，難道不是史學家很不加思考嗎？眾史書都存在，而不設立專傳，弊病已經像這樣，何況州、縣的志書，事業微小容易埋沒，而可似沒有專門的記錄嗎？
書沒有寫成的時候，必定有所采取，例如司馬遷《 史記》 的憑借《世本》 、《 戰國策》，班固《 漢書》 的憑借馮商、劉歆的書就是。書已經寫成後，必定有那傳述的，例如楊惲的傳布《 史記》 ，馬融的領受《 漢書》 就是。書既然成一家，必定有那努力學習的，例如徐廣、裴 的注釋《 史記》 ，服虔、應邵的注釋《 漢書》 就是。這是家族學術的淵源必須依靠專篇列傳而明顯。
司馬氏、班氏以後，家族學術漸漸衰落，世傳的家族學術。而才能出眾之士獨立成為一家的學術興起，例如《 後漢書》 的有司馬彪、華嶠、謝承、範蔚宗諸家，《 晉書》 的有何法盛等十八家就是。同是記述一朝的事跡，而史臣不擔任專門官職，就每人各自著書，每家各為一說，不對這些敘述討論，匯合在一篇里面，憑什麼得到那評判的準則呢？這是各家流派必須依靠專篇列傳而明顯
六朝以來，獨成一家的學術又消失，父子世代相傳是家學，一人獨自著作是名家。而聚集眾人編撰史書的方法實行，例如唐人的編撰《 晉書》 ，元人的編撰《 宋》 、《 遼》 、《 金》 三史就是。監修大臣，姓名寫在書前，而編纂校勘的官員，就隱沒和顯著各不相同。即使有的偶爾寫明那些人參加編撰史書，而某紀某表由誰編寫，某志某傳由什麼人輯錄，誰起草規章條文，誰潤色文采，不對這些整理組合，各追溯來源，不免一部書當中，優劣交替出現，而各人的功績和過錯難知道。這是一部書的功力必須依靠專篇列傳而明顯。
至于日歷、起居注的方法，宮廷藏書處的收藏，呈上文辭議論溢號的制度，小說、野史的征集，有的在傳開頭的敘例，詳細說明那制度，有的在傳末的論述，推究述說那緣由，無論怎樣實行都是適當的，這也如同《 儒林傳敘》 說明學習制度、申明學官設立的遺意。果真得到這意旨而貫通到著作，還擔心史學不興起，史道不顯著，沒听過這樣的事。
志書是一縣的書，就是古時候一國的史書，而世人輕視它，就因為家族學術不能樹立，師法失傳，文辭不典雅純正，難傳為法則。新編宣告完成，而舊志蓋了醬甕，未必新志都好，而舊志都差。舊志有的，新志重復記載，那修改的好壞，本來沒有時間辨別；而舊志所不及記載的，新志必然有增添，這就是舊志容易被厭棄的第一點原因了。編纂書的人，喜歡炫耀自己的長處，後來產生的書，容易作批駁指責。常常見到編修志的各家，制定凡例，不是說舊志淺陋，就是說前人沒有根據；後面的人又指責前面的人，照著錯樣做而沒有停止的時候口實際上是養稱猴的老翁顛倒三個和四個的數目，本來不像門外路和堂前地那樣相隔很遠；只是前人已經去世，沒有辦法核實驗證，這就是舊志容易被厭棄的第二點原因了。州、縣的志書，大多淺陋，文人學士，捆上書不看。假使有特地進行搜羅，廣泛征詢考索的，不過是依據這證實別的，本來不是喜愛本書。新舊兩種書，錯雜陳列在前面，那翻閱的人，如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購求範文，陰陽家查看歷書，采用新的舍棄舊的，事理的趨勢本是這樣，本來不是有什麼特意選擇，這就是舊志容易被厭棄的第三點原因了。索綏《 春秋》 ，索綏撰《 前涼春秋》 。實際上是依據邊瀏的書；邊瀏接受張駿的命令，集錄涼國內外的事。常豫《 國志》 ，是《 華陽國志》 。一半沿襲誰周的書。《 華陽國志》 記載李氏始末。記劉氏的二志，大抵采用誰周《 蜀本紀》 。那麼一個地方的書，不能不憑借一個地方的記載，而編修方志的人不排列前人的傳，難道不是捉到魚就忘記了漁具，對事物習慣了而覺察不到問題？又憑什麼詫異方志散失難考察呢？
主持編修的官，和握筆的士，撰寫文辭，不分清虛名和實際執筆，對前志難作傳，這是第一點，序、跋白白設置，對書本身沒有什麼闡明，對前志難作傳，這是第二點。如果有所闡明，就像司馬遷、班固的在書中收錄自序，可以作傳了。作志的人，操行學業不清楚，對前志難作傳，這是第三點。書的選取材料，不標明來源，對前志難作傳，這是第四點。志應當交替續編，不是萬不得已，不應當交替改寫，交替改寫的書，想要一同保存，繁重難承受，對前志難作傳，這是第五點。在難作傳的處境中，而為前志作傳，大概是不得己而保存這些材料，闡明原因，用來作後人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