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之原，始于官《禮》。百官具于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
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于《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于周制，猶晉《乘》、楚《��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于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
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于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並省事跡，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于事文間，斯乃有關于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 譯文】
掌故的根源，從官府禮制開始。百官在朝廷齊備，就只有國史的書志能采取那要點，國家會典、會要一類的書能夠具備那制度和細則了。撰寫方志的人，怎麼能區別志和掌故呢？回答是︰部、寺、卿、監的志，就是掌故。比擬《 周禮》 ，如同夏官有《 司馬法》 ，冬官有《 考工記》 。統理大區、府、州、縣的志，是國史的分支體裁。比擬周代制度，如同晉《 乘》 、楚科行機》 和魯《 春秋》 ，郡縣制和分封制不同，那麼掌故都出于朝廷的制度。六曹的職責，在上位的公布而實行，在下位的接受而尊奉，和國史比較，具有那大體而規模稍小。志和掌故，各有那不可變換的地方，不容許混雜起來。
現在的方志，狠瑣淺陋，從史學家的體例探求，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大概不值得指責。然而官府的簿冊文書，在法令里公布，由吏員管理，自有固定的法規；即使有卓越的人才，不能對它有所改進；即使有愚昧笨拙的人，不能對它造成損害；著名的大城，和荒涼偏僻的小縣，沒有不同。因此探究現在的志，不可能看出古人的史學裁斷；探究現在的官府文書，實在可以根據它看出古人的法規、制度。所以說︰“禮制散失，向遠地尋求。”研究國史的人，由于推究國史而涉及掌故。大概史學方法沒有亡失，而掌故的意義不明顯，因此損傷史學。研究方志的人，反轉來從掌故而糾正方志。大概方志的意義亡失長久，而掌故的管理沒有失傳，整理掌故，于是方志的意義反而可以明顯了。《 易》 說︰“事物窮盡時就發生變化，變化就能通達，通達就能長久發展。”方志的意義想要它簡明，然而事情不可以不完備；掌故想要它整齊有條理，然而要點不容許不提出。僅僅用簡略的方式作志，這是《 朝邑志》 、《 武功志》 的淺陋見識。只知道用詳細完備的方式作掌故，那麼辦理文書的小吏做起來有余力，而不知道這不能實行。志，就是記載。那事情那文辭以外，有意義在那里。人們所說的把握簡要的方法就是這個。而有人誤認為合並省略事跡，刪除文字，叫作簡。這距離古人，不也太遠了嗎？自成一家的人的撰述，意思所在的地方，必定有獨特裁斷，或是詳細記載別人所簡省的，或是舍棄別人所采用的，本來沒有一定的方法，總之使讀的人，贊美而喜愛，相傳長久，而忽然領悟，在事情和文辭當中看出意義，這是和禮教有關系的。然而不整理掌故，另外成為專書，那麼，志也不能自己表現出那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