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宰幣聘修志，兄于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于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
有不然處，還相告也。
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為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為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為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瞻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為國史取村；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
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征，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體，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斯不失為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堤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人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晁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于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于《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于《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志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即取為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為《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為《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
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仿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真實，剪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汽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听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
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于後人矣。
一，志之為體，當詳于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間史肯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為將來法也。
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壽文，可以漫為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托作傳，全無證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思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為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為事也。
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列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夸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
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采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采輯，廣為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于無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為立傳，以備采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
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因而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于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谷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竟，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抵悟；則其于修志事，雖不為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苟然為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為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于此事，無能為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具有以進我乎？
【 譯文】
文安縣宰聘請編修方志，兄在史學上久有抱負，沒有機會稍微顯示一下，這一去應當情緒高漲。我哪里有什麼見解，竟承受你不顧屈辱的詢問，不過，深厚的情意不可不回答，冒昧地對平日所留意的，大略舉出幾條，希望高明權衡選擇。有不對的地方，再告訴我。
二、州郡都隸屬朝廷，自然不能像封邦建國制度下的按國作史書，但是主旨和體例不能不明確。例如傳和志，本來是兩種體裁。現在編修方志，既然舉出人物、典章制度而一律稱作志，那麼名宦、鄉賢之類，不能另外設立傳的名目。傳既然另外劃分名目，那麼禮、樂、兵、刑之類，不能仍然依從志的共稱了。私下里認為“志”是全書的總名，皇帝恩德、慶祝典禮，應當記載成外紀；官吏的選授，應當劃成年表；典籍、法制，就作考來記載；人物、名宦，就作傳來排列。改變名目，既沒有越名分冒用史書的嫌疑；綱舉目張，又沒有遺漏的憂慮。其它大抵按類歸附。至于事情有不相類的，體例根據意思制定，另外創立體制就可以了。瑣屑繁碎，和懲戒沒有關系，刪除不保存就可以了。詳細充實，明確完備，整齊一致，才可以被國史采取；否則即使很出色，不過是一家雜記罷了，又有什麼益處呢？
一、當代作藝文志的人二大多取長官和地方紳士所作的詩賦、記序雜文，按照類別歸屬，甚至風雲月露等和懲戒沒有關系的，生祠、碑頌等根本沒有確實驗證的，也都收人。這些暫且不論是非，即使文章都高雅有法度，詩必定典雅純正，而編排次序分類收錄，各種文體力求周全，這也是選文的體例，不再是方志的體例了。既然作藝文志，應當仿照三通、《 七略》 的意圖，取這一地方的文人撰寫編選的書籍，區別門類，首先標出目錄，接著敘述本末，刪除駁雜，采摘秀異，選取大旨，論述得失，按類排比成編，于是使後人能夠憑它進行考據，或者可以被館閣校做采用，這還算得上是方志體。至于壇廟的碑銘，城牆、堤防的記述，對利和弊的論著，對土產的題詠，就附人物產、田賦、風俗、地理等考，用來看出得失的原因，沿革的緣故，如班固《 漢書》 取延年、賈讓諸疏人《 河渠志》 ，賈誼、晃錯諸疏人《 食貨志》 的例子，是可以的。學士論著，有可以看出那人生平抱負的，就全部收錄在本傳，如班固《 漢書》 把《 天人三策》 收錄在《 董仲舒傳》 ，把《 治安策》 諸疏收錄在《 賈誼列傳》 的例子，是可以的。至于墓志、傳贊之類，經過核實沒有虛假，已經有定論，就取來作傳文，如班固《 漢書》 沿襲《 史記• 自序》 而作《 司馬遷傳》 ，沿襲揚雄《 自序》 而作《 揚雄列傳》 的例子，是可以的。這是確定的體例，沒有可疑慮的，而互相沿襲不改變，具有史識太難了！
一、凡是捐資財編修方志，開局邀請儒者，切實的學問還沒有知道，凡例先擴展，力求耳目一新，立刻改換舊書。實際上是養猴子的人顛倒三四，有什麼真見解呢？州郡立志書，仿效的是前朝明代。當時開創初期，雖然體例不太整齊，文辭還重視真實，取舍安排大多由自己決定；不像近來的舊套套互相沿襲，輕率的小輩，史書文字還沒有全部認識，都可以揮筆胡亂編寫，不勝任而貪取薪捧。但這樣的書一百種保存不了一種。這些都是後來的采用欺壓手段，把以前的廢棄，編修新志的人，沿襲舊志的記載，卻抹掉作者的姓名。推廣那事類，難道班固《 漢書》 寫成後，《 史記》 就燒掉；歐陽修、宋祁寫成《 新唐書》 ，《 舊唐書》 就可以蓋壇子嗎？我認為編修方志的人，應當接續前人的記載，不應當損壞前人已成的書。即使前志主旨和體例不明顯，文辭錯亂，我另外創新，更改已成的書，也應當听憑它們一同流行，新的和新的互相接續，不能任意毀壞；彼此的得失，看的人自有公論。仍然取前志的卷次目錄、作者姓名，記錄進新志藝文考里，用來防備遺忘，這樣差不多得到大公無私的意思了，而且我也不致被後人指責了。
一、志的體制，應當比史書詳細，而現在的方志所記載的，一百個里面沒有一個達到的。這沒有別的原因，搜羅采輯，一時的耳聞目見難遍及；掌故儲備收藏，平時的專門管理沒有主管。我曾經思量，和事情相關的人，想要使志沒有遺漏，平時應當設立一個方志科房，指派下屬官吏里略微通曉文辭的做這事。凡是政治教化的典故，公堂的故實，六曹的文書，全部都讓行文通知，目錄真跡，匯編成冊存在庫房。將來開局纂修，可采取的很豐富，雖然不應當比擬古時列國史官，也差不多得到古代地方小吏掌管文書的遺意。現在已經來不及，應當有所建議作為將來的方法。
一、志是史的體裁，原本屬于天下的公物，不是一家的墓志、祝壽文，可以用來隨意鼓吹虛名，悅人耳目。听說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托作傳，完全不求真實。這雖然是不正派、輕薄的文人做的事，但是對善惡的警戒，自然不能廢除。現在的志書，從來沒有記載到不善的，一是褒獎善想要家世長久的習見，一是害怕遭遇後患的怯懼心理而己。我認為譏刺貶斥的方式本來不可以在志的體裁中使用，根據事情如實記載，善惡自然顯示出來，直率或寬緩，隱晦或明顯，意思相同；不可以專門從事華而不實的文詞，把虛名當作大事。
一、史志的書，對風俗教化有益的，本來因為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以下，膽怯的人產生勇氣，貪婪的人樹立清廉。《 史記》 喜好俠客，往往寫刺客奇人，還足夠令人不吝惜生命增長氣概；何況人世間大節大義，三綱五常依靠它扶持，當世的教化依靠它支撐呢！常常見到文人編修方志，凡是景物使人留戀，可以放縱文筆的地方，典故的考訂，可以夸耀學識淵博的地方，沒有不趣味濃厚地接連寫滿篇幅的。一到了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就寥寥數筆，甚至僅僅保存姓氏，平生事跡連一個字也不細說，使看的人好像閱覽縣令任用衙役的名冊，又從中采取什麼呢？私下里認為縣志搜羅材料不超過數十年，采訪不超過百十里，听見的和看見的自然有真實憑據，應當特別注意采輯，廣泛傳述，使看的人有所感動奮發，長著隔年野草的秋天原野之下，必定有拜謝記事筆而在秋雨中哭泣的靈魂了。特別應當取窮鄉僻壤，有脫俗行為、奇特節操，子孫陷人沒有力量的困境，或是由于慣例的阻礙，不能求得表彰獎賞的，按行事蹤影尋求而察實後，務必為他們立傳，用來預備采集風俗的人觀看，差不多是褒獎善想要家世長久的意思。
以上六條，就著我所理解的，不敢自認為一定正確。而當代刻印流行的各種方志，確實有看不出它們長處的。大丈夫活著不作史官，也應當跟隨有名望的顯要人物，拿著筆擔任書記，于是能論說當代，憑文章受到當代人的任用，像纂修方志，也是其中的一件事。現在所說的編修方志，長官僅僅追求空名，作者又缺少學識，上等的只是謀取記載盡力職事的考核，下等的只是苟且求取酬金祿利。甚至縣里紳士由于這而引起奔走競爭，文人獲得這位置而舞弄歪曲事實的筆，主人賓客各自抱有成見，同在志局的人有時產生矛盾，那麼他們對于編修方志的事，即使不做也行。至于您具有史學才能，常遺憾不能小試一下本領。以前和我往復商量討論，看出兄的內心蘊藏，應當不是隨隨便便地做這事的。文安縣宰又能虛心欽佩領教，送財物誠懇聘請，自然必定會破除從前的舊習慣，書尚未寫定，而看的人驚訝，認為是獨創，又哪里是一個縣的書，而實在是天下的書啊。我對于這事，沒有能力做，承蒙商榷，陳述我淺陋的內心，用來期望有螢火蟲、蠟燭能給日月增加微弱光輝的意思，兄可要有什麼使我長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