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文安宰币聘修志,兄于史事久负,不得小试,此行宜踊跃。仆有何知,乃承辱询。抑盛意不可不复,敢于平日所留意者,约举数条,希高明裁择。

    有不然处,还相告也。

    一,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如传之与志,本二体也。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立传之色目;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其他率以类附。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琐屑繁碎,无关惩创,则削而不存可也。详瞻明备,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村;否则纵极精采,不过一家小说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

    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体,非复志乘之体矣。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人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于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无可疑虑,而相沿不改,则甚矣史识之难也!

    一,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剪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汽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

    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

    一,志之为体,当详于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间史肯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证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思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列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

    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已上六条,就仆所见,未敢自谓必然。而今世刻行诸志,诚有未见其可者。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竟,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抵悟;则其于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乃如足下负抱史才,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向与仆往复商论,窥兄底蕴,当非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仆于此事,无能为役,辱存商榷,陈其固陋之衷,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兄具有以进我乎?

    【 译文】

    文安县宰聘请编修方志,兄在史学上久有抱负,没有机会稍微显示一下,这一去应当情绪高涨。我哪里有什么见解,竟承受你不顾屈辱的询问,不过,深厚的情意不可不回答,冒昧地对平日所留意的,大略举出几条,希望高明权衡选择。有不对的地方,再告诉我。

    二、州郡都隶属朝廷,自然不能像封邦建国制度下的按国作史书,但是主旨和体例不能不明确。例如传和志,本来是两种体裁。现在编修方志,既然举出人物、典章制度而一律称作志,那么名宦、乡贤之类,不能另外设立传的名目。传既然另外划分名目,那么礼、乐、兵、刑之类,不能仍然依从志的共称了。私下里认为“志”是全书的总名,皇帝恩德、庆祝典礼,应当记载成外纪;官吏的选授,应当划成年表;典籍、法制,就作考来记载;人物、名宦,就作传来排列。改变名目,既没有越名分冒用史书的嫌疑;纲举目张,又没有遗漏的忧虑。其它大抵按类归附。至于事情有不相类的,体例根据意思制定,另外创立体制就可以了。琐屑繁碎,和惩戒没有关系,删除不保存就可以了。详细充实,明确完备,整齐一致,才可以被国史采取;否则即使很出色,不过是一家杂记罢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一、当代作艺文志的人二大多取长官和地方绅士所作的诗赋、记序杂文,按照类别归属,甚至风云月露等和惩戒没有关系的,生祠、碑颂等根本没有确实验证的,也都收人。这些暂且不论是非,即使文章都高雅有法度,诗必定典雅纯正,而编排次序分类收录,各种文体力求周全,这也是选文的体例,不再是方志的体例了。既然作艺文志,应当仿照三通、《 七略》 的意图,取这一地方的文人撰写编选的书籍,区别门类,首先标出目录,接着叙述本末,删除驳杂,采摘秀异,选取大旨,论述得失,按类排比成编,于是使后人能够凭它进行考据,或者可以被馆阁校做采用,这还算得上是方志体。至于坛庙的碑铭,城墙、堤防的记述,对利和弊的论著,对土产的题咏,就附人物产、田赋、风俗、地理等考,用来看出得失的原因,沿革的缘故,如班固《 汉书》 取延年、贾让诸疏人《 河渠志》 ,贾谊、晃错诸疏人《 食货志》 的例子,是可以的。学士论著,有可以看出那人生平抱负的,就全部收录在本传,如班固《 汉书》 把《 天人三策》 收录在《 董仲舒传》 ,把《 治安策》 诸疏收录在《 贾谊列传》 的例子,是可以的。至于墓志、传赞之类,经过核实没有虚假,已经有定论,就取来作传文,如班固《 汉书》 沿袭《 史记• 自序》 而作《 司马迁传》 ,沿袭扬雄《 自序》 而作《 扬雄列传》 的例子,是可以的。这是确定的体例,没有可疑虑的,而互相沿袭不改变,具有史识太难了!

    一、凡是捐资财编修方志,开局邀请儒者,切实的学问还没有知道,凡例先扩展,力求耳目一新,立刻改换旧书。实际上是养猴子的人颠倒三四,有什么真见解呢?州郡立志书,仿效的是前朝明代。当时开创初期,虽然体例不太整齐,文辞还重视真实,取舍安排大多由自己决定;不像近来的旧套套互相沿袭,轻率的小辈,史书文字还没有全部认识,都可以挥笔胡乱编写,不胜任而贪取薪捧。但这样的书一百种保存不了一种。这些都是后来的采用欺压手段,把以前的废弃,编修新志的人,沿袭旧志的记载,却抹掉作者的姓名。推广那事类,难道班固《 汉书》 写成后,《 史记》 就烧掉;欧阳修、宋祁写成《 新唐书》 ,《 旧唐书》 就可以盖坛子吗?我认为编修方志的人,应当接续前人的记载,不应当损坏前人已成的书。即使前志主旨和体例不明显,文辞错乱,我另外创新,更改已成的书,也应当听凭它们一同流行,新的和新的互相接续,不能任意毁坏;彼此的得失,看的人自有公论。仍然取前志的卷次目录、作者姓名,记录进新志艺文考里,用来防备遗忘,这样差不多得到大公无私的意思了,而且我也不致被后人指责了。

    一、志的体制,应当比史书详细,而现在的方志所记载的,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达到的。这没有别的原因,搜罗采辑,一时的耳闻目见难遍及;掌故储备收藏,平时的专门管理没有主管。我曾经思量,和事情相关的人,想要使志没有遗漏,平时应当设立一个方志科房,指派下属官吏里略微通晓文辞的做这事。凡是政治教化的典故,公堂的故实,六曹的文书,全部都让行文通知,目录真迹,汇编成册存在库房。将来开局纂修,可采取的很丰富,虽然不应当比拟古时列国史官,也差不多得到古代地方小吏掌管文书的遗意。现在已经来不及,应当有所建议作为将来的方法。

    一、志是史的体裁,原本属于天下的公物,不是一家的墓志、祝寿文,可以用来随意鼓吹虚名,悦人耳目。听说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完全不求真实。这虽然是不正派、轻薄的文人做的事,但是对善恶的警戒,自然不能废除。现在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到不善的,一是褒奖善想要家世长久的习见,一是害怕遭遇后患的怯惧心理而己。我认为讥刺贬斥的方式本来不可以在志的体裁中使用,根据事情如实记载,善恶自然显示出来,直率或宽缓,隐晦或明显,意思相同;不可以专门从事华而不实的文词,把虚名当作大事。

    一、史志的书,对风俗教化有益的,本来因为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以下,胆怯的人产生勇气,贪婪的人树立清廉。《 史记》 喜好侠客,往往写刺客奇人,还足够令人不吝惜生命增长气概;何况人世间大节大义,三纲五常依靠它扶持,当世的教化依靠它支撑呢!常常见到文人编修方志,凡是景物使人留恋,可以放纵文笔的地方,典故的考订,可以夸耀学识渊博的地方,没有不趣味浓厚地接连写满篇幅的。一到了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就寥寥数笔,甚至仅仅保存姓氏,平生事迹连一个字也不细说,使看的人好像阅览县令任用衙役的名册,又从中采取什么呢?私下里认为县志搜罗材料不超过数十年,采访不超过百十里,听见的和看见的自然有真实凭据,应当特别注意采辑,广泛传述,使看的人有所感动奋发,长着隔年野草的秋天原野之下,必定有拜谢记事笔而在秋雨中哭泣的灵魂了。特别应当取穷乡僻壤,有脱俗行为、奇特节操,子孙陷人没有力量的困境,或是由于惯例的阻碍,不能求得表彰奖赏的,按行事踪影寻求而察实后,务必为他们立传,用来预备采集风俗的人观看,差不多是褒奖善想要家世长久的意思。

    以上六条,就着我所理解的,不敢自认为一定正确。而当代刻印流行的各种方志,确实有看不出它们长处的。大丈夫活着不作史官,也应当跟随有名望的显要人物,拿着笔担任书记,于是能论说当代,凭文章受到当代人的任用,像纂修方志,也是其中的一件事。现在所说的编修方志,长官仅仅追求空名,作者又缺少学识,上等的只是谋取记载尽力职事的考核,下等的只是苟且求取酬金禄利。甚至县里绅士由于这而引起奔走竞争,文人获得这位置而舞弄歪曲事实的笔,主人宾客各自抱有成见,同在志局的人有时产生矛盾,那么他们对于编修方志的事,即使不做也行。至于您具有史学才能,常遗憾不能小试一下本领。以前和我往复商量讨论,看出兄的内心蕴藏,应当不是随随便便地做这事的。文安县宰又能虚心钦佩领教,送财物诚恳聘请,自然必定会破除从前的旧习惯,书尚未写定,而看的人惊讶,认为是独创,又哪里是一个县的书,而实在是天下的书啊。我对于这事,没有能力做,承蒙商榷,陈述我浅陋的内心,用来期望有萤火虫、蜡烛能给日月增加微弱光辉的意思,兄可要有什么使我长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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