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雲耳。
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範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 。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復，幸商擇焉。
二，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為主，所以避潛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
考之為體，乃仿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
範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余，議者譏為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匯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為繁瑣也。
一，成立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于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或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雲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為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于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于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雲雲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于理，均未允協。莫如直仿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為安。至反復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
一，傳體亙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于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大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上，貞淑之女，幸邀族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
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
《儒林》、《游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 軒實錄，宜詳于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于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于《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持之行于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
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雲雲，所以別于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範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于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後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輕，亦不得故恣吊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為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
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余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于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偽《甦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偽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例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
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備體歸于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𠠬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于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為銓次，巨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為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于《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
江甦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
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為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為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盍乘間為當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于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為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缺此傳。自範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為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為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肯附焉。列之為義，可為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于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
庶婦德之不盡出于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嘆雲。
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 譯文】
前些時候恭敬地謀劃微不足道的議論，根基薄弱又淺陋，苟且沒有明確的主張，又不希圖對高深的見解有補益，姑且憑它敷衍了事而已。想不到竟承蒙教誨作答，極度勉勵贊許，高高標舉，向遠引導，辭意真誠懇切，讀著真慚愧又敬畏。您抱負優秀史學家的才能，博學而能裁斷，小看古代，心意簡直想要凌駕範嘩超越陳壽，小小的州縣方志，如同用宰牛刀殺小鳥，而才大虛心，不把向學識低的人反復詢問當作可恥，像我這樣淺陋的人，用什麼配合山谷般深廣的胸懷呢！上一封信粗略地陳述梗概，過分地承蒙超出實際的贊揚，而且想要全面詢問那詳細意見。我雖然不是適當的人，就因為高尚情懷、真誠心意的深厚，不敢沒有一句話來回答，榮幸地請您斟酌選擇。
一、體制應當得到史學方法。州縣方志，雜亂沒有次序，既不是正體，編排區分紀、表，也牽涉到超越名分而狂妄。所以上一封信折衷設立方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種體裁為主，用來避開冒犯史書的嫌疑，而追求記載的實際。但各種體裁的名稱應當避免和國史相同，而實際的意思應當效法古人。外紀、年譜之類，當今的方志，一百部里面只見到一二部有。至于考和傳，現在雖然籠統地稱作志傳，其實這兩種的實際內容，現在的方志未嘗不記載，只是不能符合古代史書好方法的地方是，考體大多失誤在瑣碎，而傳體大多失誤在混同。考作為一種體裁，是仿照書志而作的。司馬子長八書，班孟堅十志，對典章聚匯考核，包羅很廣泛。範曄《 後漢書》 分三十篇志，《 新唐書》 擴展成五十篇，就已經漸漸擴展。到元代編修《 宋史》 ，志分一百六十余篇，議論的人譏諷是各科官吏掌管的簿冊。然而不過僅僅失去約束，以致造成漫無邊際，不像現在的州縣方志，分很多題目，繁多沒有統轄。例如分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都是地理志中的事；戶口、賦役、征稅專賣、收購糧食，都是食貨考中的事；吉凶征兆的歌謠、奇異反常的現象、水旱災害，都是五行志中的事；朝見慶賀、壇廟、祭祀儀禮、鄉飲酒禮，都是禮儀志中的事。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類推。篇首把總名加在最前面，下面就細致劃分，一一詳述，聚匯排列成編，不僅總匯在一起容易觀看，而且也謹嚴得當。這類項目，只是在于一番變換罷了。而現在的方志煩雜瑣碎，如同商人貨物帳冊，米鹽雜亂，又從中觀看什麼呢？有人認為，長的篇章，如班固的《 食貨志》 、司馬遷的《 平準書》 ，很難結構。哪里知道文體既然符合史書體例，即使措辭像排列算籌，也自然條理可觀，切實有用，對文字完全不必拘執地顧慮，喜好弄煩瑣。
一、現成文字應當標明作者。班固沿用司馬遷《 史記》 ，孝武帝以前大多用原文，不再分別不同；因為《 史記》 、《 漢書》 記載同樣的事，而《 史記》 久已流行，所以沒有嫌疑。其它像詔令、書、表之類，就依據那本人本事而明確地敘述，所以抄錄現成文字也沒有嫌疑。至于《 史記》 評論秦朝，完全用賈誼《 過秦論》 三篇，就用“賈生推斷論說得好啊”一句引起。《 漢書• 司馬遷傳》 完全用《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就用“司馬遷的《 自序》 這樣說”一句收束。雖然使用現成文字，而賓主分明，和竊取他人長處不同。方志是史書體裁，其中不是沒有引用現成文字的，假如像世俗的文學選集，那麼作者本名自然應該標在題目下面。現在如果刪除所載的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那麼作者本名容易失掉，必須還像《 史記》 、《 漢書》 的例子，標明出來。至于文辭冗長需要加以刪節的，就用“其略曰”三字領起，如班孟堅記載賈誼諸疏的例子是可以的。援引前人文字，自身足夠表達議論的，如《 伯夷列傳》 中寫進“其傳日”如此如此一段文字的例子是可以的。至于前面連上序言、引言，後面附上論贊，當代的編纂家，大多稱“野史氏日”，或者稱“外史氏日”。用道理度量，都不適當，不如直接仿照東漢史學家的例子，標出“論日”、“序日”的體例為妥當。至于反復辨正，保留疑難，附上不同文字，或許加“案日”也J 可以，否則直接寫進本文，不加標題。依照時勢斟酌，都在于看身體剪裁衣服。
一、傳體應當趨向一致。列傳、行狀收進藝文志，上一封信已辨別這種作法的不對。但是國史采取縣志，人物特別重要。大概典章、法令，國家有會典，官府有文書，這事從上而下，所以天下共同具有，即使偶爾有遺漏，不擔心沒有途徑考證。至于人物一類，如果不是官位高名望大，太常議論溢號，史臣立傳，姓名就沒有辦法傳到京城。那靜寂獨處的士人，貞潔賢淑的女子，有幸迎來表彰獎賞，查看那簿冊，簡直如同花名冊。必須等到下詔書纂修，開館後人們呈遞文辭，然後能核實，所以這事從下而上。縣志不周詳完備，那麼以後從哪里核實呢？方志的傳就是史書的列傳體。《 儒林》 、《 游俠》 ，司馬遷《 史記》 最先標出總目；《 文苑》 、《 道學》 ，《 宋史》 又劃分三科。先世儒者指責《 宋史》 獨樹旗幟引起爭端，但也只是標明題目不夠審慎而已。不像後世方志，傳記、行狀、碑文，全部列人藝文志；到了作人物列傳，又必定專門標出名目，像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依次編纂，每人多的不過八九行字，少的也許一二三行，名叫“傳略”。方志稱作使臣采訪的實錄，應當比史書詳細，卻用“略”的體裁實行，這有什麼說法呢？至于標題所不能包括，類別同時有附屬，不是把董宣放進《 酷吏傳》 ，就是在《 周臣傳》 里缺韓通。查看《 史記》 七十篇列傳，只有《 循吏》 、《 儒林》 以下九篇，標出總目。《 漢書》 自《 外戚》 、《 位幸》 以上七篇，標出總目。董江都傳里收進《 天人三策》 ，不必列人《 儒林傳》 ；東方朔特別喜愛詼諧，不必列入《 滑稽傳》 。傳的體例既然寬，就可以在規則之外記載奇特的行為。行為相似的，並列而依附；文章多的，記錄而收人。只把平庸浮泛、曲從私情作為瞥戒，不把篇幅大小當作限制，才是好上加好。
一、論斷應當保持謹嚴。司馬遷序言、引言的論斷，都稱“太史公日”如此如此，用來和敘事的文字區別開來，並不是專門標明名目。自從班固寫作贊，範嘩撰寫論，就己經略微偏斜了。南朝諸史，就在傳、志的末尾，用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照班孟堅自敘的形式作贊，用來連在論的文字後面，屋下架屋，這是多余的文字。從這以後互相沿襲，安排體例各不相同。到明太祖時編修《 元史》 ，指令宋滾等人根據事情照直記載，不加論贊。雖然寄托謹嚴的意思，不過不是公認是非的方法。我認為，是非褒貶，只想要它公平，論贊不妨附人，只是不可決意抑揚，也不可故意放縱怪異論調。那有是非明顯，不需要推斷論說的，和那傳文已經盡力抑揚，再也沒有未表達出的情意的，不必勉強撰寫，湊足那數額。
一、典章應當趨向詳盡。我認為典章從上而下，可以比記載人物簡略，然而這是盡量說傳應該更加詳細罷了，學校、祭祀，所有逐一記載在《 會典》 的，如果是州縣所常常實行的，難道可以因為這不記載？《 會典》 篇幅浩繁，購買來閱讀不是容易事，假使分散在州縣各志里，那麼人人能看到，難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嗎！何況州縣實行的典章，不過多費十幾張書版罷了。現在的方志大多刪除不記載，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一、自注應當加以斟酌。班固《 漢書》 自注，在十志里特別多。以後史學家的文字，常常用自注。宋人刻印偽《 甦注杜詩》 ，那不能勉強貫通的，就又胡亂加上“公自注”三字。後人察覺到那是作偽，反轉來糾正它說︰“古人文字，從來沒有自注。”那麼像司馬光《 潛虛》 自己加上象傳，又怎麼樣呢？方志的體制既要求詳細豐富，行文又貴在簡潔，用分類編纂的意旨，來運行紀傳的文字，不加自注，怎麼能明白流暢？只要行文所記載的事實，有必須詳細考證始末的，就可以自注。像《 潛虛》 的自己解釋文義，就不是方志的體制所適當的。
一、文選應當互相輔佐。詩文雜體收人藝文志，本來不合體制，所以上一封信想要取各體文字歸人傳、考。然而西漢文章很多，班固《 漢書》 所收之外，能見到的寥寥無幾，是因為學士的著作，必須符合史書的體例才收人，而全部詩文賦頌，沒有昭明太子、李防那樣的人先出來收集它們。史體縱向看，志體橫向看，它們聚匯而考核是相同的。然而使用聚匯而考核的方法，事情詳細而因此涉及文章；文章有關系風俗人事的，那同類頗多，史書本來不能全部收入。所以昭明太子以來，總括一代作選集，唐代有《 文苑英華》 ，宋代有《 文鑒》 ，元代有《 文類》 ，明代有《 文選》 ，廣泛選擇而編排，大的小的全都收人，那可以證實史書所不及的，不止一個例子口因此左氏編纂《 國語》 未嘗不引證諺語民謠，而十五《 國風》 未嘗不另外作一編，都由太史掌管。這是文選和方志互相有益處的明顯驗證。近代楚地督撫在《 湖廣通志》 之外，又選《 三楚文獻錄》 。江甦宋撫軍聘請昆陵邵氏編《 明文錄》 外，又撰寫《 三昊文獻錄》 等集，也補助《 江南通志》 的不及。我淺陋少見聞，不知道其它省是否都像這樣。然而就是這一方面，也可以類推。不如大致仿效《 國風》 遺意，采取那有關民風習俗的，錯綜比較，核實驗證，可以憑借來考證核對，分列詩、文、記、序諸體裁，寫成一縣的書，和縣志互相輔助，應當不會沒有益處。只是這不是您的力量所能進行的，為什麼不趁機會向主管事情的人報告呢？
一、列女應當辨別作傳體例。用“列女”當傳的名稱，從劉向開始．分別匯聚成七篇，意旨接近子書；連結《 頌》 陳述《 雅》 ，學問貫通《 詩經》 ；而排列事情寫成文辭，實在是史學書籍。班固、司馬遷的兩部史書，都缺少這傳。從範蔚宗《 後漢書》 里，開始記載列女，後世的史書沿襲《 後漢書》 ，于是成為準則。然而後世史學家所說的列女，指的是節烈，而劉向所說，卻指的是羅列。根據節烈的“烈”作列女傳，那麼貞節和殉烈，已經自然不同．至于孝女、義婦，更不符合，而閨秀、才女、道姑、仙女，永遠沒有人傳的例子了。婦女道德沒有修成，節烈、孝義之外，本來可以稍微省略；然而班捷仔的美德，班昭的史學才能，蔡淡的文學才能，難道反而不及雜技藝、歌舞藝人之類，更沒有可以流傳的道理嗎？劉向《 列女傳》 中，節烈、孝義之外，有才能的像妾蜻靖，奇特的像魯國女子，沒有什麼不記載，即使下至西施、鄭旦，也都附在里面。“列”的釋義，可以說範圍廣了。從《 後漢書》 以後，眾史書誤把羅列的“列”，當作殉烈的“烈”，于是規則之外，可記載的少，而蔡文姬人史書，人們也非議。如今應當另外設立貞節傳，用來記載受到表彰獎賞的婦女的姓名。那正編之外，如果有才華卓越，操守不同常人，或者有文采可觀，一個長處超眾的，不妨收入列女傳，而依附方技、文苑、獨行等傳的體例；期望婦女德行不完全由節烈顯現出來，而假使有一個長處值得記載的，也不致有埋沒的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