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為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為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為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于事也。文士囿于習氣，各矜所尚，爭強于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推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于事理，失其所以為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為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即推而及于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
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于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為今石首也？
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為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為縣治邪？
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為尊，結餃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于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于碑刻，畢竟不可為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干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為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為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為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岩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
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歟？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
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
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則于義為不通，而于文亦鄙塞也。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于男子抒忠。使為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雲雲，有是理乎？經生之為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為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為經典，同為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雎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為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為舟耳。詩人托以起興，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關睢》可以興淑女，而睢鳩不可遂指為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
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于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無傷于理，不害于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暖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 譯文】
志是史書體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都關系到作史方法，那麼全書中的運用文辭，也必定有規矩準繩，不可忽視。體例本來沒有固定，只是要求全書足夠能自身驗證，不致互相分歧，不需要因為意見的不相同而輕率改動。即使原來確定的八門大綱，其中分幾十個細目，略微加以調整，也足夠自成一家，已經作好目錄請教了。只是記傳敘述的人，都表現史學，史學不研究，而記傳敘述的文章，完全沒有法度。以至編修方志的人的常用語言，習慣了而覺察不出問題，不僅文辭不典雅，可能也損害事理。曾子說︰“講究言辭語調，就遠離粗俗和乖庚。”粗俗就文辭不典稚，乖決就對事情有損害。文士受到習氣的局限，各自夸耀所崇尚的，在無形的平奇、濃淡上爭高低。這就像人心不同，面貌各有區別，有什麼可爭論呢，又何必爭論呢？對于法度、主旨和體例，不知道斟酌，不僅文辭不雅正，難以流行久遠，而且對事理有害，喪失發言論的憑借。現在已經隨著文字改正，附上商榷意見了。恐怕不了解必定改正的原因，簡要舉出幾方面，當作梗概。這樣就不僅志的體例簡潔清晰，即使推廣到記傳敘述的文章，也沒有不能清楚明顯、剛勁凝練的，切實有用，不致有虛浮的文辭妨害實事。
例如《 石首縣志》 ，行文動不動稱石邑，對事情有害。地名兩個字，摘取其中一個字，那麼地名中有一個字相同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就像石首稱石，那麼古代的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現在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棣縣，江西、廣東又都有石城縣，後世看的人，從哪里知道就是現在的石首呢？至于把縣稱作邑，也是習慣了而不察覺那實際情況，不可當作法則。邑，是城堡的通稱，大到都城、省城、府州的城，都可以稱邑。《 詩經》 稱“京邑”，春秋時各國往來交好，自稱“敝邑”，難道獨獨是現在縣的稱呼嗎？小到鄉村築堡，十戶人家的村莊，都可以稱邑，難道也是縣治嗎？
至于稱現在的知縣是知某縣事，也不是實際情況。宋代用京朝官知外縣事，身分比縣令尊貴，簽署官餃仍然帶京朝官職，所以說某官知某縣事。現在如果沿用那稱呼，後人必定用宋代制度推測現在的制度了。像邑侯、邑大夫，是治下尊稱他的辭語，用在詩文里可以，用來敘事，粗俗又乖庚。邑宰是春秋時的官，雖然漢代人用在碑刻上，畢竟不可當作法則。令尹也是古代官名，不可濫用以致迷惑後人。官稱不用當代制度，而多用掉書袋的話，對事理非常有害。曾經記得有稱別人先世為司馬公的，恰好想要考察那人先世，對這迷茫了幾天，沒有得到解釋。大概世俗喜歡用掉書袋的話，用《 周禮》 的司馬，稱呼現在的兵部，然而兵部尚書、侍郎和它們的屬官，都可以通稱司馬，已經難區別了。另外，府同知俗稱也是司馬，州同也有州司馬的稱呼。從兵部尚書直到州同，那官職相差懸殊了。“司馬公”三個字，現在的人已經不能辨別是什麼官，何況後世呢？用古代的成均稱現在的國子監生，用古代的庫序稱現在的糜生、增生、附生，明經本來和進士分科，而現在是貢生的通稱。這樣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功貢、凜生、增生、附生、例貢十等，區別就不能知道了。顯達的高官，謐號大抵是恭、文、鼓、敏；文人學士，別號大多是峰、岩、溪、泉。謐號就稱公，別號就稱先生、處士，或者像祝壽的頌辭，或者像超度死者的禱告，那格式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項籍說︰“學寫字記得姓名就足夠了。”現在讀那書，看到那事，卻不知道那人什麼姓名，難道可以當作史學家記載事情的方法嗎？
又例如雙名只稱一個字，古人已經早就指摘這種作法的錯誤。如杜台卿稱卿，語言就不完整，而荀卿、虞卿都可以通用。安重榮稱榮，語言就不完整，而桓榮、寇榮都可以通用。至于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和命名的意思相反，難道還能說是那人嗎？婦女有名的稱名，無名的稱姓，《 左傳》 、《 史記》 以來，對這沒有改變的。現在編修方志的人都除掉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就在道理上是不通，而在文辭上也淺陋閉塞。現代為節烈婦女寫傳文，往往不稱姓氏，就用節婦、烈女稱呼她們，尤其損害事理。婦人守節，比照男子獻納忠心，假使為關龍逢、比干等人作傳，不稱關龍逢、比千的名字，而稱忠臣雲雲，有這道理嗎？經生作八股文，首先用兩句話破題，破題按例不寫姓名，對先師孔夫子就稱聖人，弟子就稱賢者，顏子、曾子、孟子就稱大賢，大概仿照律賦發端，先虛寫後實寫，試帖詩的格式是這樣。現在用那方法來稱呼節孝婦女，真是人們所說的習慣了而覺察不出問題。
柳子說︰“參驗《 史記》 來顯示簡潔。”沒有不簡潔而可以談論史書文字的。文字怎樣算作簡潔？選擇辭語要讓它純粹而不駁雜。古人讀《 易經》 就像沒有《 尚書》 存在，說的是不駁雜。同樣是經典，同樣是聖人的言論，假如用《 易經》 龍交戰流血、大車滿載鬼的形象，而加人《 尚書》 考查古代傳說的文字，取《 詩經》 出現熊和蛇、魚和旗幟的夢，而連接在《 春秋》 “春王正月”記事的下面，那麼聖人的事業荒廢，而六經的文字將會不簡潔了。現在為節婦作傳，不敘述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志柏舟”，文字的意思不能理解。柏舟，用柏木做舟船而已，詩人憑借它來引發事物，並不是柏舟就是貞節的實事。“關雄”可以用來引發淑女，而堆鴻不能就指明是淑女；“鹿鳴”可以用來引發嘉賓，而鳴鹿難道能就指明是嘉賓？道理很明白。但記事的文字里，摻雜進詩賦里經過修飾的華麗詞語，怎麼辦呢？孔夫子說︰“一定要糾正名稱吧！' ’文字就是名稱的匯聚。“名稱不糾正，說話就不得當”，而事理在這里不能被闡明。所以書有體制，文章有法度，君子不能不 這樣。假如順從世俗而對道理沒有損害，對事情沒有妨礙，即使不是古人有的，自然可以援引那順著時勢變通的道理，現在也不完全堅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