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于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木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
大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
余曰︰“余于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之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
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以數于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治革，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
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為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宿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著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于一方之實用者，則皆核實可稽，斷無誤于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于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余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于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
夫方志失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于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于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于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為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跡，故取名憎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跡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力專門。古跡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于方志，非通裁也。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于《春秋》。其所誅貶，極于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于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于奸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于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于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于怪妄也。”
【 譯文】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年的夏天，和戴東原在寧波道官署相遇，馮君弼正擔任寧紹台兵備道員。戴君經學精深貫通，在公卿間久已著名，而不懂史學。• 听我談論史事，就氣勢傲慢地壓迫人。看到我的《 和州志例》 ，就說︰“這在體例方面，很古雅，但是編修方志不看重古雅。我編撰《 汾州志》 等，都順從世俗，絕對不和別人不同，也沒有固定的主旨和體例，只是依照它們所便利的罷了。方志是用來考查地理的，只要在地理沿革方面盡心，那麼方志的任務已經完成。夸張地談論文獻，難道是所說的緊急事情嗎？”我說︰“我在體例方面，追求那正確罷了，不是有心追求古雅。然而得到那正確的，沒有不符合古雅的。如果說只需要順從世俗，那麼世俗人都可以做這事，又哪里需要選擇人然後交給他做呢？方志像古代國史，本來不是地理專門書。如果說只重視沿革，而文獻不是所急切的，那麼只作一篇沿革考足夠了，為什麼要集合眾人開設方志館，聚集費用達到幾千兩銀子，語言謙恭，禮品優厚，邀請您老遠地前往，曠日持久，寫成書又接連幾函呢？況且古今沿革，不是我主觀推測所能寫成的。考察沿革的人，從書籍得到憑借。書籍都存在，人人能考察，即使我現在有錯誤，後入還能更正。至于一個地方的文獻，正當時候不對它們搜羅，編排沒有得到適當的方法，舍棄和采取或許違背那合宜處，那麼以後會有散失難考察、埋沒無聞的了。謀劃事情的要點，不如取後人所不能糾正的，用上心意。那麼依照我的看法，考察古代本來應當周詳審慎；不得已而情勢不能兩全的時候，不如重視文獻而看輕沿革。”戴看別處而對人說︰“沿革如果錯誤，是整部書都錯誤了。名稱叫作這一府或州的志，實際不是這一府或州，行嗎？”我說︰“所說的沿革錯誤而整部書都錯誤的情況，也只能誤人書籍里可以考察出的古事罷了。古事誤人，也可以根據古書糾正，事和沿革相當。至于三四百年之內，遺失的文獻散見別出，和那口頭流傳、不能斷定到後人時不會埋沒的，還有興辦有利事業，切合一個地方的實用的，就都真實可考察，絕對不會在沿革考察方面出錯，而不切合這一府或州的。”
馮君說︰“方志總括古今，才是完整的書，難道只是為三四百年以內設置的嗎？”我說︰“史部的書，詳細敘述近事，簡略敘述遠事，各家大都這樣，不只是在方志。《 史記》 在漢朝制度方面詳細，敘述舜、夏、商、周時的事，也頗有明顯和六經違背的。然而六經都存在，人們可以憑借來糾正司馬遷的錯誤，那麼司馬遷的書雖然有錯，還沒有造成損失。秦、楚之際，下到漢武帝天漢年間，一百來年間的事，人們將完全依據司馬遷的書，司馬遷在這里不詳細敘述，後世從哪里考察那些事呢？現在編修方志的人，一定想要總括今古，大概因為前人編修方志，大多鄙陋，沒有什麼可選取，不得已而陳述主旨制定體例，就像創始一樣。如果以前的志沒有缺憾，就只應當接續它所有的；前志有缺少的，只應當補上它所沒有的。方志的編修，遠的不過百年，近的不過三四十年。現在遠遠地限定在三四百年，是因為那事雖然依次編修，而意義和創始相同，特地為這放寬謀劃罷了。如果以前的志可取，正不必所有方志都謀劃到三四百年。編修方志，不是顯示外觀華美，是想要求得實用。時勢不同，舊志不能同時包括各方面，所以遠的或許百年，近的或許三四十年，需要再編修。如果說只考察沿革，而其它不是所重視的，那麼沿革明顯，不須考訂的州縣，可以不用編修方志了。”馮君恍然大悟說︰“對。”
戴抖抖衣服就離開了。他第二天給我看《 汾州府志》 ，說︰“我在沿革之外，不是沒有獨特見識。舊志人物門類，首先是‘名僧’，我想要刪去它，而所記載的實事那樣突出，又不能除去。然而僧哪里可以當作人？其它方志編排在人物之中，很沒有見識啊。我想名僧必定住在古寺，古寺應當歸屬古跡類，因此取名僧事跡歸于古跡。平庸的史官不理解這首創體例。”我說︰“古跡不是方志所重視的，應當在地圖附見，不應當本身成為專門。古跡設立專門，是一統志分類編纂的名目，淺陋的儒者沿用它，收進方志，不是貫通的裁斷。如果說僧不可以當作人，那麼他們血肉的軀體，不是木頭不是石頭，到底是什麼事物呢？歷史著作的體例最嚴格，在《 春秋》 達到極點。《 春秋》 所斥責貶低的，對亂臣賊子達到極點，也只糾正那名稱而斥責貶低，沒听說不把他們當作人，而在著述原則上和圓首方足的同類不相同。況且方志的人物仿效史書體例，史書對奸臣叛賊，還和忠良一同排列在傳里，沒听說不把他們當作人，而附在地理志的。削除僧事而不記載，不超過凡庸儒者的見解。把古跡當作名僧遺留的痕跡，而不用人物作名目，那麼會稽記載禹穴，而人物部分沒有禹；堰師記載湯墓，而人物部分沒有湯；曲阜記載孔林，而人物部分沒有孔子。那名僧何等幸運，而能和禹、湯、孔子同樣享有尊貴呢？沒有見識而勉強裝作通曉事理，本來不如平庸還能避免怪異虛妄。”
